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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東平 《泰山刻石》與《嶧山刻石》書法對比研究 內容摘要 就《瑯琊臺刻石》《泰山刻石》《嶧山刻石》和《會稽刻石》四種拓本來看，雖然都是秦刻石，但是各種拓本反映的書風有很大的差異。根據大致的差異可以將秦刻石分為兩大類，一類以《瑯琊臺刻石》和《泰山刻石》為代表，書風古樸渾厚；一類以《嶧山刻石》和《會稽刻石》為代表，書風細勁柔媚。本文試將這兩類中具有代表性的《泰山刻石》和《嶧山刻石》拓本進行對比，找出兩種拓本在筆畫、結體、章法的具體差異，并從時代背景、書法發展規律、徐鉉書法思想等方面探究兩者差異產生的原因。 一、拓本介紹 根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自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開始，秦始皇東巡郡縣，并立石刻頌秦德，至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先后刻石七處。秦二世元年，二世東行郡縣，李斯隨從，所到秦始皇刻石處加刻二世詔書，以彰秦始皇的成功盛德。秦刻石原文除了《嶧山刻石》之外，見于《史記》共6篇。今僅存《瑯琊臺刻石》原石和《泰山刻石》殘石，《泰山刻石》殘石拓本僅存10字，且不可信〔1〕。秦刻石拓本流傳至今有《瑯琊臺刻石》《泰山刻石》《嶧山刻石》摹本， 以及《芝罘刻石》《碣石刻石》和《會稽刻石》翻刻本，其中《碣石刻石》為清人錢泳偽作〔2〕，今本《汝帖》僅存《芝罘刻石》14字，《會稽刻石》申屠本疑為仿擬之作〔3〕。
在劉跂之前，歐陽修、趙明誠等人看到的《泰山刻石》拓本，只有二世詔文。待劉跂發現刻石其他三面有字跡，世人才得見始皇詔。劉跂先后兩次親自登上泰山訪碑得到《泰山秦篆譜》，并留下訪碑時的文字記載：
劉跂的記載說明，他在摹拓原石的時候進行了加工，并且參考了其他版本，從而得到比較完善的拓本。劉跂記載的石高與董逌《廣川書跋》的記載有出入，董逌看到的是劉跂升碑和刮磨加工之后的原石，所以有“高才八九尺”之說。董逌還解釋了《泰山刻石》與最初的立石方向不同的原因：“始皇詔書刻其三面，二世詔宜在其陰。今石南面為二世詔書，始皇帝刻詔書乃在北西東三面。蓋石仆而后人起立植之，以其一面稍完，故立之南向。”
《泰山刻石》流傳較廣的拓本有絳帖本和安國本兩種，以安國本為最佳。絳帖本出自劉跂的《泰山秦篆譜》，共計146字。安國本存字165字，學界對于安國本是不是原石拓本這一看法有兩種相反的觀點，一種以安國本人為代表，他在《泰山刻石》拓本后的題跋中認為此本是劉跂拓自原石，而陳夢家先生也認為安國本除去多出絳帖本的19字以外，其余146字為原石拓本〔4〕。另一種觀點以容庚先生為代表，他認為安國本從《泰山秦篆譜》出，而非原石拓本，裘錫圭先生從文字學的角度分析安國本中個別字不合秦篆寫法，從而斷定安國本必非拓自原石〔5〕。  《泰山刻石》安國本（局部） 綜合來看，以上兩種觀點都存在一些問題。首先，安桂坡認為《泰山刻石》拓本的作者是劉跂，并沒有確鑿的證據。從安國本與絳帖本中相同的字卻有不同的寫法可以看出，安國本并非出自《泰山秦篆譜》，如“靡、平、臨”等字的寫法可證。再者，容庚先生、裘錫圭先生從文字學的角度考察安國本與絳帖本的優劣問題，用例字證明安國本的寫法不合先秦或秦小篆的常用寫法，從而斷定安國本非原石拓本，但是絳帖本也有與先秦或秦小篆常用寫法不合的情況，并且還有兩者都不合先秦或秦小篆寫法的情況。因此，我們不能就個別字的寫法來判斷兩種拓本的優劣〔6〕。啟功先生在《古代字體論稿》中提出，秦文在不同用途上，字體風格不盡相同，例如頌功刻石與秦權量詔版的書寫風格不同，可知秦人常用的文字與官方正體有所差別。加上碑版年代久遠，風雨剝蝕嚴重，面對殘缺的字，后人椎拓時不免以意增改，這樣也會產生謬誤，給拓本的真偽辨別帶來困難。
《嶧山刻石》亦稱《嶧山碑》。在古代，嶧山也作繹山、東山，所以也有稱之為《繹山刻石》。雖然《秦始皇本紀》有“二十八年，上鄒嶧山，立石，是為嶧山刻石”的記載，但是《嶧山刻石》刻辭并不載于《史記》。  《嶧山刻石》徐鉉本（局部） 唐代封演的《封氏聞見記》記載：
封氏的記載說明《嶧山刻石》原石至唐代已不可見，其翻刻本在北魏以后流行。故有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詩云：“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之感嘆。宋淳化四年，鄭文寶根據徐鉉摹本摹勒上石，重刻于長安，故后世稱“長安本”。此刻石后世摹刻眾多，而首推長安本為最佳。
歐陽修《集古錄跋尾》記載：
雖然歐陽修的說法還不足以說明長安本的真偽，但是反映了長安本和《泰山刻石》拓本確實存在較大的差異，以至于讓人懷疑《嶧山刻石》不是李斯所書。 二、書法對比 安國本與長安本相同的字數有113字，為了能夠直觀地反映兩種拓本的差異，在兩者兼有的字中挑選出了60個字形相對完整的單字進行對比。將兩個單字圖像疊放在一起，單字外輪廓的縱向高度一致，以圖像的顏色和透明度區別。以下將從筆畫、字形結構、章法布局等方面比較兩種拓本，找出具體差異。 （一）筆畫粗細 在兩種拓本中，小篆的筆畫基本上等同于幾何線條，首尾粗細一致，幾乎沒有粗細變化。如果將筆畫的粗細程度用線條的寬度來描述，安國本小篆線條的寬度是長安本的1.5～2倍，這是造成兩種拓本形成渾厚與細勁差異的主要原因。筆畫的粗細還體現了筆畫力度的強弱對比，長安本的筆畫猶如“鐵線”，纖細婉轉。安國本的筆畫則以剛勁渾厚為主，筆畫力度明顯強于長安本。 （二）筆畫曲直 長安本小篆的筆畫刻意增加了的彎曲和圓轉，整體風貌看起來更加圓滑靈動。例如“作”字和“明”字，相對于安國本來說，長安本中的單人旁將直畫增加了彎曲和弧度，筆畫轉折處一改方轉為圓轉。
長安本幾乎在所有的轉折處都增加了弧度，使得字形變得更加圓潤。比如“明、德、思、言、因、白”字等，帶“口”形的轉折處就體現了這個變化。
例如“帝、六、稱”等字，向下、向左右舒展的筆畫不僅增加了筆畫弧度和彎曲度，而且有向外擴展的趨勢，比如“六”字的撇、捺兩筆就體現了這點區別。
相比安國本而言，在長安本中，除了字中間的豎畫，以及水平的橫畫以外（比如皇字所從的王；巡字所從的車；稱、利所從禾部的豎畫；帝、理、金、不等字的豎畫），其余筆畫都增加了彎曲變化和左右擴展的趨勢。這是造成長安本妍美流麗風格特征的主要原因。而安國本的筆畫彎曲度較小，轉折多方，反映的是端莊平正的風格。也因為安國本缺少曲直變化，顯得板滯，為人所詬病。例如“下、建、長”等字，缺少婉轉的彎曲變化，顯得呆板。 （三）結體 當兩個單字外輪廓的縱向高度一致時，比較兩字的高寬比發現，長安本中有些字字形較寬，相對于安國本，在橫向有了延伸，橫向的筆畫更長。例如“登、臣、分”等字，特別是“登”字，長安本的長橫和“□”形都向左右伸展，導致高寬比變小，這一變化也是由筆畫向左右擴展產生的。而安國本總體反映的是縱向發展的姿態，結體較修長，高寬比大于長安本。
兩種拓本反映的另一個單字結體差異即重心高度的不同。相對于安國本來說，長安本單字的筆畫向上聚攏，比較長的筆畫（例如豎、撇、捺這樣向下伸展的筆畫），顯得更長，字的下方留出了更多的空白，導致重心偏高。而安國本中的筆畫分布比較均勻，字的下方留出的空白比較少，因此重心比較低。例如“皇”所從的“王”字，長安本中特意使“王”字的第二橫靠近第一橫，這樣就提高了單字的重心。長安本中的“既”字下方也顯得疏朗，重心比安國本中的“既”字高。還有一類是將合體字的某一部分重心提高，從而引起整個字的重心提高，比如“巡、始、嗣、御”等字，只是字的左邊或右邊部件的重心提高，導致了整個字的重心提高。 （四）章法布局 就剪裱本而言，安國本的行間距和字間距都大于長安本，兩者的行間距都大于字間距，但是長安本的字間距更小，整體布局顯得較為緊湊。而安國本的行間距和字間距都比較大，整體布局顯得疏朗。在整體氣象上，安國本仍不失質樸渾厚之感，而長安本卻顯得優雅妍媚。 （五）石花 長安本系鄭文寶翻刻，因鄭文寶不了解《嶧山刻石》原石的形制，而將《嶧山刻石》翻刻成表面光滑、四面規則的碑版，因此拓本字形完整，筆畫清晰，較少有石花。通過劉跂的《泰山秦篆譜》可知《泰山刻石》原石的形制并不是規則的碑版。劉跂形容泰山刻石是：“其石埋植土中，高不過四五尺，形制似方而非方，四面廣狹不等，因其自然，不加磨磐。”由此可以看出，《泰山刻石》的原石四面并不規則，表面也不加精細打磨，所以凹凸不平，導致拓本的石花較多。從現存的秦刻石原石——《瑯琊刻石》就可以發現，秦刻石的表面并不是光滑平整的，通常是粗略的處理，加上石質堅硬，經過風雨剝蝕，更顯得蒼茫渾厚。 通過以上對比發現了兩種拓本存在的具體差異，下面將進一步探究產生差異的原因。 三、差異分析 根據前文的分類，安國本與《瑯琊刻石》書風比較接近，從單字的字形、筆畫、結體等方面可以看出，二者都具有整齊穩健、古樸渾厚的特點。而長安本、《會稽刻石》申屠本卻和李陽冰的鐵線篆有極相似之處。因此，理清兩種拓本的具體差異以及產生差異的原因不僅可以為拓本的真偽辨別、書法鑒賞提供參考，還有助于小篆的學習與寫作實踐。
首先，安國本是原石拓本，基本上反映了秦小篆的風貌。而長安本為鄭文寶翻刻，翻刻是導致兩種拓本產生差異的根本原因。我們從宋人翻刻的《詛楚文》拓本可知，字形有訛誤；拓本內容完整無缺；風格優雅，氣息平淡，線條柔美彎曲，與秦人書法有很大的差異，這正是宋人摹刻古器物銘文的一貫風格，元人書法中此類作品，率皆如是〔7〕。長安本和《會稽刻石》申屠本確實如此。
且長安本的作者徐鉉精于小學，《宋史》載“鉉精小學，好李斯小篆，臻其妙，隸書亦工”。徐鉉曾奉宋太宗之命校訂《說文解字》，并雕版流行于世，世稱“大徐本”。因此徐鉉完全有可能一字不差地將《嶧山刻石》摹寫出來，原拓本缺漏之處難免會有徐鉉增改的痕跡。
從嚴格意義上來說，長安本是在原作的基礎上進行“多次加工”，先是徐鉉臨摹，然后鄭文寶根據摹本摹勒上石，再經過椎拓才得到長安本。因此長安本與安國本相比，在用筆、結體、章法布局上都有較大的差異，已經大大削弱了秦小篆的特點。
其次，從個人的書法風格、審美趨向來看，鄭文寶依據徐鉉摹本摹勒上石得到長安本，其書法風格必然會受到徐鉉個人書法風格的影響。據鄭文寶在長安本之后的題跋：
徐鉉晚年得到《嶧山刻石》摹本，從而“師其筆力”，取法秦篆，而將自己以前寫的“焚擲略盡”。這也說明在此之前，徐鉉并不是學習秦小篆的。
據朱長文《續書斷·妙品》云：
分析徐鉉的書法取法不難發現，在得到《嶧山刻石》摹本之前，徐鉉的篆書學習對象主要是李陽冰的小篆，可以說徐鉉的篆書繼承了李陽冰的衣缽。五代去唐不遠，徐鉉學習唐人李陽冰的篆書完全在情理之中，因此宋人鄭文寶翻刻的長安本帶有李陽冰篆書的特點也就不難解釋了。
最后，從書法藝術發展的進程來看，宋朝，篆書已經不再是官方推行的標準書體，已經大大失去了實用的功能。秦朝距離三代不遠，文字的演變還在繼續，小篆字體在秦朝形成，還帶有自然象形的意味，受大篆的影響比較大，所以呈現的是質樸渾厚的感覺。宋朝時，小篆的實用功能大大減弱，出現了“裝飾”“美化”的審美追求。 〔1〕〔3〕〔4〕陳夢家.秦刻石雜考[J].文史,2015(01):5-21.
〔2〕容庚.秦始皇刻石考[J].燕京學報,1935(17):125-171.
〔5〕裘錫圭.宋柘本真偽辨安國舊藏《秦泰山刻石》[J].中國書法,1992(03):17-20.
〔6〕劉紹剛.秦泰山刻石傳本二種考[A].第八屆中國書法史論國際研討會論文集[C].文物出版社,2011:187-211.
〔7〕叢文俊.中國書法史，先秦·秦代卷[M].江蘇教育出版社，2009:330-332.
（作者系首都師范大學中國書法文化研究院碩士研究生） 注 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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