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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麓書院,坐落于湘水之濱,南岳之麓,四周林木蔭翳，院內幽靜雅致。一千多年來，眾多博學鴻儒在這里開壇設講，湖湘文化也由此形成。晚清時期,這里走出了曾國藩、左宗棠等洋務運動的領袖人物。 據歷史文獻記載,唐末五代智璇等兩個和尚，推崇儒者之道，在此割地建屋，購書辦學，形成了一個學校的雛形。北宋開寶九年（公元976年）,潭州太守朱洞正式將它擴建為書院，于是，岳麓書院成為了具有一定規模的高等學府。又過了二十多年，潭州太守李允則重新擴建書院，他上奏朝廷，為岳麓書院修廣舍宇，并請得了國子監的典籍。李允則的擴建，奠定了書院的基本格局。 北宋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周式任岳麓書院山長（注：古時書院的最高領導）。周式辦學成績卓著，聞名天下，受到了宋真宗的召見。宋真宗要任命他為國子監主簿，留在宮中講學，但他堅持要回岳麓執教。宋真宗為其精神所動，只得答應他的回山請求，賜給其內府書籍，并書“岳麓書院”匾額。 北宋后期，岳麓書院被納入到“潭州三學”的教育體制之中。所謂“三學”，即指潭州州學、湘西書院、岳麓書院，在者分成三個等級，學生通過考試，以積分高下逐級安排升舍。官辦州學學生考試成績優良者可升湘西書院，最高者方可升岳麓書院。這樣一來，岳麓書院名副其實地成為了地方的高等學府。 在朝廷和各級官府的支持下，北宋書院蓬勃興起，并產生了一些全國著名的書院，如岳麓書院、嵩陽書院、白鹿洞書院和應天書院等。從歷史淵源、發展規模以及辦學成效講，岳麓書院確已處于北宋書院之首。 南宋是中國書院制度的繁榮時期。南宋書院發展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理學思潮（注：理學是融合儒、釋、道三教三位一體的思想體系）和書院制度的密切結合。岳麓書院在南宋走向鼎盛，也是與理學思潮的相互影響分不開。 南宋乾道元年（公元1165年），劉珙任湖南安撫使知潭州，開始修復岳麓書院。岳麓書院修成后，由張栻主持書院教事。張栻和朱熹、呂祖謙齊名，并稱“東南三賢”。他主教書院之后，除了繼續實現其教育功能外，又增加了學術研究的功能。 與此同時，其他學派的學術大師也在岳麓書院展開學術會講。當時，湖湘士子聞風而動，紛紛來此研習理學，形成了湖湘學派，在南宋政治界、學術界產生一定影響。 1167年,朱熹不遠千里從福建崇安來到長沙。朱熹當時就是一名頗有名望的學者，來聽講學的人很多，盛況空前。這次岳麓會講開創了不同學派在書院會講的先河。1194年，朱熹任湖南安撫使再到潭州，在任期間，他著手振興岳麓書院教育。朱熹興學岳麓，對書院影響最大的舉措是頒布“朱子書院教條”，使岳麓書院第一次有了正式的學規。 元朝時期,岳麓書院仍在綿延辦學。明代岳麓書院教育還有進一步發展，規制更加完備。尤其是明中葉以后，王守仁及其弟子們紛紛來岳麓書院講學，他們所倡導的心學思潮對岳麓書院的學術、教育發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清初，岳麓書院更多地得到官方的支持，因此，書院的院舍建設、經費收支、管理體制等方面都有進一步發展完善。康雍乾三朝，對岳麓書院都大力扶持,，多方褒獎。清代岳麓書院不僅有理學傳統的深刻影響，還受經學傳播的影響。（注：經學可簡單地理解為注解儒家經書的學問。） 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的100多年，中國進入社會急劇變革的近現代，中國的教育體制也處于不斷變革的過程中。后來，遂有“廢書院興學堂”、“廢學堂興學校”的不斷變革發展。從1903年至1926年的20多年時間里，發生了“岳麓書院—湖南高等學堂—湖南高等師范學校—湖南公立工業專門學校—湖南大學”的學校更替，終于完成了從古代書院到現代大學的學制變革。 辛亥革命后,湖南的政界、文化教育界，就有不少人士考慮在岳麓書院辦學的基礎上創辦湖南大學。1916年籌辦湖南大學的呼聲更高，湖南教育界著名人士胡子靖、楊昌濟、楊樹達、劉宗向、易培基等大力提倡。楊昌濟（注：楊開慧的父親，毛澤東的岳父）是岳麓書院的學生,對岳麓書院的教育傳統有深刻的理解和切身的體會。他1913年留學歸來，即開始醞釀創辦湖南大學。 1926年2月1日，在岳麓書院原址上正式成立省立湖南大學。當時的《湖南大學校歌》中，明確寫明湖南大學是“承朱（熹）張（栻）之緒，取歐美之長”，既要求繼承岳麓書院千年辦學的傳統，又要求學習歐美的文化教育優長，反映了湖南大學作為一所既有傳統繼承、又有創新發展的現代大學的特點。 1949年8月，長沙和平解放，9月長沙市軍管會接管湖南大學，首任校長為李達。1950年毛主席手書“湖南大學”額，標志著湖南大學進入新的歷史時代。 從晚清至民國的百年期間，由于中國發生急劇變革步入近代社會，岳麓書院師生在這重大的社會轉型時期，也實現了學術文化的轉型。他們站在近代變革的前沿，力圖推動中國的近代化進程，在中國文化史上發出耀眼的光彩。 岳麓書院的知識群體既重視對宇宙人生的大本大源的思考，還有濃厚的經世情懷，總是表現出關懷現實政治、力圖康濟時艱的強烈愿望。而當中國正在發生“天崩地解”式的社會劇變時，岳麓師生的經世之志表現得尤為強烈。所以，在中國近代每個重要的歷史階段，岳麓書院的知識群體總是走在時代的前沿，在中國近代史上再度發出耀眼的光彩。 中國近代化的起步,是從這個時期的引進西學、西藝，興辦新式學堂和近代工業開始的。在目睹西方列強的船堅炮利之后，魏源是國內最早倡導改革開放、并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倡議者。 魏源等人倡言“師夷長技”,而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羅澤南、郭嵩燾等人則是以自己的社會政治實踐實施“師夷長技”。這批湘軍頭領最早在國內創辦近代軍事工業、近代學校、派遣外國留學生。因此，他們也就成為中國近代化運動的第一個階段—洋務運動的領袖人物。從魏源到曾國藩，代表了岳麓書院學生在求新中實現著向近代化文化的轉型。 甲午海戰以后到辛亥革命之,因甲午海戰中腐敗的清帝國敗之于日本，激發了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倡導學習西方、進行社會政治制度的近代化變革的決心。岳麓書院學生以創辦傳播新學的新式學堂，編輯出版宣揚維新的報刊和圖書，舉辦各種各樣倡揚維新變革的講學活動。 譚嗣同、陳天華、唐才常、黃興、蔡鍔、程潛，均是那個時代新思想、新文化的倡導者，為推動中國的君主立憲制度、民主共和制度的建立作出了貢獻。與這場制度文化近代化過程相一致，湖南的維新運動成為“全國最富朝氣的一省”，湖南也涌現出一代辛亥革命的豪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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