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天明 | 精神重建的歷史時期，文學到底能做什么？

“文革”時期，文學遭受過一次災難性的滅絕。

我這一代作家，像劉心武、賈平凹等起步都是在“文革”時期。在那個年代，這個災難性的滅絕給文學帶來的影響主要的特征就是不允許作家有自我，文學不能充分地表現人性的復雜性，甚至都不能提人性，把文學完全當成政治的工具，當成政治戰車上的一顆螺絲釘，因此那個年代基本上沒有文學。

陸天明：關于文學第二次回歸的一點思考

2018第五屆創意寫作國際論壇發言

大家可以想象嗎？作家沒有了自我，創作沒有了個性，你不能深刻地表現人性的復雜性、多元性。那么你還有什么文學可說呢？只能是宣傳品。而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國整個民族進行政治反思的時候，文學也進行了一次反思：文學要回歸，回到真文學的起點上。

那么這個起點是什么呢？即作家要有自我。作家要用自己的腦袋去思考這個世界，得出我要寫什么，我要愛什么，我要恨什么，我要去創作什么的結論。

寫作班學員的手繪腦圖

文學就是人學，人學要充分地去表現人性的各種復雜性，要真正的寫出人到底是什么，人到底怎么活著，他們為什么在活著，到底活的過程中在爭取什么。回到這個起點之后，中國的文學開始了一個輝煌時期：1985年到1995年。迄今為止，在中國文壇上能稱得上頂梁柱的中年以上的作家，都是85年以后冒出來的當年的青年作家。他們可以說支撐了中國當代文學大半個天下，也仍然是今天當代文學教材上一個個閃光的名字。在那個十年里，我們完成了第一次回歸。

你能想象嗎？完全聽命于政治，以失去自我為榮，這是難以想象的痛苦。當時為了找到自我、服從自己的心靈來寫作，我用三年寫了《泥日》。我當時已經是中央電視臺的編劇，但我三年不給中央電視臺寫一個字，把精力全部用來寫小說。

2018創意寫作國際論壇現場

為什么一定要找到自我？如果我沒有自我，我將被歷史淘汰，被文學的世界淘汰。陸天明為什么要搞文學，怎么搞陸天明的文學，這一點對我來說關乎生死。為了回歸心靈，我習慣于寫作不寫提綱，就讓思緒自己涌上來，完全不受外界的指使，聽從我心靈的召喚，寫了一頁又一頁。后來一個收破爛的老漢，知道樓上住了一個作家，把一袋一框的廢稿紙拿去賣。

那一代作家完成了他們的歷史使命。因此我們幾乎所有的作家，包括教文學的老師們、研究文學理論的專家們、評論家們都認為中國的文學完成了一次偉大的歷史跨越，面前展開的就是康莊大道，中國從此又恢復了真文學的地位。

但是后來我們發現，其實問題并沒有那么簡單。95年以后，中國的文學突然走下坡路了，突然出現了嚴重的危機。85年到95年之間的文學輝煌到什么程度，劉心武的一篇短篇小說《班主任》可以轟動全國，讓無數教學的老師激動不已、奉為圣經。那種火爆程度完全不亞于前不久上映的電影《我不是藥神》的熱議程度。這就是85年到95年的現實——靈魂爆發。應和著中國靈魂的爆發來講創意創新，那才是真正的創意創新。

但是到95年以后，形勢急劇變化，文學突然從國人的生活中間被邊緣化。當年中國文學雜志發行量可以達到四十萬，文學雜志遍地開花。而現在每年開作協會議，最多的呼吁就是乞求政府給補貼，許多的作家是自費出書。

我本來也并沒想通其中的緣由。我們繼續寫自己的東西，表達我自己的情感，認為這就是中國文學的道路。直到我的第一部電視劇《蒼天在上》的問世。我曾經一度看不起電視劇創作，認為比小說高明的是詩歌，比小說稍微高明一點的是電影，最不入流的是電視劇，只是由于工作調動的原因無意中進入了電視劇圈。

是什么事情改變了我的想法以及后來的創作道路呢？當時中央倡導拍攝反映現實題材的電視劇，我所在的中央臺也適時響應。誰來寫呢？那時我已經有了一部《泥日》、寫過幾部話劇，于是這個重擔就落到了我肩上。

但是領導同時也很擔心我寫的“不好看”。因為我的文學是嚴肅、厚重、深刻的，《泥日》進入北京第一屆文學藝術大獎，二十多個評委有十多個不知道我在說什么。結果出乎意料——《蒼天在上》的播出，掀起了電視劇界前所未有的狂潮，最高一集的收視率達39%，我甚至憑借這個劇找到了我失散多年的朋友。

為什么這部電視劇會這么火？不是理論家承認我，不是老師們承認我，是人民承認了我。我想了一個大家的故事，砸中了人民心中之痛，替國人說話、吶喊，國人認為你是他們的人，所以他給了你應有的反饋。而95年以后，文學圈、理論圈反對文學批評現實，反對文學反映社會問題，反對文學和人民的生活掛鉤。

我忽然明白了，我原來走的第一次回歸，沒有走到底，我們只擁有自我還不夠。世界文學史上，所有真正成為他們民族文學歷程上的里程碑式的作家，都是擁有一個大我，一個有家國情懷的我?！?/strong>百年孤獨》創造了新的文學形式，在中國引起了文學狂潮，但是學《百年孤獨》就學魔幻，沒學到對民族命運的關懷和再現，就只是學的皮毛。

95年以后，老百姓不愿意買小說、不愿意看小說了，答案只有一個，因為我們不再關注他們，在我們小說里他找不到怎么活著才更好的答案，找不到我們在創作中如何跟他們共命運，為他們吶喊、為他們伸張了。我們不關心他們，我們有什么權力要求他們關注我們，有什么權力要他們買我們的書、看我們的書，為我們的作品激動呢？

而中國恰恰正在發生天翻地覆的巨變，老百姓、國家的問題成堆，而我們作家躲在一邊，開始欣賞一點點小我的小情小感，所以文學被冷落很正常。這是我在《蒼天在上》以后所得到的結論。我們要回歸，要重新回到新的基礎上，要提人民寫作。

《我不是藥神》在電影藝術上，僅僅能稱為一部合格的電影，但為什么能引起轟動？因為它扎中了人民心中之痛。文學藝術不只是作家的圣地，也是人民的圣地。沒有把人民作為藝術創作的根本，不可能做好文學藝術。

我們當代作家、當代文學的研究者們、老師們一定要鼓吹我們把文學的眼睛、文學的手、文學的筆放在當代人民的生活中去。不是說中國文學只有這條路，但是特別需要有人走這條路。從中國的經歷來看，當你們選擇走這條道路，稍稍有些成就，人民就會給你們豐厚的回報。

中華民族已經到了最危險的時刻。這個危險不是說我們沒有高樓、沒有高速公路、沒有高鐵，而是我們精神沉淪發生的一系列事件，是金錢正在充分的腐蝕我們這個民族。一些一般的人都不會做的事情不斷發生在我們土地上，最顯著的就是假疫苗的事情。文學只是挽救這個精神文明的一部分，而知識分子要主動承擔起這個使命和責任。文學需要第二次回歸。

大學生是中國的未來和希望。他們有思想有學樣有知識，但是普遍缺乏這種主動承擔使命的精神。但是為人民說話從來都不是一帆風順的，從來都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明白這一點才是真正的文學和藝術。

文學的回歸同樣要有生活。這個現在在我們青年作家、大學生中是個嚴重的問題。現在的大學生創作作品，大部分局限于男女關系上。情愛可以寫，但不能完全只聚焦于情愛。這還是視野的問題。

創作需要掌握生活，需要有內容表達，有向世界、人類表達的欲望。這是成為作家最基礎的東西，而不是還房貸、車貸或成名的欲望。文學藝術的創作，要有生活，要對生活有感知，而不僅僅是我自己。

寫作要有一個話題、一個痛點。你需要保持對生活的好奇心。多問、多吸收，吸取以后提煉出社會的話題或痛點，提高自己把握生活和研究、分析、提煉生活的能力。

除此之外，最重要的是要提煉出新人物。你要觀察研究生活中間涌現了什么別人沒寫過的人物形象。《我不是藥神》中徐崢這個人物就是新人物，是沒有出現過、有爭議的，觀眾在對人物的爭議中被震撼。而如果我們不在生活中，就提煉不出這樣的新人物。

文學的回歸，是思想的回歸、心靈的回歸，不要只專注于形式感，要讓人民大眾接受并喜愛。文學的關鍵在于什么樣的故事、什么樣的人物，人民到底怎么做。文學創作在現階段最關鍵的是頂住社會的誘惑。資本對于藝術界的壓力是無形而沉重的。

我們正處在精神重建的歷史時期，文學在精神重建中間要干什么，能起什么作用，這是所有文學人一定要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