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讀書究竟是為了什么？

以讀書研學作為個人修行的重要途徑曾國藩以“匡時救世”創立功名事業，以儒家思想作為其立身之本，因此，他一生注重封建德行的修養與他一生讀書修業是分不開的。進德與學問就成為他完善個性人格的兩件大事，同時又是合而為一的，終身與其事業相伴。

（1）讀書不為發財

讀書做官，升官發財，在當時幾乎彌漫在所有讀書人的心目中，牢不可破，可是曾國藩是一個例外。

他在做京官的時候，年齡不過三十多歲，他便立誓不發財。

道光二十九年，他致書九弟說：

子自三十歲以來，即以做官發財為可恥，以官囊積金道子孫為可蓋可恨，故私心立警，總不靠做官發財以遺后人。章明鑒臨，予不食言。

曾國藩一生最大長處，就是言行一致，既然立誓不發財，便須節檢自等，不可逾越一寸一分。因此他雖官至總督，每且吃飯，以一葷為主，有客始略略增之。時人號為“一品率相”，布袍鞋襪均由夫人媳婦為之。他三十歲時，曾制一件緞馬褂，惟遇新年及慶賀時著之，藏之三十年，不再另制，他曾說：“古語言衣不如新，人不如故，以吾觀之，衣亦不如故也。”

（2）不因科舉誤終身

讀書考試，科舉功名，這是士人學子的最高追求。相信這種目的論的人，最終仍只是看到了讀書可以帶來的世俗好處，因此讀書受激勵的動力仍來自于書本以外的功利目的。在此，曾國藩則又是一個例外。他在家書中多次談到：科舉功名之所以可貴，是因為中舉足以讓長輩歡喜，是因為做官可以奉養雙親。讀書走科舉之路無可非議，但讀書的最終目的不在中舉。讀書的根本是要在倫理上用功，在詩文學業上用功。

讀書究竟為什么？

曾國藩在給他幾個弟弟的信中談到讀書的目的，他寫道，我輩讀書，只為兩件事：一是修身養性，包括誠心、正己、修身、齊家，以求無愧于父母；二是精研學業，包括學習詩詞文章及其作法，以求保護自己。

吾人只有進德、修業兩事靠得住。進德，則孝悌仁義是也；修業，則詩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則我之尺也，得寸則我之寸也。今日進一分德，便算積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業，又算余了一文錢，德業并增，則家私日起。至于功名富貴，悉由命定，絲毫不能自主。

從這些話中我們可以看出，曾國藩在功名之中、之外、之上，極其看重進德修業。及至晚年，權第四省，位列三公，封候拜爵時，他切切念及的仍是自己的德行與學問，便很能說明問題。日月如流，倏已秋分。學業既一無所成，而德行不修，尤悔叢集，自顧竟無浦除改徙之時，憂愧易已！

是日席中悵然不樂。念生平所作事，錯謬甚多，久居高位而德行學問一無可取，后世將譏議交加，愧悔無及。

薛福成在《代李伯相擬陳督臣忠勛事實疏》中，對于曾國藩在清朝道成以后，世風日下，人心日淪的情行下，以其卓輩不凡的德行，來力挽社會風氣，有著極高的評價：

曾國藩自通籍后服官侍從，即與大學士倭仁、前待郎吳廷棟、胡太常寺卿唐鑒，胡道員何桂珍，講求先儒之書，剖析義理，宗旨極為純正，其清修亮節，已煮一時。平時制行甚嚴，而不事表暴于外，立身甚怒，而不務求備于人，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遷，無前人講學之流弊。繼乃不輕主說，專務躬行，進德尤猛。其在軍在官，動勤以率下，則無間斷宵，儉以奉身，則不殊寒素，久為眾所共見。其素所自助而助人者，尤以畏難取巧為深戒，雖禍患在前，謝議在后，亦毅然進之而不顧。與人共事，論功則推以讓人，任勞則引為己責。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繼而同像諒之，終則各省從而慕效之。所以轉移風氣者在此，所以宏濟艱難者亦在此！

可見，曾國藩是把讀書作為個人修行和拯救世風的重要途徑來認識的。

他是一個理學家，因而他的讀書目的也沒有超出一般理學家的范圍，那就是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讀書何以能有如此之大的作用？對此，曾國藩在他漫長的讀書生活中有著深切的體會。

曾國藩認為，讀書可改變一個人的氣質。他說，人的氣質，是先天生成的，本身是難以改變的，只有讀書才可以改變一個人的氣質。

曾國藩對此深信不疑。當他看到紀澤的字曾深有感觸，說他近來寫的字總是失之薄弱，骨力不夠堅勁，墨氣也不夠豐膜飽滿，由此他想到了他的字和他的行為舉止患的是一樣的毛病，那就是不夠持重。

是不篇整常這一毛病呢？曾國藩勸紀澤多用顏體和柳體，并jiao教他用y油紙摹寫（郭家廟）、《瑯牙碑》、《玄秘塔》這樣的名帖，天天留心，專門從厚重兩個字上下功夫。不然的話，字質太過單薄，人的氣質也因此而更加輕薄了。

曾國藩自認為才智鈍拙，但由于他能立志勤學，終成為清一代顯赫人物，這實在是他力學的重要證據。

曾國藩說過一句極為精到的話：“書味深者，面自粹潤。”意思是說，讀書體味得深的人，面容自然純粹、滋潤。這句話不是一般的能說出來的，必須觀察很多人，理解很多事，尤其是對事與事之間的關系有種透徹的領悟力的人才說得出來。曾國藩不愧為靈氣與神氣兼備的人。

讀書體味得深的人，一定是心智高度集中的人。他的心地單純，潔凈，一切世間的雜事、瑣事和煩心事都被他拋在九霄云外；至少這些事不經過他的心靈，也就是說他不為這些事所攪擾，所糾纏。唯一吸引他的注意力的是書中所體現出來的那種境界，這境界構成了對外物的排拒力，于是他才得以守候著自己的內心世界，修煉、陶冶或者燃燒；當他出現在我們面前時，真猶如天仙一般。

由于心智的高度集中，因此他的精神和肉體得到不斷的積聚，他的精氣沒有一絲一毫地渙散，他一天比一天充實、豐沛和完善，日有所得，月有所獲，年有所成。久而久之，在他心中便養成了一股浩然之氣，這浩然之氣又作用于他的身體，使他的生活有理、有序、有節。所以，讀書體味深的人，一定是身體健康的人。

讀書體味得深的人，一定是淡于功名的人。要使一個讀書人淡于功名，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有多少人是為了讀書而讀書呢？人們讀書總有一個世俗的目的，甘于讀書的人實在太少了。人一旦有了功名心？就難以超脫，總是有這種或那種煩惱與優愁。

而這種情緒對一個人身體的損害比人們想像的還要大，他又如何能“面自粹潤”呢？當然這并不是說人不能沒有一點功名心，問題是要“淡”于功名，要放得開，看得遠，以不影響人的心緒為度。

讀書的真正樂趣就在書本中，你從讀書中獲得啟迪，發現與創造，也許一本書說出了壓抑在心頭而一直得不到發泄的話，總之，這些話說到了你的癢處、痛處和傷心處，你一下子被照亮了，于是你怡然自得、拍案擊節甚至涕泗橫流。

有了這份心性，你才可以稱得上是一個真正的讀書人，才能超然物外，有所發明或者建樹。蘇東坡就屬于這種人，他有一首詩寫道：“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譬如飲不醉，陶然有余歡。”對此曾國藩極為欣賞，他反覆吟詠，并且增添數語：“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修德不求報，為文不求傳。譬如飲不醉，陶然有余歡。中含不盡意，欲辨已忘言。”

（3）讀書之根本在于明義理

曾國落認為：自西漢至今，讀書人作學間約有三條途徑：一是義理之學，一是考據之學，一是詞章之學。各執一端，互相延復。我私下以為，義理之學學間最大。義理清楚則身體力行有原則，待人處世有根基。詞章之學，亦是用以發揮義理的工具。考據之學，我沒從中得到什么。這三條途徑，都可為研習經書史學服務，各有門徑，我以為，欲讀經書史學，就應該研究義理，那樣專心一致而不會心緒雜亂。

讀經、讀史、該專集、講義理之學，這都是是有志者萬不可改變的。就是圣人再生，也一定按我的話做。不過這些也僅僅是對那些有遠大志向的人說的。

在他看來，義理之學最大，其有褲于躬行和經濟，“讀書所以明理，明理所以做人”。

人生天地間，大約總想明白事些事理的。如果想生活得更好，更有質量，更符合自己的理想，那就一定要明自事些事理。當然有人終其一生，也不見得就明白多少事理，這種人，生得糊涂，死得也糊涂，所以他的生命不會留下痕跡。

曾國藩是一個深受中國傳統文化薰染的文人，為傳統文化中所傳達出來的微言大義所折服，而且將自己的一言一行納入這種文化規范中進行檢驗。他不僅自己這么身體力行，還教導他的兄弟和子女也這么去做。在《曾國藩全集》中，我們隨處都可看到傳統文化在他身上打下的深深烙印。

有時是對一首古詩激賞，有時是對一個字的鉤沉，有時是對一句名言的闡釋，有時是對一個圣人的整體風格的領悟與評說。正是由于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切理解和綜合吸收，才使他成為一個具有高度智慧的人，一個道德文章功業顯赫一世的人，一個具有巨大文化價值和魅力的人。

曾國藩平常最喜歡讀蘇東坡的《上神宗皇帝書》，他一遍又一遍地讀，好像得到了一種喜歡吃的菜肴一樣，樂此不疲。他之所以欣賞它，就因為它境界高邁。

曾國藩把讀書明理還作了透徹的說明，他說：“今人都將學字看錯了，若細讀‘賢實易色’一章，則知絕大學問即在家庭日用之間，于孝悌兩字上盡一分便是一分學，盡十分便是十分學。今人讀書皆為科名起見，于孝悌倫紀之大反似與書不相關；殊不知書上所載的，作文時所代圣賢說的，無非要明白這個道理。

若果事事做得，即筆下說不出何妨？若事事不能做，并有虧于倫紀之大，即文章說得好亦只算個名教中之罪人。”答劉孟容書里又說：“凡仆之所志，其大者養欲行仁義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則欲寡過于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鄉黨。”這實是明達驚辟之言，一般讀死書的人們應該知所惕虧！

顧炎武曾說：世間有兩種讀書人：一曰“通儒”，一曰“俗儒”。曾文正公便是中國標準的“通儒”。先從學問上下工夫，融會貫通了，便身體力行，擴充而及于立身、處世、為政、治家、整軍各方面，完成了他的全部人格。

曾國藩在京師做官，做學問十二年，書友書師頗多，這對他一世的學業有很大的幫助，他也就更認識到讀書的意義和目的。

他在給兄弟的信中談得十分誠懇：

現在朋友愈來愈多。講身體力行的，則有鏡海先生、艮峰前輩、吳竹如、竇蘭泉、馮樹堂；研究經書探求道理的，則有吳子序、邵蕙西；講詩、文、字而技藝用于表現古人的“道”的，則有何子貞；才氣奔放，則有湯海秋；英氣逼人志向大神態安詳，則有黃子壽。又有王少鶴（名錫振，任廣西主事，年二十七歲，是張筱浦的妹夫）、朱廉甫（名琦，廣西乙未年中舉任翰林）、吳莘奮（名尚志，廣東人，吳撫臺之世兄）、龐作人（名文壽，浙江人）。這四君子，都是聽到我的名聲先來拜訪我。

雖然造詣有深有淺，但都是有志之士，不甘心平平庸庸的人。京師為人文淵藏，人材濟濟。不去追求則無，愈去追求愈多。近來聽得可交朋友的人很多，我不打算先去拜訪別人，恐怕那樣做只是標榜虛名，于己不利。求友以匡正自己的過失，這是最大的益處；標榜圖個虛名，這是最大的損害。天下有益的事中，即有足以造成損害的因素在里面，不可不分辨清楚。

黃子壽近作《選將論》一篇，共六干余字，真奇才也。子壽戊戌年才開始學寫文章，而六年之中遂做出大學問，這是天分獨絕，萬不能學到的。諸弟不必震驚，我不愿諸弟學他，但愿諸弟學吳世兄、何世兄。吳竹如之世兄現亦學民峰先生寫日記，談論有規矩，行為有法則，其安詳自得的樣子實在可愛。

何子貞之世兄，每日自朝至夕總是溫習書本。三百六十日，除作詩寫文章外，無一刻不溫書。真可謂是有恒心的人。故我從前限定功課教導諸弟，近來寫信，從不另開列課程，只教諸弟有恒心而已。士人讀書，第一要有志向，第二要有見識，第三要有恒心。

有志向則斷不甘心平平庸庸；有見識則知學海無邊，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觀海，如井蛙之窺天，都是沒有見識的人；有恒心則斷沒有不成的事。此三者缺一不可。諸弟此時，惟有識不是一下能達到的，至于有志向有恒心，則是諸弟自己努力的事。

正是由于曾國藩深知做學問與明義理之道，讀書修業便成為他終身的為己之分。

《論語·憲問》中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這句話對曾國藩的影響很大，他認識到了讀書有為人與為己兩種目的。

在曾國藩那個時代，不乏學問廣博的人，他們中的許多人可以稱得上宏儒碩士。但其中為別人做學間的人多，為自己做學間的人少。例如顧、閻并稱，顧炎武為自己做學問，而間若玻則是為讓人認識做學問。再有江、戴并稱，江永為自己而學，戴震則免不了為被人認識而存在。又有段、王并稱，王念孫為自己。

段玉裁則免不了為讓人所見而存在。還有方、劉、姚并稱，方苞、姚肅為自己，而劉大穗則免不了為讓人認識而存在。在那些仕述順達官位高居的人中，如李光地、朱軾、秦感田，為自己而學的人占多數，但紀昀、阮元則免不了為讓人認識而存在。

為他人而讀書，即使有些心得體會，也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消失：為自己而讀書，才會更真切地體會到“甘苦寸心知”含義。一點一滴的收獲都是自己用汗水澆灌出來的，才會備加珍惜。為他人而讀書，心中總有一個別人，十分在意自己的所得所見以及這種所得所見是否會產生影響？是否會引起別人的注意或者共鳴？

為自己而讀書的人，考慮更多的是自己的所思所感是否有價值？這種所思所感是否具有獨創性？他不會被別人的好惡所左右，不會被流俗的見解所羈絆，他的標準或尺度完全在他自己，他是一個自由人，而這是一切發明創造最基本的前提。

讀書人用功學習，完全是一件為自己的事情，似乎不用大張旗鼓。那些喜歡熱鬧的人，喜歡表現的人，喜歡投機的人，根本無視這一本來是微不足道的事實，他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與別人沒有關系；為取悅他人而讀書，或者為獲得他人的尊敬而讀書，為符合他人的標準而讀書，這難道不是既可笑又荒唐嗎！再說人就應該在不為人所知的幽居中默默耕耘，種桃得桃，種杏得杏。

所以，曾國藩十分明白地劃清為他人而讀書與為自己而讀書的界限，狠下一番苦功夫；實實在在地為自己而讀書，拋開一切雜念、花招和世俗的觀念，心凈氣正，無拘無束，終成一代大思想家、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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