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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著名作家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的代表作《撒旦探戈》，因作家極富個性的語言表達，被視為“不可能翻譯成中文”的作品。旅居匈牙利的華裔翻譯家余澤民，用了大概3年的時間，跋涉于艱澀的匈牙利原文和中文之間，終于翻譯出中文版《撒旦探戈》，由譯林出版社出版。 余澤民撰寫的這篇翻譯手記，既是對這一翻譯過程的記錄，更是文學背后作者與譯者之間跨越文化的相遇與相知的呈現。 人生路上的一塊“路牌” 在我的人生路上，遇到過的有形無形的路牌有許多塊，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就是其中之一。 對我來說，拉斯洛的重要并不在于他后來獲得了曼布克國際獎，也不在于他寫的《撒旦探戈》和《戰爭與戰爭》受到蘇珊·桑塔格毫不吝嗇的褒獎；對我來說，拉斯洛的重要在于25年前他的偶然出現，把我引上了我從未料想過的文學翻譯之路。 據作家介紹，他的家姓來自一個地名——克拉斯諾霍爾卡，位于現在的斯洛伐克境內，那里有座著名的克拉斯諾霍爾卡城堡，始建于13世紀。有一次，拉斯洛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提到：城堡在2013年，被一場“由兩個男孩抽煙引發的大火”燒成廢墟。顯然，意在強調這一貌似偶然的事件，與他作品之間存在著的歷史、文化、命運上的秘通暗連。人類的災難是他小說永遠的主題，從《撒旦探戈》到《戰爭與戰爭》，從《烏蘭巴托的囚徒》到《天空下的廢墟與哀愁》，書寫的都是人類走不出自己畫的怪圈。 我跟拉斯洛的第一次見面是在1993年初春，在匈牙利南方的一座小城塞格德市。 我的一位朋友海爾奈·亞諾什，他說要介紹我認識“當代最優秀的匈牙利作家”，并且說，這位作家很想跟我聊聊中國。 這位“當代最優秀的匈牙利作家”就是拉斯洛。他身材瘦高，臉膛黝紅，唇須下掛著友善的微笑。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藍眼睛，那種藍是在別人的臉上沒見過的，是正午陽光下死海淺灘的那種藍，清澈透亮，不含雜質。 當時我29歲，他39歲，《撒旦探戈》已出版9年。 《撒旦探戈》這個書名，對國內讀者來說并不很陌生。因為，它是2015年曼布克國際獎得主的代表作、后現代名著，而且作者多次來過中國。喜歡歐洲文藝片的國內影迷更會知道，匈牙利著名導演塔爾·貝拉曾將這部小說改拍成一部七個半小時的黑白故事片。搞電影的人更清楚，塔爾·貝拉導演的所有影片，幾乎都出自《撒旦探戈》作者一人之手。 充滿神秘而冷酷的隱喻 《撒旦探戈》是拉斯洛的處女作，也是代表作，充滿了神秘而冷酷的隱喻。作者在奠定自己文學風格的同時，達到了自己的高峰。一個個具有作家獨特風格的復雜長句，纏絞，如火山爆發時殷紅的熔巖順著地勢緩慢地流淌。 小說的構架十分奇特，帶著強烈的音樂性，有時讓我聽到譚盾的《火祭》，有時透出柴可夫斯基《悲愴》的韻律。雖然場景荒僻，但是敘事宏大，在沉緩、苦澀的敘事內部有著魔鬼般力量的指揮和驅動。正是這種撒旦的旋律，像擺布棋子一樣擺布著每一個角色，操縱他們的每一個步伐、每一個動作，甚至每一個念頭。 故事發生在一個窮鄉僻壤的小村莊，那是一個曾經紅火過一陣、現在已被廢棄了的農業合作社，絕大多數居民陸續逃到別的地方謀生，只剩下十幾個人無處可逃，在陰雨連綿、一片泥濘的晚秋日子里，演繹著酗酒、通奸、陰謀、背叛、做夢與夢破的活報劇。 《撒旦探戈》的12個樂章環環相扣，首尾連接，描繪了人類生活的可悲、絕望、慘敗與毀滅，既充滿了憂郁，也充斥著荒唐，否定了一切幻夢和希望。盡管也有短暫的麻痹和可笑的樂觀，但最終揭示的還是一個關于絕望的真理。正如曼布克國際獎評委會主席、英國作家瑪麗娜·華納所說，“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是一位有深刻洞察力的作家，并擁有非同尋常的熱情和表現力，抓住了當今世界形形色色的生存狀態，精細刻畫出那些可怕、怪異、滑稽、既驚悚又美麗的生存機理。” 恍惚到過小說中的現場 那天，拉斯洛跟我聊起了他一年多前的中國之行。1991年，他以記者身份到了中國，從此迷上了中國文化，他稱中國是“在世界上僅存的人文博物館”。從中國回來后，拉斯洛不僅要全家人改用筷子吃飯，而且無論走到哪兒，都不忘搜集與中國相關的書籍，關心與中國有關的消息。他尤其崇拜李白。 我們聊得投機，他索性邀我隨他一起回家小住幾日，連夜開車把我帶到布達佩斯北邊山區的一個小村莊，我在那里住了一個星期。 拉斯洛起床很早，清晨五六點就開始伏案寫作。寫累了，或者彈一曲鋼琴，或者坐在門外臺階上彈吉他，唱西班牙情歌或美國鄉村民謠。村子里只有百十戶人家，村頭的一家小酒館是村民們交換信息的地方，燈光昏暗，充滿煙酒氣，偶爾有人醉醺醺地拉手風琴、查爾達什或探戈曲。后來我看《撒旦探戈》時想起這個小村，恍惚感覺自己到過小說中的現場。 在這個村莊小住的日子里，拉斯洛將他的故事娓娓向我道來。 1954年1月5日，拉斯洛出生在匈牙利西南部的久洛市。在久洛市，他讀完了職高的拉丁語專業，而后在塞格德和布達佩斯學習了兩年法律專業。 但拉斯洛迷戀文學由來已久。梅爾維爾曾對他影響最大，他在13歲那年就讀了《白鯨》。不過，小說里引發他興趣的并不是鯨魚，而是亞哈船長。拉斯洛說：“我將自己想象成他，將自己置身于他的處境，好多天，好幾個星期，我一個人在后院站很長時間，在那里我見不到任何人，就像亞哈船長站在海上暴風中的船甲板上。” 拉斯洛有一個比他年長6歲的哥哥，也曾是一位文學青年。拉斯洛第一次聽到“卡夫卡”這名字，就是在哥哥的朋友圈里，當時那群大孩子正熱烈地討論《城堡》。許多年后，拉斯洛回憶說：“在那個時候，我雖然讀了卡夫卡的小說，可我一點也看不懂，坦白地講，我對小說里的主人公K.感到懼怕，無論如何，我都不想把自己想象成他。我在那個年齡，讀到了亞哈船長，我能夠理解他，所以是他救了我。今天的情形完全不同，今天我不理解亞哈船長，我與K.有情感共鳴。”于是，在《撒旦探戈》的開篇，作者就引用了《城堡》里的一句話做引語：“那樣的話，我不如用等待來錯過它。” 甚至把右手也伸進了火里 1977年，23歲的拉斯洛在文學雜志《運動的世界》上發表了短篇小說《我曾相信你》。同年，他轉到羅蘭大學文學院讀大眾教育專業，讀書期間勤工儉學，做過很多工作。 年輕時的拉斯洛充滿了社會理想。1983年，大學畢業，他抱著用文化拯救貧困的愿望離開了都市，到一個小山溝里當文化館的圖書管理員。那是一個吉卜賽人聚居的小鎮，所謂的“文化館”不過是一幢低矮破舊的老屋，藏書不過幾千冊。在那里，拉斯洛開設了“讀書課”，為小鎮里的孩子們講故事，后來還從城里請來演員、作家跟孩子們見面。漸漸地，不僅孩子們，連鎮上的成年人也成了文化館的常客。 然而，拉斯洛只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原因是一場莫名其妙的午夜大火將文化館燒成了灰燼。“你們看，就是因為那一把火燒掉了小圖書館的幾千冊藏書。所以作為補償，我應該多寫幾部。”拉斯洛和朋友們打趣說。失業后，他打各種各樣的短工，并開始創作處女作《撒旦探戈》，靈感就源于這段特別的生活感受：“我曾在一家奶牛養殖場值夜班……有一次，房東讓我給他當幫手閹割小豬。我要在庭院里抓住小豬的兩條前腿，一個大鼻子男人跪在小豬的兩條后腿之間，用一把鋒利的尖刀為小豬做手術。我實在無法忍受這個場景，慢慢抬起頭來。我將頭越抬越高，直到看見最高的屋頂，就在這一刻，我看到了剛剛升起的太陽。那輪太陽非常巨大，棕色的，就像一個世界末日開始的信號。干完活后，我進到屋里，并沒有躺下，而是坐下來寫《撒旦探戈》。因為那一刻的景象，使整部《撒旦探戈》在我的腦子里完成，我只需把它寫下來。” 在拉斯洛寫《撒旦探戈》期間還發生過一個小插曲。寫到三分之一時，他突然覺得自己寫得很糟糕。出于失望，他把手稿丟進了爐膛。為了教訓自己，甚至把右手也伸進了火里。手被燒傷，疼得鉆心，他沿著一條小溪狂跑了幾小時。 后來，他重新開始寫《撒旦探戈》，書寫好了，燒傷也愈合了。 像酒館里的客人喋喋不休 我讀拉斯洛的第一部作品并不是《撒旦探戈》，而是他的短篇小說集《優雅的關系》。我不但翻著詞典讀了，還花了一個月時間將其中一篇《茹茲的陷阱》翻譯成中文，幾年后發表在《小說界》上。那是我文學翻譯生涯的起點。 拉斯洛的語言風格非常艱澀，整篇小說不分段落，經常讀了半頁還不見句號，故意讓人有窒息感。但是，只要你不放棄，就會慢慢建立起一種特殊的閱讀關系，一種類似虐待狂與受虐狂的互動關系，越讀越有滋味。 翻譯《茹茲的陷阱》讓我獲得了一種全新的閱讀體驗，第一次被如此艱澀、精密、纏繞的語言所吸引，越是難讀，越是想讀。這篇小說譯成中文只有一萬字，但讓我染上了翻譯的癮，一發不可收。不到3年的時間里，我翻譯了20多位作家的30多個短篇。 我跟拉斯洛初識的時候，我倆做夢都不可能想到，20年后我會成為他的“中國聲音”，我倆的名字會并列印在《撒旦探戈》的封面上。 2016年，我終于完成《撒旦探戈》中文翻譯，從著手翻譯到交稿用了大概3年的時間。這次翻譯對我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因為作家個性化的文學標簽就是“克拉斯諾霍爾卡伊式長句”。 在拉斯洛看來，短句簡單無趣，能承載的東西有限。當一個人思維奔涌、表達欲膨脹時，肯定會選擇用長句，就像酒館里的客人一樣喋喋不休，不使用句號，一晚上只說一句話。當然，作家的嘮叨與酒鬼不同，與表現欲一同膨脹的還有文字的野心與詩意。即便在母語文學中，他的長句也獨樹一幟，對絕大多數的匈牙利讀者來說也是閱讀上的挑戰，他的句式既很難讀又很耐讀，細膩又粗糲，細碎又宏大，構設精密，富于律動。如果翻譯不好，會讓人讀起來覺得上氣不接下氣。（余澤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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