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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下稱“《公司法》”）第71條第4款規定有限公司“公司章程對股權轉讓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系法律賦予公司意思自治權的表現之一，然在實踐中公司章程就股權轉讓的限制性規定的效力存在較大爭議。筆者在親自起草的眾多公司章程過程中，遇到過很多企業就股權轉讓提出了一系列限制要求。筆者以為，分析公司章程就股東股權轉讓的限制性條款的效力，十分必要，公司亦可在章程的設計上有所參考。筆者將以一問一答的方式，探討如下。
一、公司章程能否約定股東對外轉讓股權須經全體股東一致同意？ 《公司法》第71條第2款規定，股東向股東以外的人轉讓股權，應經其他股東過半數同意，從其規定上說，只要公司章程的規定不違背“其他股東過半數同意”，即不違背法律的規定。事實上，現行工商局登記公司股權變更手續時，均要求公司股東在股東會決議上簽字蓋章，此為通常做法。但值得注意的是，公司章程雖可規定股東對外轉讓股權須經股東會全體股東一致同意，但須有相應的救濟措施，即不同意轉讓的股東必須購買；不購買，又不同意轉讓的股東，視為同意轉讓。
二、公司章程能否約定股東對外轉讓股權須經董事會一致同意？ 股東轉讓股權是股東的基本權利，股東對外轉讓股權需征得其他股東過半數同意是基于有限公司的人合性，和保護其他股東的優先購買權。如果股東股權轉讓需經董事會一致通過，則不同意轉讓的董事是否要購買轉讓的股權沒有法律規定。一旦董事會不能一致通過，股權便不能轉讓，則股東的利益無法得到保護。即便從股權轉讓的實際操作來看，公司變更股東須經股東會決議通過，如果股東會已經決議通過股權轉讓，董事會決議與否又如何能夠對抗股東會呢？從此點分析，筆者以為公司章程約定股東對外轉讓股權須經董事會一致同意，不具有可操作性。
三、公司章程能否規定股東禁止對外轉讓股權？ 股權的流通性是股權的一大特征之一，股權對外流通系增加公司活力，實現公司收益的有力途徑，法律允許公司章程就股權轉讓設限，但如何限制均有度，即限制的本身是有限制的，禁止股東對外轉讓股權，同時又不給予股東一定的權利救濟渠道，將違背公司法的立法精神，絕對禁止股權對外轉讓的章程約定也因不符合法律精神而無效。已經原則上通過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若干問題的規定（四）》第二十九條規定：“有限責任公司章程條款過度限制股東轉讓股權，導致股權實質上不能轉讓，股東請求確認該條款無效的，應予支持。” 從有限公司的人合性保護來看，股東既然想通過對外轉讓退出公司，說明其已經不愿意與其他股東繼續合作，在轉讓的股東心目中，公司人合性的基礎已經不再重要，因此沒有必要仍然束縛在公司。有意退出的股東仍留在公司對于人合性的保護非但沒有好處，反倒有所損害。 值得注意的是，公司章程雖規定了股東禁止對外轉讓股權，但給予了大股東回購、公司回購等相應的救濟渠道，則需全盤考量條款設置的有效與否了。如就股東退股做出了較為人性化的公司回購條款，大股東強制受讓條款等，均可認定為具有合法有效的救濟渠道。
四、公司章程能否約定股東僅能向特定對象轉讓股權？ 股東僅向特定對象轉讓股權，系在簽訂有一致行動人協議的企業的通行做法，如股東在一致行動人協議中約定僅能在一致行動人內部轉讓股權，我們認為該協議是股東之間的內在約定，合法有效。倘若將這樣的約定搬到公司章程中去，則需要全盤衡量公司章程規定的有效性。筆者認為若公司章程僅規定股東只能向特定對象轉讓股權，而不規定特定對象在不同意受讓股權情形下的救濟途徑，則這樣的規定，明顯存在變相禁止股權轉讓之目的，因認定為無效；若公司章程規定了特定對象在不同意受讓股權情形下的權利救濟，則可視具體權利救濟的可操作性衡量有效與否了。
五、公司章程能否約定股東A轉讓股權，股東B必須一并轉讓股權？ 股東A轉讓股權，股東B必須隨之轉讓股權，我們稱之為“拖帶”，實踐中尚有“隨售”一說，通常系PE在進行股權投資時慣常用到的伎倆。如用在PE方與公司實際控制人簽訂的《投資協議》中，一般可認定為合法有效，倘若將之搬到公司章程中去，則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在公司成立之初，公司章程類似于發起人協議，系全體股東意思表示一致的產物，成立之初的章程就“拖帶”、“隨售”的約定，我們認為系股東個人意思的真實反應，不違背股東個人意愿，應為合法有效。倘若在公司成立后，股東通過章程修正案之形式，修改了相應的公司章程，則需就章程修正案的表決情況進行具體分析。依據《公司法》的規定，通過公司章程修正案僅需2/3以上股東同意，倘若有1/3股東不同意“隨售”、“拖帶”的約定，則依據股東會決議，將關系股東個人利益的“股東權”強行逆施于股東個人，侵犯了股東個人利益，當屬無效之約定。
六、公司章程能否約定股東在離職后，必須強制出讓股權？ 就股東離職后，公司是否可以通過修訂公司章程的形式，強行讓股東退出，司法判例中，多數法院裁決為無效，理由為股東權的自由轉讓是股東固有的一項權利，股東權一經設立，除非經合法轉讓，或由國家強制力予以剝奪，或公司經清算程序予以分配，否則不能被變動。因此，股東權的自由轉讓原則理解為強行性法律規范中的效力規定，凡違反該原則，限制股東權自由轉讓的章程條款應歸于無效（參考案例：周巖訴江蘇大豐豐鹿建材公司轉讓股權案；滕芝青訴常熟市建發醫藥有限公司股東權糾紛一案常熟市法院（2006）常民二初字第335號民事判決書） 但筆者認為，公司章程約定股東在離職后強制出讓股權的有效與否需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如股東在章程修正過程中，就股東離職后強行出讓股權投了贊成票，該約定對股東個人具有法律效力；如股東在章程修正過程中，明確反對此條款，并投了反對票的，雖公司章程修正案達到2/3以上多數通過發生了法律效力，但公司亦不得通過股東會決議之形式，強制要求投反對票之股東退股。（參考案例：陳宏永與南京交通工程有限公司股權轉讓糾紛上訴案(2012)寧商終字第854號）
有限公司章程就股權轉讓的限制，無論種類、形式、時間、內容等等，林林總總。我們判定他們有效與否，確需引入實質重于形式之原則，正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若干問題的規定（四）》第二十九條規定之規定，“實質不得轉讓”是我們把握限制條款有效與否的實質要害，因此在公司章程的條款設計上，即需要我們律師作出專業的設計與把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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