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是明君一個是諫臣，兩個加起來等于一對戲精

東漢史學家班彪寫過一本書《王命論》，其中評價劉邦“從諫如順流”。這個“諫”字，是專用術語，專門指對皇帝提意見，普通人提意見可用不起這個“諫”字。對善于聽取別人意見的皇帝，則有“從諫如流”這一成語加以褒美。

班彪評價劉邦的意思是劉邦聽取別人的意見，能像流水一樣自然。劉邦到底是否如此，我們姑且不說，歷史上真正以“從諫如流”而聞名的，卻是唐太宗李世民和敢于犯顏直諫的魏征，君臣之間有很多著名的典故流傳千古，讓后世奉為經典。

在中國古代，皇帝能否采納臣子的意見是被認為決定國運盛衰的主要因素之一，能否納諫也成為評價一個皇帝是否稱職的重要指標。而所謂的“諫”的真相到底如何呢？

《資治通鑒》載，貞觀四年（公元630年），李世民下詔修復隋朝的洛陽宮殿，“以備巡幸”。這時出來一個諫臣，名叫張玄素，成功勸阻李世民此舉，“上嘆曰：吾思之不熟，乃至于是……今玄素所言誠有理，宜即為之罷役。”

解釋一下就是，皇帝表示認錯決定不修了。故事到這兒應該就結束了吧？當然不是。不到一年，李世民又大興土木，修復了他要用來“巡幸”的宮殿，而且造得比前朝豪華得多。

于是又有一個名叫戴胄的臣子來提意見。這回李世民仍然認真的表示：“戴胄于我非親，但以忠直體國，知無不言，故以官爵酬之耳”。翻譯過來就是“戴胄同志，一個非親非故的人，一個衷心為國的人，能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這是什么精神？這是……”總之就是表揚加物質獎勵。你以為這樣就結束了？又錯了。宮殿還在繼續修，而且耗費大量物力人力奢華之至。貞觀之初，國力并不富裕，這樣的工程引發群臣上下議論不已，李世民才不得已把修好的宮殿又給拆了。

李世民曾言：“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流為千古美談。但他也曾說過：“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意思是老百姓沒事做就會懶惰，有勞役才好驅使。你看，擁有這樣兩面性的人，怎么可能只有一副面孔。李世民的“從諫如流”，不免讓人懷疑不過是一種手段，通過表面文章為自己塑造一個明君形象，完事后該干什么還干什么，當臣下的如果不明白這個道理，恐怕就沒什么好果子吃了。

李世民之所以如此，大約與其弒兄得來帝位以及天下初定局勢動蕩有關。在這樣一位皇帝面前，當一個死腦筋的忠臣可沒什么好處。再看看以進諫而聞名的魏征如何演好對手戲，才能看明白這其中的君臣之道。

《貞觀政要》載，李世民稱魏征進諫涉及的事情，多達兩百多件，而且這些意見還都很合他的心意，“皆稱朕意……太宗每與之言，未嘗不悅”。但實際上呢，魏征之諫都是沒有利害關系的，他絕不會在敏感而兇險的事情上和李世民對著干，也絕不會卷入可能真正激怒這位皇帝的事情中。

如魏征最為著名的諫言——《十漸不克終疏》，雖然看似對李世民提出了頗為嚴厲的批評，如“頃年以來，意在奢縱，忽忘卑儉，輕用人力……頃年以來，微有矜放，恃功業之大，意蔑前王，負圣智之明”。實際上這些諫言早就是其他諫官，包括魏征本人，說得都已經乏味了的“套話”。這樣既能讓李世民毫無壓力的“納諫”，又能塑造自己乃是一個忠直諫臣的形象，同時用明貶實褒的手法美化李世民——如此難聽的諫言李世民都聽了，他是一個多么圣明的君主啊。反正那些事情每個皇帝都干過，李世民似乎還是干得少的了。

再如《隋唐嘉話》所記載的玩鳥一事，也被當做魏征敢進諫、李世民“怕”他的典型故事廣為流傳。“太宗得鷂，絕俊異，私自臂之，望見鄭公，乃藏于懷。公知之，遂前白事，因語古帝王逸豫，微以諷諫。語久，帝惜鷂且死，而素嚴敬征，欲盡其言。征語不時盡，鷂死懷中。”

此故事真偽尚且不論，單單思量一下，用進諫的方式讓皇帝的愛鳥死去，這算是什么諫？

事實上，魏征——一個當過道士、混跡于亂世，先后在元寶藏、李密、李淵、李建成手下效力的老江湖，把李世民的心思摸得一清二楚。李世民要塑造自己明君的形象，就需要幾個看起來很不聽話的諫臣，制造一些聽起來很令人反感、實則無壓力的諫言。摸透了對手的心思，這才能搭臺唱好后邊的戲。

當真遇到敏感而棘手的問題，需要真知灼見的時候，魏征的精明就暴露無遺。貞觀十六年，李世民向讓魏征當太子李承乾之師。魏征想裝病賴掉，因為他早就意識到這是個危險差事。雖然最終還是沒完全賴掉，但魏征還是爭取到了抱病履行職責的旨意，也就是形式上按照李世民的本意當太子的名譽老師。

皇帝、太子的那些事情，豈是臣子敢隨便參與的？何況這太子和李世民所寵愛的魏王李泰矛盾極深，很難說不會出什么狀況。

魏征確實精明，在其死后不久，太子果然作亂，被李世民平定。太子的黨羽，魏征當初推薦的侯君集等人都被滅殺，魏征也受牽連。“徵卒后，正倫以罪黜，君集犯逆伏誅，太宗始疑徵阿黨。”

然而，當貞觀后期，局勢安穩、國富民安的時候，李世民不需要再刻意塑造明君形象，他對諫臣的態度就有所改變了。

《舊唐書》載：“徵又自錄前后諫諍言辭往復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魏征背著李世民將自己曾經進諫過的言辭都寫下來，拿給記錄李世民日常言行的史官褚遂良看。

史官褚遂良并非是小人物，他所負責的記錄工作，事關后世對皇帝的評價。按照此前的傳統，皇帝是不能過問的。魏征此舉，不過是為了給自己留條后路，萬一哪天被李世民殺了，還能留給后世一個好名聲。

只是真若那樣的話，李世民的名聲就給毀了。因此，得知此事后（李世民曾強行過問過《起居錄》），“太宗知之，愈不悅”。

《舊唐書》又載，魏征曾要求李世民讓其當良臣，不要當忠臣。徵再拜曰：“愿陛下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帝曰：“忠、良有異乎？”徵曰：“良臣，稷、契、咎陶是也。忠臣，龍逢、比干是也。良臣使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子孫傳世，福祿無疆。忠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家國并喪，空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遠矣。”

可見，魏征所謂的忠臣，乃是比干那樣進諫而被皇帝所殺者。言下之意，便是在告訴李世民：你可不能像昏君一樣殺了進諫的臣子，那樣只能讓臣子博得忠臣的美名，而讓自己背負惡名；反之，做出納諫的樣子，則能讓臣子、皇帝都受益，豈不美哉？

貞觀后期，李世民不再需要塑造從諫如流的明君形象，這樣的觀點也引發了他的反感。果然，魏征死后不久，李世民就開始對其“不悅”，懷疑其“集黨”，在太子謀反事發后，魏征也受到牽連。大怒之下的李世民甚至下令推倒了他親自為魏征撰寫碑文的墓碑。只是后來的事情，史書一筆帶過，后人也不再感興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