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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歷史悠久，先秦時代就修訂歷法，《尚書.堯典》中就曾有明文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制定于西漢的《太初歷》，則是我國第一部具有詳細文件記載的歷法，其中更是提出了二十四節氣的概念，為日后修訂歷法所沿襲。
《時憲歷》頒行于清初，其前身是為明末所編纂的《崇禎歷書》。此歷書是由徐光啟所主持編纂，在修訂此歷的過程中吸納了大量的西洋傳教士共同修訂而成，共有137卷。《崇禎歷書》修成后，由于明末戰亂和守舊大臣的阻撓等原因未得頒行。直至明清鼎革之后，參與修訂歷法的德國籍傳教士湯若望上書清廷獻新歷，得到了清廷的重視，清廷采用這一歷法后由禮部上疏請為此歷法定名，睿親王多爾袞稱：“宜名‘時憲’，以稱朝廷憲天乂民至意”。將其定名為《時憲歷》，后到高宗朝時為避上諱改稱為《時憲書》。作為一部新頒布的歷法，《時憲歷》采用了西方的新式技術，比之前所通用的《大統歷》更加精準。湯若望向清廷呈獻歷法的當年，清廷就曾對此歷法進行校驗，“八月丙辰朔午時，日食二分四十八秒，大學士馮銓，同若望赴觀象臺測驗覆奏，惟新法一一菂合，大統、回回二歷俱差時刻”，可見《時憲歷》之精準，勝于舊歷。
而對于由西方人所主編的《時憲歷》，朝內也多有人表示不滿。康熙三年，依禮部議，將《時憲歷》書面的“依西洋新法”改為“奏準”。次年更是以湯若望新訂歷法擅改星宿、用洪范五行，“以致山向、日月俱犯忌殺”為由，請將其凌遲斬決。湯若望僥幸免死，但李祖白等五人皆被處死，《時憲歷》也被廢止不用，重新采用明代的《大統歷》。
此后，湯若望也多為新歷爭言。康熙七年十二月，湯若望上書彈劾吳明烜編纂的《康熙八年七政時憲書》多有謬誤，清廷遂派遣官員與湯若望一同校驗。次年二月，議政王等上疏稱：“圖海等赴觀象臺測驗，南懷仁所言皆合，吳明烜所言皆謬，問監正馬祐等，亦言南懷仁所算實與天象合。竊思百刻雖行之已久，但南懷仁九十六刻之法既合天象，自應頒用”。于是《時憲歷》再次得以施行。《清史稿》對其評價說：“明之大統術，本於元之授時。成化以后，交食往往不驗。萬歷末，徐光啟、李之藻等譯西人之書為新法，推交食、凌犯皆密合，然未及施用。世祖定鼎以后，始絀明之舊歷，依新法推算，即承用二百六十馀年之時憲術也。光啟等龂龂辨論，當時格而不行，乃為新朝改憲之資，豈非天意哉！”，對《時憲歷》的肯定，躍然紙上。 參考文獻： 1.《尚書》 2.趙爾巽主編，《清史稿》 3.吳伯婭，《與西學入朝》    小編 ：閆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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