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詩歌簡史

詩歌，是中國文學中最早誕生的藝術形式之一，也是在中國文學中發展得最充分的文學體裁。廣義的中國古代詩歌，包括中國古代的各種韻文如賦、詞、曲等；狹義的中國古代詩歌則僅包括古體詩和近體詩。

中國詩歌起源于勞動。文字產生之前，最原始的詩歌就在人們的勞動、歌舞中逐漸發展起來。人們在勞動中，為了協調動作、消除疲勞，便創作了詩歌。《淮南子》一書中，關于詩歌起源有這樣的描述：“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后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毛詩大序》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寫道：“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這些勞動歌謠大多保存在《禮記》、《周易》、《山海經》、《吳越春秋》、《藝文類聚》、《風雅逸篇》、《風雅廣逸》以及《詩記·古逸》等典籍里，雖因時代久遠，其真偽已難分辨，但仍可看出原始勞動歌謠的整體風貌。

詩歌在發展過程中，與宗教和娛樂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早期的詩歌常伴隨著歌舞，《呂氏春秋·古樂篇》記載：“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吳越春秋》也記載了一段遠古時代的歌詞：“斷竹，續竹，飛土，逐宍。”

詩、舞、樂三者總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這種傳統一直貫穿于整個詩歌發展史中。詩歌從簡單到繁雜，從一體到多體，從較為自由到講求格律。

我國最早有文字可考的詩歌，可以追溯到堯舜時代。據《帝王世紀》記載：“帝堯之世，天下大和，百姓無事。有八九十老人，擊壤而歌。”其中“八九十老人”所歌的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擊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春秋時期出現了我國文學史上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詩經》。《詩經》匯集了從西周初年到春秋中葉約五百年的詩歌，共三百一十一首，其中六首笙詩有目無辭，既有篇名又有文辭的有三百零五首，故稱“詩三百”。《詩經》分為風、雅、頌三部分。《詩經》在形式上多是四言一句，兼用雜言，隔句用韻，但并不拘泥，富于變化；在表現手法上，主要采用“賦”、“比”、“興”三種手法。賦就是陳述鋪敘，“敷陳其事而直言之”，是《詩經》中最基本的表現手法；比就是比喻，“以彼物比此物”；興的本意是“起”，即“先言他物，再言所詠之詞”，借助其他事物作為詩歌的開頭以引起所詠之詞。風、雅、頌與賦、比、興合稱“六義”。

“楚辭”，即楚國人的歌詞，是戰國后期產生于楚國的一種新的詩歌體裁，《楚辭》則是我國第一部浪漫主義詩歌總集。楚辭的句式較為靈活，句末常帶一個“兮”字，句中詞語多為楚國方言，且在節奏和韻律上獨具特色，更適于表現豐富復雜的思想感情。

西漢樂府詩歌是指由朝廷樂府系統或相當于樂府職能的音樂管理機關搜集、保存而流傳下來的漢代詩歌。“樂府”變為一種詩歌體裁，被稱為“曲”、“辭”、“歌”、“行”等。漢樂府民歌無論長篇還是短制，都是“感于哀樂，緣事而發”，最大的藝術特點是它的敘事性、豐富的社會內容和高度的思想性。

到了漢末，由佚名詩人所作的《古詩十九首》出現，標志著五言詩體基本走向成熟。《古詩十九首》詩歌內容較為復雜，深刻再現文人在社會思想大轉變時期，追求的幻滅與沉淪，心靈的覺醒與痛苦。《古詩十九首》語言樸素自然，渾然天成，藝術成就較高，在我國文學發展過程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繼漢樂府民歌之后，魏晉南北朝詩歌無論在思想內容或藝術形式上都有了全面的發展，而且出現了多個不同風格的詩歌流派和詩體，其中建安七子、竹林七賢影響最大；永明體詩歌最為知名。三國時期的詩歌以建安詩歌為代表。建安詩歌是魏晉南北朝詩歌發展史上最為光輝奪目的一章。建安詩歌吸收了樂府詩的營養，同時也繼承了漢樂府民歌的現實主義傳統和風格，氣格豪邁，慷慨悲涼，被稱為“建安風骨”。

陶淵明被看作是田園詩的開創者。他的詩歌平淡自然又極為簡練，在質樸醇美的詩句中，蘊含著熾熱的感情和濃郁的生活氣息。他通過對田園生活的吟唱，表現了躬耕田畝的種種體驗和隱居生活下的恬淡心境，還有向當時社會的黑暗統治發出抗議的斗爭精神。

謝靈運開創了山水詩一派。他的詩歌一改魏晉以來晦澀曲折的玄言詩之風，充滿道法自然的精神和清新自然的韻味。他的創作仍然極大地豐富和開拓了詩的境界，使山水描寫從玄言詩中獨立出來，不但扭轉了東晉以來的玄言詩風，更確立了山水詩的地位，使其成為中國詩歌發展史上的一個流派。

南北朝樂府民歌是繼“國風”和漢樂府民歌后出現的又一批人民口頭創作的詩歌，是我國詩歌史上一個新的發展。南朝民歌以《清商曲辭》中“吳聲歌”和“西曲歌”為主，多為描寫男女戀情之作，體裁短小，多是五言四句。北朝民歌以《樂府詩集》所載“梁鼓角橫吹曲”為主，內容較南朝民歌豐富，除歌詠男女愛情以外，還有一些反映民間疾苦、戰亂苦難、邊塞風光和歌頌英雄人物的詩篇。北朝樂府民歌雖亦以五言四句為主，但同時還創造了七言四句的七絕體，并發展了七言古體和雜言體。

齊梁時期，詩歌的特點是“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二句一聯，四句一絕。梁朝“宮體詩”和齊朝“永明體”是齊梁詩的代表。齊梁詩人發現了漢語的“四聲”，發明了“四聲”（平上去入）學說，為近體詩的形成準備了必要的條件。

唐代是我國詩歌史上的黃金時代，包括古體詩與近體詩在內的各類詩歌在此時期全面成熟。

初唐時期形成了一種新詩體——史稱“近體詩”。近體詩包括五言律絕、七言律絕、五言律詩、七言律詩和長律。《全唐詩》，收入四萬多首詩，詩人二千余位，足見唐詩之浩瀚。

“初唐四杰”——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四杰”開拓了新詩風，在內容創作、審美追求和風格上都與宮廷詩人有極大的不同。

陳子昂是在理論和實際上轉變唐代詩風的重要人物，他力反齊梁詩風，主張恢復漢魏風骨和“風雅”的興寄傳統，并將此理論用于自己的創作中。

盛唐時期，經濟繁榮，國力強盛，詩歌也發展到了頂峰時期，眾多才子型詩人爭奇斗妍，形成不同風格的詩人群體，所作詩歌“既多興象，復備風骨”。李白和杜甫是盛唐詩歌最高成就的杰出代表。

李白的詩歌博大精深，從多方面反映了唐代從盛到衰的轉變。理想主義、反抗精神和英雄氣概在他的詩歌中貫穿始終，奇幻的想象、詭譎的意境構成了他的詩歌獨特的藝術風格。李白極大地開闊了詩歌的美學境界，發展了詩歌浪漫主義的傳統和表現方式，他的詩歌是中國古典詩歌浪漫主義的頂峰。

杜甫在中國現實主義詩歌發展進程中有著繼往開來的重要地位，他的詩歌忠實地記錄了國家的變亂和人民的苦難，深刻地表露了自己對時局的隱憂和對受害者的同情。杜甫的詩歌被稱為“詩史”，是唐代社會的一面鏡子，詩歌題材內容廣闊，其中邊塞戰爭和山水田園占極大比重，以高適和岑參為代表的邊塞詩人和以王維和孟浩然為代表的山水田園詩人在此時期大放異彩。

中唐時期，詩歌進一步發展，詩歌開始出現有意識的字錘句煉，也多了不少有相近理論主張的詩歌流派。唐代詩歌經過大歷中衰之后，到元和年間進入高潮。此時期名家輩出、流派分立，詩人不斷探尋新的詩歌創作途徑和技法，創作出大量極富創新意味的各體詩歌。

白居易，他提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進步理論主張，繼承并發展了《詩經》和漢樂府的現實主義傳統，領導并親自參加了“新樂府運動”，從文學理論上和創作上掀起了一個現實主義詩歌的高潮。

元稹的主要作品是樂府古題十九首和新樂府十二首。元詩從內容和形式來說都非常接近白詩，語言通俗易懂是他們共同的特色。張籍和王建是“新樂府運動”的中堅。張籍樂府詩以同情農民疾苦為主題。除新樂府運動之外，中唐時期還有一派詩人，就是韓愈、柳宗元、劉禹錫、孟郊、李賀等。他們的詩歌藝術比之白居易另有創造，自成一家。

晚唐時期，詩歌感傷氣氛濃厚，代表詩人是杜牧、李商隱。杜牧以七言絕句見長，李商隱則以愛情詩見長，他的七律用典精巧，對偶工整。

兩宋時期，詩歌得到進一步發展。詩歌的另一種重要形式——詞在宋代達到頂峰。詞是一種音樂化的文學樣式，被稱為“曲”、“曲子”，或“曲子詞”、“樂府”、“長短句”等。

五代時，中國第一部文人詞總集《花間集》問世。

詞在宋代達到了可以和唐詩并列的中國文學的另一座高峰，形成了“婉約”、“豪放”兩大派，著名詞人有晏幾道、歐陽修、范仲淹、王安石、柳永、蘇軾、秦觀、周邦彥、張孝祥、辛棄疾、李清照、陸游、姜夔等。宋代著名詩人有歐陽修、梅堯臣、蘇舜欽、王安石、蘇軾、黃庭堅、楊萬里、范成大、陸游、文天祥等，其中以蘇軾和陸游成就最高。

元代是散曲和雜劇興盛的時代。元代散曲可以認為是繼詩詞而興起的一種新詩體。詞和散曲都是沿著“倚聲填詞”的途徑發展過來的。

馬致遠是元代散曲之大家，也是影響最為深遠的詩人之一。馬致遠的作品多抒發懷才不遇的悲憤或羈旅漂泊的痛苦。

明代詩歌發展的道路是很曲折的，呈現出復雜的狀況。

明初洪武、建文年間，詩人在模擬唐人的基礎上“各抒心得”，其中成就較大者是劉基、高啟等經歷過元末社會大動亂的詩人，如劉基以雄渾奔放見長，高啟則以爽朗清逸取勝。高啟認為，“詩之要，有曰格、曰意、曰趣而已。格以辨其體，意以達其情，趣以臻其妙”，做到體裁、內容、藝術的有機統一。

永樂至天順年間，出現了以楊士奇、楊榮、楊溥為代表的臺閣體詩歌。

成化至正德年間，臺閣體已為廣大詩人所不滿，以李東陽為首的茶陵詩派攻之于前，以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邊貢、康海、王九思、王廷相為代表的“前七子”反之于后。江南畫家兼詩人沈周、文征明、唐寅、祝允明等，作詩不事雕飾、自由揮灑，雖不免失之淺露，卻顯得生趣盎然、才情爛漫。

嘉靖、隆慶年間，前七子復古運動中所暴露出來的模擬傾向日趨嚴重，詩人薛蕙與楊慎論詩時指出：“近日作者，模擬蹈襲，致有拆洗少陵、生吞子美之謔。”這時出現了一些不滿前七子詩風、卓然自立的詩人，如“沈酣六朝，攬采晚唐，創為淵博靡麗之詞”的楊慎，“直舉胸情，獨妙聞雅”的高叔嗣，“溫雅麗密，有王孟之風”的薛蕙，“才高一時，婉麗多諷”的王廷陳。

萬歷、天啟年間，已形成“剽竊成風，萬口一響”（《敘姜陸二公同適稿》袁宏道）的詩歌創作危機。

崇禎及南明諸王年間最為著名的是陳子龍和夏完淳。

清代詩人善于借鑒前代，揚長補短，對于古典詩歌有所發展。

清初詩壇的主流是“遺民詩”。有閻爾梅、傅山、黃宗羲、杜濬、錢澄之、歸莊、顧炎武、吳嘉紀、王夫之、呂留良、屈大均、陳恭尹等。

康熙、雍正時期的詩人首推王士禎。王士禎提倡“神韻”，崇尚王維、韋應物一派的“唐音”，在藝術上有新的特色，是清代“神韻派”的領袖，引領詩壇數十年。還有朱彝尊、尤侗、彭孫遹、梁佩蘭、吳雯、洪曻等人，他們的詩歌疏暢雋永，而陳維崧、吳兆騫、田雯、張篤慶等人的詩歌風格則豪邁典麗，皆各有千秋。

乾隆時期的詩人袁枚、趙翼和蔣士銓合稱“乾隆三大家”。乾隆、嘉慶時期，詩人很多，著名詩人有張問陶、舒位、孫原湘、王曇、嚴遂成、姚鼐、黎簡、吳錫麒、洪亮吉、宋湘，等等。

清代后期的詩歌創作已逐漸走向下坡路。這一時期最偉大的詩人是龔自珍，龔自珍的詩敢于揭露批判黑暗的社會和腐朽的政治現實，和他思想上的叛逆性相連，極富創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