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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所處的時期是比較繁榮的盛唐，這時候政治，經濟，文化都比較發達?，F在，中國古代文學的意識已經覺醒，中國古代文論體系的開始創建，詩文的批評處于演進之中。至此，白居易的詩多描寫現實生活，語言比較樸實易懂。  白居易認為文章應該是要為現在發生的天下大事而寫的，詩歌應該為社會生活中真實發生的事情寫的。詩歌創作要“為時”、“為事”，對領導者而言可以當作觀察時政利弊的輔助方法，而對大眾平民而言，詩歌又能盡情抒發心中的感情。他提出詩歌應當與當前的政治斗爭相聯系，積極干預生活。這其實和《論語.雍也》里面所說的詩歌可以干預現實有異曲同工之妙。  白居易在《與元九書》里面說明，詩歌要諷喻現實。《與九元書》強調詩歌語言繼承《詩經》“風”和“雅”并且反應現實的優良傳統，他批判了詩歌辭藻華麗的唯美主義和詩歌的形式主義。主張詩歌內容與形式的有機統一，希望摒棄齊梁浮艷風的不良傾向，做到盡善與盡美的完美結合。  白居易為后人寫作留下了好的文論，但是白居易也有缺點。他過分強調了詩歌的針砭時弊的實用功能，否定詩歌的藝術性。 一直在強調詩歌的實用，在用的時候如果不注重詩歌應有的平仄以及其他的一些修辭駢文，這樣就和我們當下看到的白話詩差不多了。這和中國先秦之前創作藝術形象的基本美學原則，形神兼備相違背。  白居易說創作要用“實錄”的方法，他否定了詩歌要用想象、夸張的藝術手法。 實錄就是像記錄一些事情一樣，不用要用想象、夸張的藝術手法。所以就忽視了藝術所具有的含蓄的蘊籍，沒有藝術鑒賞的價值，就像拍照片似的，體現不出來沒有味外之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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