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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安國 明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和書法家李東陽自稱是“楚人而燕產”。他雖然出生在北京，為官在北京，爾后致仕于北京，最后的骸骨埋葬在北京，可他與湖南故鄉卻有著割舍不斷的情結。“我家舊在湘江東，十年只住京塵中”；（見《詩前稿·題雁，送鄧宗周憲副》）“我家舊在湘南住，猶記曾聞鷓鴣處”；（見《詩后稿·鷓鴣圖》） “一家三世客幽豳，萬里沅湘日夜情”；（見《詩后稿》529頁）“萬樹恩光同上苑，一蓑歸興已長沙”。（見《詩后稿》522頁）這些詩句，很自然地流露出李東陽對湖南故鄉深切的眷戀，即使富貴他也沒有忘記自己的祖籍湖南茶陵。李東陽的高祖李祈是茶陵人，曾祖父李文祥以“戎籍隸金吾遂居京師”，血液里有著湖湘人的血脈淵源，正是衷情于這種血緣關系，他將自己在北京的宅第命名為“懷麓堂”，蘊含懷戀故土岳麓山之意。與他同代或后世之人都習慣尊稱他為“李長沙”或“李茶陵”，并對以他為創作主體而形成的詩歌流派尊稱為“茶陵詩派”。李東陽濃郁的故土情結，可以從如下一些方面梳理： 一、師從鄉賢。李東陽四歲時就會寫直徑一尺的大字，被稱為神童。先后幾次被明景帝召見進宮。據說景帝問他：“鄉家哪里？鄉里人物如何？”李東陽從容回答說：“鄉家茶陵。鄉有長安、長樂，里有鳳舞、鸞歌，人有張華、雷煥，物有龍泉、太阿。”景帝對他的聰明才思非常贊賞，特許他進入順天府學（北京的學府）讀書，享受著與皇親國戚子弟同等的待遇。這時順天府最出名的老師是黎淳，李東陽就拜在他的門下學習。黎淳是湖南華容縣人，天順元年中進士第一名，是明代第一個湖南籍狀元。黎淳生性耿介，為人重倫理、尚氣節，學識淵博，一生“敦倫紀，尚節儉”。李東陽跟從黎淳學習時間長達十年之久，黎淳作為李東陽少時的啟蒙恩師，無論道德品質或是風雅詩文都對李東陽的一生產生過深遠的影響。正是黎淳淵博的學識和為官的品質，引導著年青的李東陽一步一步走向知識與仕途成功的殿堂，成為大明王朝的中流砥柱和詩壇領袖。李東陽曾把黎淳對自己的關愛說成是父子之愛，并評價黎淳為“先生清德重望”，“誠可謂一代偉人。” 二、友結鄉黨。在李東陽的一生中，有眾多的詩友。李東陽特別喜歡和湖南老鄉結朋交友。例如：他與彭民望的深厚友情就是典范。彭民望，湖南攸縣人，景泰七年（1456）舉人，曾任應天府通判，早有詩名，著有《老葵集》。李東陽與他相交甚厚，彭民望經常出入李東陽府上，常以詩賦唱和。《寄彭民望》是李東陽寫給彭民望的一首贈念詩，詩云：“斫地哀歌興未闌，歸來長鋏尚須彈。秋風布褐衣猶短，夜雨江湖夢亦寒。木葉下時驚歲晚，人情閱盡見交難。長安旅食淹留地，慚愧先生苜蓿盤。”（見《詩前稿》279頁）據《懷麓堂詩話》記載：彭民望起初見到李東陽的詩歌，雖時有嘆賞，但并不太滿意。等到他失意回歸湖南，李東陽寄此詩言情，當讀到“斫地哀歌興未闌，歸來長鋏尚須彈。秋風布褐衣猶短，夜雨江湖夢亦寒”時彭民望黯然不樂。再讀至“木葉下時驚歲晚，人情閱盡見交難。長安旅食淹留地，慚愧先生苜蓿盤”時，乃潸然淚下，為之悲歌數十遍不能自抑，對其子說：“西涯所造，一至此乎！恨不得樽酒重論文耳。”此詩之所以有如此的感染力和震撼力，主要是兩人有著深厚的友情，又是相互親歷之事，具有真情實感，這是李東陽詩歌中“重情說”的典范之作。 再看李東陽與攸縣的布衣陳翁鉞的交誼。李東陽在《次韻答攸縣陳翁鉞》一詩曰：“十年衡岳雁書遲，縱有高懷說向誰。花下一壺狂李白，江頭三弄老桓伊。清風坐里時生腋，黃色歸時正滿眉。樽俎肯留今日燕，為君重詠白駒詩。”李東陽并不因為陳翁鉞的身份地位比自己低下而瞧不起他，卻以鄉情清交與他敘懷，詩里流露出相互之間那種“高懷”純美的情義。 李東陽與何孟春的友誼也體現著深厚的鄉黨之情。何孟春是湖南郴州人，弘治六年(1493)進士，明代文學家。李東陽很賞識他的才干，極力推薦他進史館。何孟春因喪父歸省時，李東陽寫詩送行：“山水湖南秀，英靈信有之。后來誰先子，今去有余師。漢室占星聚，虞廷指鳳儀。聰明愚可守，此語未堪疑。”（見《詩前稿》245頁）何孟春后來能夠授兵部主事，旋以員外郎、郎中出理陜西馬政，這與李東陽的提攜是分不開的。李東陽曾為何孟春作詩云：“郴州形勝天下稀，千巖萬壑勞攀跂。山高地峻水清駛，此語吾言韓昌黎。何郎少年美文藻，直以賞識隨標題。偶遇燕人作楚語，某山某水皆不迷……吾祖昔聞生此州，吾家近住茶溪頭。”（見《詩后稿》494頁）詩中不僅對何孟春的才華備加贊賞，還將自己的祖籍“茶溪頭”(即茶陵)與郴州相鄰近的關系聯系起來，可見，在李東陽的潛意識里，湖南茶陵故鄉已成為他一種難以忘懷的情結。 三、情系鄉梓。李東陽常常眷戀著故鄉茶陵，少年時因為忙于學問與功名，一直沒有時機回湖南，直到他26歲那年（即1472年）春天，他官任翰林院編修時，才向皇帝請了假，陪同父親李淳回到了心儀已久的故鄉。“云霄路別八千里，江漢歸心二十年。”（見《南行稿》618頁） 從北京回湖南，途經運河，過江漢，一路風塵仆仆。無論是在岳陽，還是沿湘江南下過長沙，一路上他都留下了許多記述的詩篇。經過岳陽樓時，他援筆寫下了“吳楚乾坤天下句，江湖廊廟古人情。中流或有蛟龍出，臥聽君山山笛聲”這樣壯美的詩句。（見《南行稿》633頁）在長沙停留的日子，李東陽專門以竹枝歌的形式寫下了許多詩篇，其中 “江頭彩旗耀日明，船上撾鼓不停聲。湖南樂事君記取，五月五日潭州城”；“湘江女兒愁落暉，湘江江上鷓鴣飛。行人試看君山竹，竹不成斑君始歸”；“湘江水深天下情，何如隴頭秋月明。離人到此不得醉，況是高樓吹笛聲”等詩句，（見《南行稿》638頁）抒發了濃厚的故鄉情懷，也具有鮮明的湖南地方人文色彩。應長沙太守錢澍之請，李東陽寫下了《漢長沙王太傅賈公祠記》和《宋知潭州李忠烈公祠記》等文章，不僅評述了歷史人物，盛贊了他們的功績品德，也闡述了自己“論吏治，則先風俗；論世所以長久之術，則先太子；論大臣，則先廉恥”的治國主張，體現了一位政治家懷仁義治國，以廉恥為官，從而達到經世濟邦的高瞻遠矚。 在茶陵，李東陽一共住了18天。六月初九日在茶陵荷木坪，李東陽度過了他的26歲生日。茶陵本族的父老兄弟們當天都來慶賀，并為他置辦了豐盛的生日宴席。“京國辭家萬里行，故園今日暫逢生。方言解共兒童說，杯酒能勞父老情。地濕暑風清野樹，夜深涼雨過山城。天涯異物還甘旨，隨意樽前舞袖輕。”（見《南行稿》640頁）這首詩記下了當時的宴會情景。此外，李東陽還寫下了《茶陵竹枝歌十首》和《荷木坪二十韻》等詩歌，記述了這次故鄉之行。在《雷公峽二十韻·族高祖提舉府君墓》一詩中道：“吾祖懷故居，終臨涕沾臆。遺言在孫子，夙夜常警惕。”“常警惕”什么呢？我們可以作這樣的解讀：一是警惕不要忘記湖南茶陵是故土，不要忘了湖南茶陵這塊土地是祖先的棲息地，子孫后代即使富貴了也不可忘了祖先。二是警惕不要忘記祖先艱苦創業忠誠正直的懿德良范。李東陽的高祖李祁，元朝元統元年（1333）中左榜進士第二名，在翰林院供職。他為官忠誠，勤勉，清廉，而且很有文才，有詩文集《云陽集》傳世。在先祖中，李祁是李東陽最引以為自豪的一位，李東陽后來的從政品質和為文思想無不受其影響。 四、詩詠鄉土。在李東陽卷帙浩繁的詩文中，歌詠湖南故鄉的詩歌占有一定的數量。這些詩歌大部分是李東陽回湖南的所見所聞和所感。在這些詩文里，有贊頌故鄉山水勝景的，如：“湘水天下碧，衡山千古靈。我候東南來，攬高濯其清。此地既佳麗，斯人亦豪英。”（見《南行稿》634頁）“衡岳地蟠三百里，群峰將斷復崔嵬。巖間古剎依山轉，谷口晴云滿樹來。”“危峰高瞰楚江干，路在羊腸第幾盤。萬樹松杉雙徑合，四山風雨一僧寒”；（見《南行稿》635頁）有頌揚懷念在故鄉這塊土地上留下業績的先賢名流的，如懷念屈原的詩：“汨羅江頭春水生，汨羅江上楚歌聲。人間若解三閭苦，水底魚龍亦有情”；頌揚賈誼與李芾的有：“馬殷宮前江水流，定王臺下暮云收。有井猶名賈太傅，無人不祭李潭州。”（見《南行稿》638頁）有記述湖湘習俗的，如：《競渡謠》：“湖南人家重端午，大船小船競官渡。彩旗花鼓坐兩頭，齊唱船歌過江去。叢牙亂槳疾若飛，跳波濺浪濕人衣。”在這首詩中，李東陽并沒有一味為端午節唱贊歌，而是對這一習俗作了獨特的感悟與深刻的思考。他感嘆道：“屈原死后成遺事，千載傳訛等兒戲。眾人皆樂我獨悲，莫遣地下彭咸知。”在眾人一片歡呼聲中，李東陽卻獨為屈原而悲，大有屈原當年“眾人皆醉我獨醒”之舉。當年屈原含冤沉江，本身就是令人悲傷之事，而今人卻“須臾歡聲動地起，人人爭道得標歸。”竟然“千載傳訛等兒戲！”這難道不讓人深思憂慮嗎？這就是滿懷憂患意識的李東陽，這就是出閣為相能擔當輔佐朝綱大任的李東陽！還有關注故鄉民生的一類詩，如：《長沙道中》“時維仲夏月，行役遭苦熱。嵐蒸毒霧滃，日暠焦原爇。”當聽到故鄉豐收的喜訊時，他揮毫寫詩，為父老鄉親高興：“聞道湖南熟，書傳郡國遙。桑麻隨地足，亢旱隔年消。政喜征科拙，天教雨露饒。腐儒憂國愿，何補圣明朝。”（見《北上錄》665頁） 李東陽在《祭高祖處士府君墓文》中說：“夙夜驚惕，不敢忘先世之訓曰‘無忘茶陵’，曰‘無忘荷木坪’” （見《南行稿》450頁）。信乎！這位大明王朝的宰相，身居高位確實未曾忘記自己的故鄉湖南茶陵。 （責任編輯：駱曉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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