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彭松 | 生態倫理何以需要生態烏托邦

生態倫理何以需要生態烏托邦

張彭松，哲學博士，黑龍江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原載《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18年第4期

無疑，我們正處于從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的倫理文化轉型過程中。工業文明的倫理文化是以“現代性”道德為宗旨，彰顯人的主體性、價值和尊嚴，包含個人主義、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等基本要素的倫理文化體系。但這種倫理文化過于注重人類的自我中心的價值標準和評價體系，將自然置于從屬的、手段的或工具性的地位，以致于使“豁出‘生存’搞‘發展’”[1]的現代人類陷入全球性生態危機的深淵。而面對日益加重的生態危機，始于倫理拓展主義的生態倫理思想反思人類中心主義，力圖超越“現代性”道德的倫理話語體系，為促進從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轉型，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契機和實踐指向。但是，生態文明是一項系統工程，是一個不斷沖破工業文明的經濟主義桎梏、理論枷鎖和實踐阻力，走向人、社會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生態文化，需要生態倫理思想發揮啟蒙現代人的思想引領作用、社會規范能力和改變現實社會生活的實踐智慧，推動社會進步與和諧社會的建構。目前，生態倫理思想研究取得了豐富的理論成果，提高了現代人的生態學意識，卻無法解決理想與現實之間的矛盾和沖突，一個重要的表現就是，難以走出人類中心主義與自然中心主義之間的兩難處境。走出這一處境，不僅需要理論的突破，更需要思想的解放，想象一種不同于現實的意識形態邏輯之外的烏托邦，即生態烏托邦，反思和批判“資本的邏輯”支配下的經濟主義、消費主義的意識形態屬性，踐行一種自愿簡單的生態生活和幸福追求，激發現代人推動歷史前進的精神動力和道德實踐的內在力量。

樹立生態文明理念，構建尊重自然、生態安全的和諧社會，需要確立以人與自然道德關系為前提的生態倫理作為理論基礎和實踐路徑，使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生存和發展有了可靠的保障。生態倫理思想旨在改變現代倫理生活中人與自然、人與人的疏離，重建以人與自然的倫理關系為基礎的社會生活，促進人與人之間的內在和諧，找到人類真實的需要與合理的追求。因而，生態倫理并不是外在于現代社會生活，也不意味著放棄人類基本正當的欲求和滿足，關鍵在于以何種方式使這種滿足達到合理，也就是盡可能減少不必要的生態破壞的代價，保護和維持生態平衡，在生態平衡中尋求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在此意義上說，一種健全的生態倫理本身也是人類可持續發展之道的重要內涵，而非人類文明持續發展的外在限制。”[2]因此，研究生態倫理也是現代人類道德文化建設本身的要求。

      但是，理想雖然美好，遇到現實，就會存在似乎難以克服的矛盾。解決問題的出路，除了尋找對立兩極之間的張力與平衡點，也需要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站在更高的視野，探討更為重要甚至是根本的問題。對于生態倫理思想的產生和發展遇到的諸多理論難題和實踐困境，同樣也可以遵循這一解決問題的思路，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社會的發展和文明的進步。在生態保護的理念牽涉到具體的理論探討和實踐生活中，生態倫理如何面對現代道德價值觀的拷問，決定了不同的理論走向和實踐探索的整合之路。在現代社會把人類的利益作為價值原點和道德評價依據的人類中心主義支配下，生態倫理的道德理念顯得極為不合時宜，它的道德理由也無法得到合理的解釋。一種似乎能夠被人們所接受的解釋方式是，既然出現了生態環境危機，生態倫理可鑲嵌在人類中心主義的框架之內，必須以社會倫理為歸依，是現代社會倫理范圍的拓展而已，并不意味著什么倫理學革命或道德革命。這種解釋有其一定的道德合理性，畢竟任何倫理的思考都會關涉到人的問題，更何況在“人是目的”的現代倫理話語體系中，生態倫理思想保護自然環境、維護生態平衡也必須落實到人的行為中，最終必須歸結為社會內部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調整。“人與自然的道德關系如果成立，那只能是‘人通過自然而建立的人際道德’，其終極目的還是對人的關懷。”[3]墨迪、帕斯莫爾、麥克洛斯基等持有人類中心主義思想的人認為，現實世界基于人類利益的考慮而保護自然環境的行為也為人類中心主義的合理性提供了有力的證明。然而，盡管這種解釋并不完全錯誤，卻忽略了一個致命的“現代性的后果”（吉登斯語），即生態危機，成了高懸在現代人類頭頂上的一把“達摩克里斯之劍”，使人們時時處在危機的漩渦中而無法逃避。直面生態危機的道德反思，生態倫理是出于生態良知的道德自覺，反思現代文明的道德合理性及其限度，確立敬畏生命、尊重自然的生態文化。

      鑒于此，與現實的倫理路徑不同，基于人與自然倫理關系的生態倫理應對生態危機，持一種更為整體論的觀點和看法，因為這種倫理建構并不是附著在人類中心主義框架之內——現代社會倫理之學科范圍的簡單延伸，而是內涵的拓展。為了突出生態價值的存在論意義和現時代的價值，生態倫理的理論建構和道德實踐，急需突破、擴展機械論自然觀、主客二元對立的認識論和倫理思想，進入更為廣闊的理論空間和思想視野。對此，生態倫理的整體論突破以人的“權利”概念為核心展開理論論述的個體主義路向，不以是否滿足人類的利益為標準，而是通過對“價值”概念的重新界定，確立了自然的“內在價值”范疇，以此來達到對道德邊界的拓展和道德內涵的提升，使包括人在內的生態系統更為豐富和多樣化。利奧波德的大地倫理學、羅爾斯頓的自然價值論、奈斯的深層生態學等等生態倫理學的整體論進路，雖然它們在關注的主題、具體的倫理規范和原則上存在某些差異，但其共同的特點是以整體性思想為根基，用現代生態學的整體論觀點和方法觀察和理解人與自然的關系。

      出于對自然的保護，生態倫理的整體論路徑針對現代西方文化對人與自然主客二分的思維方式給予了有力的批駁，提出了人與自然同處于生態系統的嶄新理念，以整體性思維方式來看待人與自然的關系，有其自身的道德合理性。但是，這種富有倫理變革意味的生態倫理思想卻被視為自然中心主義，從“人是目的”的現代倫理話語體系來看，“完全拋開人類生存利益的尺度，把保持自然生態系統的‘完整、穩定和美麗’作為人類行為的終極目的和人對自然的道德行為的終極尺度”[4]，這脫離了人類自我中心主義的社會實踐本性。

      可見，以倫理的方式對待自然，關注人類整體利益和福祉的生態倫理思想，卻被分割成人類中心主義和自然中心主義的兩難選擇的處境。遵從現實的邏輯，以人類中心主義為圭臬，卻違背保護自然的生態良知，遮蔽了“現代性的后果”。面對生態危機，建構整體論進路的生態倫理卻被指責為自然或生態的內在價值而犧牲人類個體利益和幸福的“環境法西斯主義”。造成生態倫理研究的“兩難處境”，存在諸多因素，其中被人們常常忽視的一個問題就是宰制全球性價值觀的“現代性”道德所包含的意識形態話語。學術界往往把生態危機的價值觀根源追溯到人類中心主義，錯把人類中心主義當成現代倫理的全部問題所在，卻沒有直面現代的道德價值觀，尚未真正觸及“現代性”道德的核心問題。正是由于與“現代性”道德問題尚未形成直接的、內在的關聯，卻集中于人類中心主義與自然中心主義之爭這一似乎“很可能是一個偽問題”[5]，在保護自然的理論論爭中僵持不下，難以形成生態倫理研究的整體效應，也就無法對保護自然的實踐起到理論支撐的作用。

      生態倫理思想的理論初衷并不是針對理論問題而展開的思辨探討與形上建構，而是基于威脅人類自身生存與發展的全球性生態危機所進行的道德考量，那么，它所探討的最終結果必須能夠訴諸于道德實踐，在保護自然中體現出現代人所特有的人文意蘊與終極關懷，才具有對現代社會生活進行改變的實質性價值。正是從這一角度看，生態倫理思想是“一種新的道德啟蒙”、“一場哲學觀念的革命”，抑或“一次倫理學的變革”。隸屬于應用倫理學，生態倫理思想首先秉承的就是直面現實社會，反思和批判現代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尤其是受西方“現代性”道德價值觀宰制性的意識形態話語，形成更為合理、更有道德價值的倫理觀念及其相應的生活方式。因此，生態倫理思想的最終目的絕不會囿于無法解開的“主義之爭”式的理論難題，而是落腳在實質性的社會變革中，通過人類保護自然的道德實踐，實現從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的歷史轉型，促進人順應自然的社會和諧與幸福生活。

誠然，人類中心主義與自然中心主義的兩種倫理路徑都有其自身的道德合理性，無論是出于實踐的本性，對人類自身利益進行道德辯護的人類中心主義，還是著眼于整個生態系統的價值，道德考量人與自然倫理關系的自然中心主義，在某種意義上都體現了生態倫理思想的兩個不可或缺的真實維度。但是，對人類中心主義和自然中心主義的無謂的倫理論爭卻沒有太多的實質意義，影響了對生態危機根源的現代性思索。根本上說，造成生態倫理的“兩難處境”，不完全在于兩種倫理路徑的理論差異，而源于“現代性”道德思維模式的固化和意識形態的話語使然，使生態倫理難以走向超越和整合之路。

      那么，“現代性”道德如何使生態倫理陷入“兩難處境”？這首先要從“現代性”道德談起。究竟什么是“現代性”道德？盡管目前關于“現代性”道德概念的理解眾說紛紜，存在諸多歧義，但從道德價值觀視角分析仍然有跡可循。一般而言，“現代性”道德可以用來指代區別于傳統倫理文化的時間性范疇，是從16世紀文藝復興、宗教改革開始，經過啟蒙運動發展到今天這個歷史階段，體現為工業主義、市場經濟、民主法制、公民社會等制度體系，內在地包含著某種程度的普世性道德價值觀，諸如科學、理性、自由、平等、正義等文化價值，表征著道德文化理想和社會生活等諸多領域的深刻變革和轉型。

      應該說，“現代性”道德首先作為一種理性的文化精神，打破了由精英階層統治、把控和傳播的文化壁壘和思想控制，使市民階層的世俗觀念逐漸生成和自由民主觀念普遍提升，這是完全合乎歷史邏輯的。“現代性”道德以啟蒙自居，用理智戰勝迷信，用科學的理性之光戰勝黑暗的蒙昧時代，使人類文明擺脫野蠻的“不成熟狀態”，進入到“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 的“成熟狀態”（康德語）。因此，“現代性”道德以“進步”、“解放”作為自己的標語，宣告了宗法倫理等級制度的終結，人類主宰自己命運和支配世界的歷史時代的開始。全球化的經濟社會發展以其不可阻擋之勢如火如荼地展開似乎也驗證了“現代性”道德的社會效應和倫理意義。但是，它所伴隨的“現代性的后果”卻是令人難以控制的風險。其中一個重要甚至也是最根本的問題就是生態風險，它威脅人類自身生存，并使人類社會的發展難以持續。正如吉登斯所言：“生態災難的厄運雖不如嚴重軍事沖突那么近，但是它可能造成的后果同樣讓人不寒而栗。各種長遠而嚴重的不可逆轉的環境破壞已經發生了，其中可能包括那些到目前為止我們尚未意識到的現象。”[6]造成這一“現代性后果”的原因并不在于“現代性”道德本身所具有的普世價值，而在于“現代性”道德的意識形態話語顛覆了傳統倫理價值，使自然主義的價值秩序遭到廢黜，而把生活的價值理想和人生意義都訴諸于效用和功利的占有，并以此作為推動社會發展和歷史進步的最終力量。

      人類中心主義就是“現代性”道德的意識形態塑造的結果，盡管它內在地包含著人道主義倫理精神，沿襲了人類的價值和尊嚴的普世倫理價值，卻由于意識形態的蠱惑，忽視了人類文化的超越性，過分夸大了人對自身利益及其最大化的追求。對于生態危機，人類中心主義進入到生態倫理思想的討論中，注重保護環境，合理利用自然資源，但其核心思想依然是沿襲“現代性”道德的意識形態話語，把人類自身的利益作為世界秩序中“人類實踐選擇的唯一的、終極的價值尺度”[7]。與人類中心主義針鋒相對的是“自然中心主義”，拋開人類利益的尺度，遵循生態自然規律來尋求生態系統的平衡和完整。其實，嚴格說來，應該并不存在所謂的“自然中心主義”，因為包括人類在內的自然界本身就是一個整體，無論是古希臘的萬物有靈的“自然”、中世紀基督教中人與自然同根同源的上帝觀，抑或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觀，無不體現出人與自然的整體有機論。生態倫理的整體有機論基于現代生態學的科學理論，更能夠清晰地揭示出人類看待自然的整體性視角，建立了一種生態的、進化的、整體的自然價值觀念。

      因而，從這一意義上看，“自然中心主義”概念這一說法并不合理。但在現代倫理話語中，關于生態倫理研究卻存在著與“人類中心主義”對立的“自然中心主義”。如果確實存在“自然中心主義”這一概念，那也是“現代性”道德的意識形態話語虛構出來的觀念，使原本具有整體有機論意味的生態倫理思想分裂為自然中心主義與人類中心主義截然對立，失去了保護自然的道德合理性根據，無法發揮生態文明的啟蒙作用。而且，表面上看，自然中心主義以“倫理拓展主義的顛覆”為前提，與人類中心主義在思想觀點上針鋒相對，但在思維邏輯上，卻與產生人類中心主義之“現代性”道德的意識形態話語同出一轍，“同樣落入價值秩序的顛覆這一‘家族相似’范疇”[8]。因為“現代性”道德的意識形態話語的確立就是以對傳統倫理文化的“價值的顛覆”（舍勒語）建構出宏大的現實社會工程。從這一觀點分析，所謂的人類中心主義與自然中心主義的對立，并不完全出自生態倫理思想本身，更多的是“現代性”道德的意識形態話語使然。目前，在全球化的“現代性”背景下，特別是受制于“現代性”道德之意識形態話語中，“西方話語解釋中的一種權力象征或權威結構”依然主宰著生態倫理思想的運行軌跡，使生態倫理思想的研究和發展陷入“兩難處境”。但是，人類社會歷史并不能終結于“現代性”的意識形態話語，而是在不斷發展和進步，文明也在逐步完善中。吉登斯的“現代性的后果”、查爾斯·泰勒的“現代性之隱憂”，等等，無不反襯出“現代性”道德之意識形態話語的限度，也為開啟超越“現代性”道德指明了歷史的方向和道路。從人類歷史的未來發展來看，人類文明的走向正在從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的轉型過程中，生態倫理作為“一種新的道德啟蒙”（雷毅語），承擔起保護自然、關注生命、尊重人文的道德責任，為保護生態環境提供一個恰當的道德根據。走出“現代性”道德之意識形態話語的制約，是生態倫理研究打破“兩難選擇”的理論困境，為保護自然的道德實踐提供一個必要的思想路徑。

無疑，生態文明把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三者的和諧共生作為基本宗旨，是人類歷史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前進方向。但我們必須面對一個基本的事實是，從現代社會生活而言，工業文明的“現代性”道德價值觀及其意識形態依然起到支配性作用，而生態文明是人類文明演進的必然趨勢，盡管具有豐富的科學內涵，是一個系統性很強的戰略目標，卻有待生態倫理思想的進一步完善和成熟，逐步提高對社會大眾的生態意識的啟蒙，并把生態美德的倫理理念深入到實際的生活實踐中，“推動社會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的變革，成為建設生態文明的積極力量”[9]。目前的生態倫理研究處于“現代性”道德的意識形態話語中，陷入人類中心主義與自然中心主義的兩難困境，無法從理論討論的超越和整合走向道德實踐的幸福之路。走出這一倫理困境，需要激發生態倫理的烏托邦思想潛力，揭示其生態倫理觀中的烏托邦特性及其積極意義，為生態倫理的超越與整合提供重要的理論基礎，充分發揮生態文明建設的啟蒙作用。

      與維護現存秩序的意識形態不同，烏托邦觀念必須與現實世界占主流的具有宰制性的道德價值觀之間保有某種內在的張力，開啟一種未來廣闊的可能性空間，才能對現實社會起到一定的批判能力，彰顯自身理論的完整和道德設計的獨立性、自主性。卡西爾指出：“烏托邦的偉大使命就在于，它為可能性開拓了地盤以反對對當前現實事態的消極默認”[10]。對于生態倫理而言，局限于“現代性”道德的意識形態話語中，必然受制于人與自然主客對立的思維模式，陷入兩難處境中。相反，通過超越現實邏輯的烏托邦視角，展現生態倫理兩種路徑整合的必要和可能。生態倫理思想將道德對象從人與社會的領域拓展到生命和自然界，“對其他非人類存在形式進行道德關懷（moral considerability）的道德訴求，從多維視角分析‘生態主義’基本主張和內容，揭示其生態倫理觀中的烏托邦特性及其積極意義”[11]。生態倫理是基于對現實社會生活的倫理思考，將生態理想的理論進路、意義境域和實踐指向擴展到極致，以彰顯生態美德的幸福意蘊，既關注現代社會的現實生活，也透顯出超越現實社會的烏托邦憧憬。

      盡管生態倫理具有烏托邦特性，但由于烏托邦思想本身也在隨著歷史的發展和時代的變遷，面對不同的社會主題，產生不同的烏托邦思想形態。總的來說，在西方文化的語境下，無論柏拉圖的古典烏托邦還是莫爾、培根的現代烏托邦都是基于理性的思考和判斷所建構的理性烏托邦，極盡所能地突出神或人的中心地位，確定了人與自然之間主客二分的思維定勢，卻遺留了人與自然之間的整體關系處在“‘現代性’道德的價值觀盲點”（萬俊人語）。理性烏托邦的特點是突出人的理性及其主體性的倫理建構，尤其是近現代西方理性主義傳統，彰顯人的價值和尊嚴，強調人的科技理性作用，如培根的科技烏托邦，表達了“知識就是力量”的現代性信念。正如所有烏托邦尋求神圣與世俗、手段與目的等之間的張力，培根的現代理性烏托邦也同樣清楚地看到了現代事業的自身局限性，發現了現代性的發展限度，包含了與意識形態制衡的內在因素。

      在生態危機的時代壓力下，迫使現代人反思自身的倫理文化，烏托邦思想也從理性烏托邦逐步拓展到生態烏托邦，為生態倫理的超越與整合提供了必要的路徑。布洛赫提出的“人是來自自然的烏托邦生物”的哲學人類學思想，指出人不應該束縛在理性烏托邦的主觀主義中，而需要借助生命的情緒—情感向度，跳出主觀主義思維的邏輯“魔圈”，才能走向人與自然之間主客兩極的不可分割的交互作用的自然烏托邦。哈維以生態人類學為根據，使人類回到“生命之網”這個境域之中，表達和探索一種社會生態的辯證烏托邦理想。隨著生態學的發展及其對人的“生態位”研究，需要人類明確自身在生態系統中的“位置”，倡導一種以生物物種“生態位”的視野，考量生物生存所必需的生境最小閾值，以此來反思和探究人的“生態位”。在此基礎上，烏托邦思想由理性烏托邦轉向生態烏托邦，基于對生態和諧、生態理念的理想世界的渴望，以其生態智慧，尋找高層次上的“生態位”，促進人類社會的生存及其可持續發展。生態烏托邦主義者卡倫巴赫集中于對現代人類社會發展不斷惡化的生態危機給予深刻的思考，對生態社會的未來前景進行深入的探索，表達了一種尊重自然、生態宗教和內心的虔誠。

      由烏托邦思想的內在演變來看，生態烏托邦的產生并不是空穴來風，而是對現代社會的反思和未來社會的展望所做出的整體建構。針對現代性的意識形態使人疏離自然的同時，也疏離社會、他人與自身，因而使烏托邦轉向生態，建構人類社會與自然和諧的生態烏托邦或綠色烏托邦。從新的參照坐標系出發，生態倫理能夠突破現代性的意識形態束縛，在生態烏托邦的語境中找到自身的道德合法性根據，使人類中心主義與自然中心主義的爭論、沖突和對立不再具有特別重要的實質意義，而是以價值整合的方式成為人類社會與自然和諧的生態烏托邦的內在精神動力。

      在生態烏托邦的視野下，生態倫理既不是人類中心主義，也不是自然中心主義，盡管都包含著它們各自理論的核心因素，卻不是以“對立”的僵化思維模式，而是以相互聯結的整體而存在。首先，生態倫理思想本身就是整體的。雖然人類中心主義與自然中心主義的爭論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但由于“現代性”道德的意識形態話語的制約，無法體現出生態倫理的現實關切與終極關懷。在生態烏托邦的視野下，借助于“作為方法或未來的用途”（詹姆遜語），生態倫理思想從“現代性”道德的意識形態話語中剝離出來，由“兩難選擇”的思想主題切換到直面、批判和反思現代主流價值觀，為從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的轉型提供了理論契機。

      其次，傳統倫理文化與后現代主義的整合資源。生態倫理思想不僅具有自身的道德合理性，也具有歷史的合法性。其一，在人類歷史上，各種傳統倫理文化包含豐富的“生態倫理思想資源”（何懷宏語）。后現代主義雖然并不屬于一個歷史時期，但對“現代性”道德的意識形態話語給予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特別是提出人類——社會——自然的有機整體的自然觀，凸顯了人類與自然界的內在聯結的互動性和協同性，為生態倫理思想的道德合理性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根據。其二，不論是傳統倫理文化包含的生態倫理思想資源，還是后現代主義的生態倫理觀，如果沒有生態烏托邦作為理論支撐，無法走出“現代性”道德的意識形態話語體系，難以起到轉化為生態倫理思想的整合作用。

      再次，從生態倫理到生態文明。解決生態倫理思想的諸多理論難題和實踐困境，必須置于從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的歷史性轉型中展開，才能凸顯出生態烏托邦的倫理內涵、思想價值和歷史意義。以生態文明為歷史發展目標，生態倫理思想就不能依附于“現代性”道德的意識形態話語，而應該具有生態烏托邦的超越性價值與整體性構想，更新道德觀念，推動社會變革，完善社會生活，充分發揮生態文明的啟蒙作用。在這一歷史前提下，生態倫理思想不能化約為現代社會倫理的簡單延續，而是超越“現代性”道德而形成的“根本意義上”（羅爾斯頓語）的生態倫理，具有倫理變革意味的思想啟蒙。“如果人們所談論的的確是一種生態倫理，那么就應當是著眼于我們這個地球上整個生態系統所包含的各個子系統之間的倫理關系，而要使得它們之間的倫理關系成為可能，它們相互之間就必須是基于價值平等而展開的，因之，其中的任何一個生命子系統——更不用說生命個體!”[5]在這一意義上說，生態倫理不存在所謂的“人類中心主義”與“自然中心主義”之爭，而是充滿生態良知和人文意蘊為一體的新的倫理范式。

      誠然，生態烏托邦視野下的生態倫理建構，以價值整合的方式，走出“現代性”道德的意識形態話語，在某種意義上推動了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的歷史變革。但要真正實現生態文明，形成人類順應自然的社會發展理念，必須依靠人類的實踐活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才是人類社會共同生存與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