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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國盛
◆ ◆ ◆ ◆ ◆ 【本文為2000年12月27日在華中科技大學演講】 馬上我們就要面臨一個世紀之交，所以這個講座對我來說是個巨大的榮譽——能夠在真正的世紀之交，回顧一個世紀的科技發展。我們常說，今天是科學的時代，那么什么是科學的時代？這一個世紀即將過去了，這個科學的世紀為我們留下了什么？有什么值得我們反省的地方？今天我提出一些問題，與大家一起討論。 我想講兩個方面：理論科學方面與應用科學方面。 就理論科學而言，整個20世紀是一個科學革命的世紀。這個科學革命，有兩層意思，第一個意思，它是對古典科學的一場革命。所謂的古典科學也就是現在常說的近代科學，是由哥白尼、伽利略到牛頓這樣一場革命奠定了基礎的。這場革命在牛頓那里形成了一個完善的形式，19世紀牛頓力學開始向各個領域擴充，形成了各種各樣的力學：電動力學、波動力學等等，種種力學的出現使人們覺得科學的模式已經進入了一個完善的地步。所以19世紀末曾經有過科學的終結說，認為一些大的科學問題已經完成，剩下只是尋找小數點后面的更多的數字而已，也就是說，剩下的只是量的擴充而不會有質的變化。但就在“終結說”的余音未了之時，就爆發了兩場物理學革命，導致了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的出現。這兩個基礎科學的出現對牛頓力學是一個很大的突破，也使得20世紀的科學完全被刷新了。 但是革命還有另外一個意義。先得說說“革命”一詞的來歷。“革命”的本來意義是什么？“革命”，Revolution，就是“旋轉”的意思。旋轉怎么會成為革命呢？這就要說到哥白尼。哥白尼有一本書叫《天體運行論》，這本書的書名的中文翻譯實際上是有問題的，準確應該是《論天球的旋轉》。因為直到哥白尼，歐洲人都認為轉動的不是天體而是天體附著于其上的天球。哥白尼論“旋轉”的著作認為，不是太陽圍繞地球轉，而是地球圍繞太陽旋轉，造成了一個重大的觀念變革，于是“旋轉”也就有了“革命”的意思。 我說的科學革命在第一層意義上是指古典科學內部的一些變化，比方說，牛頓的絕對時空觀被愛因斯坦的相對時空觀所取代。而另一層意義上的革命則指的是，由哥白尼所開始的那場革命，今天有被再次革命的可能性，也就是說，哥白尼所推動的那場革命以及由此帶來的人對世界的看法、人的存在方式、人與自然的關系等種種問題可能會經歷一場新的變化。而這個變化在20世紀后半葉已現端倪。今天我著重談談這兩大革命，第一場是古典科學內部的革命，第二場是即將來臨的、可以與哥白尼革命相媲美的革命。第一個算是歷史的回顧，第二個算是哲學的前瞻。 我們知道，今天所說的科學就是西方科學,也就是西方近代科學。為什么獨獨西方占了科學這個位置呢?我們知道，經常有人談論“李約瑟難題”，說中國古代科學多么發達，只是到了近代為什么就不行了呢？我們首先要搞清楚，科學是不是一個人類的普遍的現象。按照我們今天嚴格的定義來講，科學不是一個普遍的現象，中國古代沒有嚴格意義上的科學，科學是獨獨屬于西方人的。因為科學所要求的是一種追求理性的態度，是一種追問的態度，是要有打破沙鍋問到底的態度。我記得有個故事，說是著名哲學家羅素做過一次關于天文學的公眾演講，講宇宙如何演化呀等等。當時有一位老太太問道：年輕人啊，你講得倒是不錯，挺動聽的。可我就覺得像是胡說，我覺得宇宙是爬在一個烏龜的背上的。羅素反問道：那烏龜又是爬在那呀？老太太說：我告訴你呀，那是一個烏龜爬在一個烏龜一個烏龜爬在一個烏龜……身上。（笑）這當然是個笑話，但它說明西方的科學有一種追問到底的態度。我們知道，所有的科學都是起源于宇宙問題，你對宇宙什么態度，就表明你有一種什么樣的科學態度。希臘人一開始就把宇宙模型與天象材料相對照。埃及人也有它的宇宙觀，也有它的天象材料，但這兩者是沒有關系的，他們認為宇宙就是一頭大牛，星星就是牛身上的毛。但人們要問，為什么太陽會時出時沒呢?為什么會周而復始的運轉呢？希臘人首創了一種方法，把天象觀測和宇宙模型進行比較，而且還要不斷地問為什么?我們知道行星在希臘語中是“漫游者”的意思，它有不確定的規跡。這些不規則的天象吸引希臘人要把他歸整起來，所以柏拉圖后來提出“拯救現象學說”，就是說這些不規則的天象后面一定有個規則的依據，這個依據是可以發現的。希臘人這種追求理性的精神是構成科學精神的一個最基本的內核。所有的其他民族都不具有這樣特質。中國人講“杞人憂天”，今天看來也不是沒有道理的。像什么小行星稍微偏一下，一下子撞到地球也是有可能的。但中國人安慰自己說，行星什么的都是氣體，氣是砸不死人的。（笑）這種“氣”的自然觀就把追求、追問這條路給堵死了。中國古代有“渾天說”，渾天就像一個雞蛋，地球就像蛋黃，天就像蛋白包著蛋黃一樣包著地球。渾天說也與天象有關系，但這個關系是非常稀松的。所以中國的天文學與宇宙論之間的關系也不太大。支配古代中國人的宇宙觀的更多的還是“蓋天說”，“天似穹籠，籠蓋四野”，認為天是一個蓋子。以至于到了晚清時期，人們聽說地球是個球狀的，那些士大夫就納悶：地是球狀的，那球那邊的人終日倒懸，怎么辦？（笑）覺得很奇怪。但地球是球狀說在希臘已開始就有了，在畢達哥拉斯學派，甚至更早在泰勒斯時代就有了，并提出了以地球為中心的宇宙模型。 剛才我們提到科學要有追問的態度，但是我們也注意到由哥白尼體系所發起的這樣一場宇宙觀念的全新的變化，其實是從根本上改變了人與自然的關系。哥白尼革命一個最重大的突破是把地球看作一個天體。我們知道，在全部的古老民族中，天地之間的區別是最基本的區別，人是頂天立地的，人出自泥土回歸泥土，所以人和自然之間有一種天然的親緣關系。人是大地的兒子，大地是母親。到了哥白尼以后，有一個重大的變化就是地球不再是一個大地，而是一個星球，在太陽系中它是行星三號。所以從哥白尼開始，人與自然的關系就發生了變化。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這場革命的本質意義不在于宇宙中心的轉換，而在于人與自然關系的改變。因為我們知道，從天文學意義上講，哥白尼革命并不具有特別巨大的革命性意義。希臘的天文學有三個特點：第一個就是所謂的球狀科學，正圓科學，所有的天體都有正圓的軌道。第二個是所謂的天球模型，所有的星體都是嵌在天球上，并隨之運轉的。天體自己是沒法轉的，天體如果是在虛空中它怎么走啊？當時不知道引力定理，不知道慣性定律，所以認為天球在虛空中間是不能動的。所以亞里斯多德還借此不承認有虛空。有人說，沒有虛空怎么運動啊？亞里斯多德說，錯了，有虛空才沒法運動那！因為在虛空中，一切都絕對的平均、均衡，無差別，往哪邊動都不合適，都沒有理由，因此，虛空不是運動的根據。天體必然要嵌在天球上。天球是希臘天文學的第二個要素。第三個要素才是地心還是日心。哥白尼在他的《天球旋轉論》里只把重心做了轉移，天球沒有打破，他仍然維持天球的概念。因此他的宇宙還是個有限宇宙。為了滿足說明各種各樣的行星的奇怪運動，他還要借助托勒密的均輪和本輪。所以他雖然把托勒密的八十多個輪子大大減化了，減少到了二三十個吧，但是本質上沒有變化，還是使用本輪加均輪。所以說，哥白尼的革命從天文學上講它并不具有特別的革命意義。相反，人們往往相信哥白尼的工作實際上是更好地回到了正宗的希臘精神。為什么呢？哥白尼覺得，像托勒密這樣本輪套均輪地搞下去，沒完沒了。這是第一。第二，他覺得，在行星運動中間，內行星與外行星的運動是有明顯的區別的，可是在托勒密的體系中間，說明不了這些區別。把太陽放在中間之后，一切都很自然了。所以他說，一切要更加和諧。希臘人的宇宙一詞本來就是和諧的意思。希臘人一開始就認定了這個世界是可理解的，而且是整體上可理解的，我們中國人在古代是沒有這個概念的，認為宇宙整體上是無法把握的。 所以，哥白尼之后，就出現了一系列問題。首先，哥白尼雖然沒有打破天球，但他給出了打破天球的方向。為什么呢？在亞里斯多德時代，已經有人提出宇宙是無限的。但被亞里士多德給駁回去了，他的理由是：“無限”是此外永有，而宇宙是此外全無，所以宇宙不是無限的。這是第一點推理。第二個是天球每天繞地球轉一圈。如果說宇宙是無限的話，那天球的線速度就無限大了，這就沒法理解。所以外天球絕對不能是無限大的。到了哥白尼的時代，地球可以不在中心了，它每天自轉一周。太陽的轉動，外層天球的轉動，其實都可以不動了，因為它們都是地球轉動造成的。這樣一來，外層空間可以是不動的，那前面說到的亞里士多德的第二個理由也不成立了。所以哥白尼之后，人們就認為宇宙是無限的。可是一個無限的宇宙怎么把握呢？無限的宇宙如何結成一體？牛頓提出了引力說。引力又重新把整個宇宙結成一體。 我們講了半天，古典科學究竟是怎么來的？古典科學首先來從希臘精神，希臘人那樣一種科學的理性的精神。但是，在哥白尼時代進行了一場史無前例的一場革命。革命的結果是泯平了天地的界限，把人在自然中的地位一下子變得極為特殊。從前我們說人出生于泥土，歸終于泥土，他對大地是有依賴的。今天地球成了行星三號之后，關于地球的種種神話都化為烏有了，人和大地的親緣關系開始打破。人開始覺得自己是宇宙的中心了，可以為所欲為了。就像里根對宇航員所說的：“因為有了你們，我們才會覺得像巨人一般。”原因就是人能夠上天了。哥白尼革命從觀念上提供了這樣的可能性，即認為人是可以上天的。因為天與地之間沒有明顯的界限。而我們的地球甚至不再成為人類永久的居住地。也就是說哥白尼革命之后，人類關于太空漫游的幻想才成為可能，沒有這場革命，我們連想也不要想。這樣一場革命誕生了牛頓力學，直到十九世紀――這個世紀被稱為科學的世紀，就是因為古典科學全面發展――數、理、化、天、地、生各個學科都有長足的發展，并且影響人類的社會生活。人們開始以科學的態度、眼光來看待周圍的事物，看待生活。所以在19世紀末期的時候，已經有些廣告在打“科學”這個詞了。“科學配方”就是科學時代一個好的修辭方式，以前夸東西好是說祖傳秘方，現在則要加上“科學配制”。（笑）19世紀構成的這樣一座古典科學的大廈，當時已經基本完善了。但20世紀初愛因斯坦發起的相對論這樣一場科學革命大大打破了人們心目中許多概念，相對論的出現我們可以說是在更加純正的意義上恢復了對希臘精神的一種弘揚。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最重要的一點是把時間、空間與物質能量結為一體了，它們都不再是獨立的。由于這些一些基本的東西被重新結為一體，對宇宙的整體研究又成為可能了。所以相對論出現后，現代宇宙學才真正興盛起來了。所以說，愛因斯坦是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對希臘精神的回歸。大家記住，每一次革命既是一次顛覆活動又是一次復興，是對傳統的一種顛覆，也是對傳統更深一層的復興。哥白尼打破了托勒密的許多輪子，但是回到了托勒密以前更純正的正圓學說。愛因斯坦打破了牛頓體系，但他比牛頓更加希臘化。我們可以看出在西方科學發展中，一以貫之的是理性的和宇宙和諧的精神。 相對論從什么意義上重新構造了20世紀科學的基礎呢？相對論的革命是一場刷新世界觀的過程，刷新世界圖景的過程。與相對論同時還有一大理論就是量子力學。量子力學和相對論類似，也是在更新的意義上強調了自然的數學化。量子力學的創始人之一海森堡，對希臘是情有獨鐘，他反復強調量子力學所導致的結果是在更大意義上恢復了柏拉圖的數學原子主義。量子力學除了訴諸實驗之外，在計算中起作用是那些波函數，而且這些觀察數據必須通過波函數運算得出。運算是量子力學中很重要的。 今天在這兩大革命之后，整個20世紀的科學成就，我們可以歸納為四個，用四大模型表示：第一是宇宙大爆炸模型；第二是基本粒子物理學中的夸克模型，它與相對論有直接的關系；第三個就是分子生物學中的DNA雙螺旋模型；第四個是地質學中的大陸板塊模型。這四大模型基本上可以概括二十世紀最核心的理論成果。這四大模型和二大物理學革命構成了20世紀對古典科學最大的貢獻。（以下是關于大爆炸模型的簡單解說）。 這四大模型的出現改變了我們對宇宙的看法，今天我們關于宇宙、生命、物質、地球的觀念基本上是由這四大模型來提供的。我們剛剛回顧了一下從希臘時代到哥白尼革命，到牛頓、愛因斯坦，我們也講了一下二十世紀四大模型。四大模型之所以成為古典科學的一個最新典范，是因為它或多或多出現了希臘人對數學化的追求，對理性化的追求。模型化是一個典型的力學工作。模型一旦確立，在它上面就可以開展很多工作。這就是古典科學的理想。 二十世紀之所以被稱為科學的世紀，除理論科學方面的重大突破外，還因為它把人類改造自然的偉大力量發揮到了極至。我主要想講一講兩大超級能量。 第一個呢就是核能，核能的出現是人類至今掌握的最厲害的能量，太陽就是被核能點燃的。第二個就是登月、上天。從哥白尼開始的人類空間時代這樣一個理念在二十世紀第一次得到了實現。阿波羅登月計劃和曼哈頓計劃分別代表了二十世紀人類所創造的最強大的力量。到今天為止，你無法想象比它更大的能量，只能從量上超越，難以從質上來想象怎么超越。對于這兩大能量的出現如何評估？當然，從政治的角度來講，這兩大能量支撐了冷戰時代。出現原子彈后，人們一開始擔心會不會出現核大戰。但出人意料，特別是在打破了美國的核壟斷后，各國都不愿意兩敗俱傷，反倒避免了的出現，創造了一個漫長的冷戰時代。這也許是核彈創造的一個積極的后果。當然它的消極后果也不是一句兩句話可以概括的。 登月計劃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冷戰的產物。登月沒有很明顯很直接的經濟意義或科學意義。它樹立的是一個力量的形象。冷戰時期，美蘇兩國競爭很厲害，太空計劃就成為兩國之間競爭的一個象征，是人類在20世紀創造的一個新的力量的標志。誰能登上太空，誰就有Power。我們知道，Power一詞既有權力的意義，同時也有力量的意思。冷戰時代所開辟的這樣一個相對穩定的世界格局，促使人類把近代科學所能達到的力量的極至全釋放出來了，太空計劃就是把這種力量合法地釋放出來。登月計劃更主要地具有政治意義。 下面，我說一說20世紀后半葉出現的一些新的情況。為什么我剛才花了很多篇幅來探討希臘問題，探討哥白尼問題？就是因為在這個世紀之交，要重新探討科學的力量的意義，要重新探討科學對人類的意義，探討人與世界的關系，因為每一次革命都是人和自然之間關系的一場革命。剛才我們說，哥白尼革命它本質上改變了人對大地的依賴，大地不再是維系我們人類生命的根系，它是一個偶然的東西，也就是說，人與大地的不可割斷的紐帶被近代科學所割斷。在20世紀下半葉產生哪些新的征兆呢，以至于我們要重新反省這些東西呢？我們剛才提到，在19世紀末，已經有人提到科學的終結說。到了20世紀末的時候，也有人提出了科學終結說，美國有一個叫霍根的科學記者寫了一本書，叫《科學的終結》，當時產生了很大的反響，很多人自然想到19世紀末那一次關于科學終結的預言。那么，霍根的書是否仍然是在20世紀末上演的另一場鬧劇呢？對于我而言，今天的情況也許有一些新的變化，在這些種種變化之中我愿意提出“一個基礎理論，兩大技術成就”作為代表。 這個基礎理論的出現就是所謂非線性科學的出現。非線性科學、復雜科學、耗散結構理論、混沌理論、生態科學等等理論，這樣一些科學和我們以前談的古典科學有著完全不同的意義。古典科學講的是簡單性。為什么呢？牛頓力學基本上是簡單的、線性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說一葉而知秋，窺一斑而知全豹，由局部可知全貌。因為它假定，整體等于部分之和。但是，今天我們發現越來越多的東西是復雜的，而且，人們從前基本上認為，世界根本上是簡單的，復雜性是特例，比如人就是一個特例，人是復雜的，思想是復雜的，因為它不能為科學所把握。但是今天的非線性科學家們正在培養一個新的概念，那就是復雜性是基本的，簡單性反而是特例。而且這種說法不是在科學之外，而是在科學之內說的。所以，今天的非線性科學把這個過去數學上無法解決的復雜性問題提了出來，而且已經構成了我們對世界觀的根本沖擊，其要害就是，這個世界本質上是簡單的還是復雜的，這個世界本質上是可以預測的還是不可預測的。 這是一個大問題。我們都知道，牛頓力學出來以后，經過18世紀的啟蒙運動，在人們的心目中樹立了一個科學至上的理性觀念，其中，法國的拉普拉斯確立了一個精靈，這個精靈只要知道了全部的初始條件，再加上牛頓力學之后，他就什么都知道了，無所不知，無所不曉。這個精靈史稱“拉普拉斯妖”。（笑）他由于精通牛頓力學，能把宇宙的過去和未來從頭到尾都能計算出來。整個宇宙世界對它都是透明的，它可以看得一清二楚的，這就是高度的可預測性。在這個世界本質上是可預測的前提下，人類做了一系列自以為是的事。比如說，我認為，湖填的越多越好，填完以后，可以做這樣那樣，結果發現填完以后呢，結果超出了我的預測。再比如說，我把這個樹砍了，這個樹難看，結果發現，那些好看的樹也死了。麻雀，是害蟲，打死，結果害蟲反而多起來了，這說明什么呢？大家知道，這是一種生態的觀念、整體論的觀念、反決定論的觀念。非線性科學在一個更基本的層面上證實了這一點。這個世界本質上是不可預測的，本質上是不確定的。這個世界因為是不確定的，人類將會增加對它的敬畏感。當世界是完全確定的時候，你會覺得世界全部在我手中握著。 非線性科學的出現，還對傳統的科學與人文的分裂局面構成巨大的挑戰。我們知道人文學科本質上都是歷史性學科。歷史學強調過去的價值，還強調過去和未來的不對稱性。也就是說，它承認時間是我們生活中一個基本的因素。但是我們知道，牛頓力學并不承認時間的不對稱性，牛頓第二定律的時間T是以平方方式出現的，你用負T代進去是一樣的。古典科學家們通常對時間是不以為然的。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從這個意義上說，也完全屬于古典科學的范圍。愛因斯坦曾經說，對于我們物理學家而言，時間完全是一個頑固的幻覺而已。當然，你也可以理解為這是一個博大的胸懷，但這也是他的科學觀念的一個自然體現。古典科學這里，時間是不重要的，不對稱也是不重要的。因此，著名的數學家哥德爾曾經做了一個純邏輯的論證，認為從愛因斯坦的狹義相對論可以推論出，人能夠到過去去旅游。 我們知道歷史和時間是意義的來源，也是價值的來源。每一個人面臨的世界，它不是由一個空曠的架子構成的，他是由經驗構成的，由他所屬的歷史傳統構成的，有了傳統才有了我們的價值觀念。但是由于我們的近代科學提供的完全是一個必然性的、完全確定的世界，種種意義的世界和價值的世界就沒有余地。科學與人文之間于是存在著巨大的分裂。比如自由的問題，科學是不承認的，想不通的。自由意味著什么，意味著未來是開放的，永遠是不確定的。我們的科學——拉普拉斯妖是一個象征——告訴我們，過去未來全都清楚，全都是透明的，自由如何可能？自由問題沒有了，又怎么會有倫理問題呢？任何倫理都是建立在自由選擇的基礎之上的。比如說，我在公共汽車上坐車，上來一位老太太，我讓座給她，這是我的自由意志的體現，我可以起來讓，也可以不讓，至少有兩種選擇，我讓，這是我道德高尚的表現，如果我起不來，我腿沒了，那你不能指責我不讓座，再比如，坐的是一個死人，你不能指責他不讓座，因為他沒有自由。再比如說，我打你一拳，這是不行的，或是犯法，或是不講道德，但如果說，我這一拳打過去，是一堆原子是物理規律支配的結果，它到時候，就該要過去，（笑）甚至是從宇宙大爆炸時就定好了，那我還要負什么責任呀，你為什么還要譴責我呀！我們今天是生活在一個科學的時代，科學世界觀被我們認為是最可靠的，最實在的世界觀，可是，這個世界觀既然不能允諾我們對自由的維護，反而還允諾我們對自由的侵犯，告訴我們，自由是虛幻的，那么，這個時代就很成問題了。所以說，今天科學與人文的分裂是一個世界性的現象，也可以說是西方沒落的一個象征。所以在整個20世紀，在人文學界，不斷掀起對分裂的憂慮的呼聲。我們知道，德國哲學家胡塞爾不斷地在追求科學的統一性，提高到歐洲的人性的高度來考慮。由于科學的嚴重分裂，導致我們只懂得去造武器，不懂得去約束使用武器：只懂得去發展人類的力量，不懂得去控制人類的力量。今天我們人類發展的能量還小嗎？但我們人類對這些能量的控制是極為弱小的，今天的社會還沒有建立一個健全的體制來規范科學力量的運用，由此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在二戰結束以后，由于科學的極度發展，全部暴露出來。俗話說的好：物極必反。就是說科學走到一個程度之后，它把它一切的問題都暴露出來，以至于使我們在這個世紀末有可能闡釋科學對我們人類的未來可能產生的影響。 在這個世紀末還有兩樣重大的技術成就，這就是信息互聯網技術和生物技術。我們知道，生物技術的出現將會極大地改變人類的自然屬性，而互聯網技術的出現將會極大的改變人類的社會屬性，改變人類的交往方式、行為方式、生活方式。我們可以試想，人類通過數百萬年的進化獲得的基因資源、生態的穩定性、獲得的在地球上安居樂業的機會等，如果能被人類自身輕而易舉的改變的話，當然會引起人類巨大的恐慌。這也就為什么現在新技術一方面在高歌猛進，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在思考，科學對我們人類意味著什么？在古典時代，科學是照亮黑暗的光明，是火炬，它使得我們從蒙昧之中清醒過來，生命處在一片昏暗之中，無法理清的昏暗之中，科學像一股清明之流，使我們看清世界是怎么回事。18世紀的啟蒙運動，利用牛頓力學，利用近代的科學，清楚的勾勒出這個世界是什么樣子，而且告訴我們，這個世界是客觀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可是，把世界完全看清之后又出現了新的問題：如果我們的世界是這樣一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冷冰冰的世界，那我為什么要待在這里呢？人生的意義何在呢？當科學把一個冷冰冰的世界呈現出來的時候，它同時又引起巨大的疑問，那就是人生的意義問題，存在的意義問題，這個世界為什么老是有這些東西呢？為什么不是什么都沒有呢？什么都沒有完全可以想象嘛，為什么有“我”呢？沒有“我”也是可以想象的嘛，比如說，計劃生育搞得早一點，“我”也許就沒有了，假如我的父母沒有見面，我就沒了，但是，在這所有的一切說法中，有一個重大的前提，就是關于“我是什么”的隱含著的假定。 但是，生命究竟是什么？宇宙究竟是怎么回事？從前這些問題被認為是玄學的問題，科學家敬而遠之。可是，不回答這樣的問題不等于對這些問題沒有事先隱含著的看法。科學在獲取生命的奧秘的時候，同時回避了一些最基本的問題。這些問題隨著今天科學以及它的偉大的技術力量的發揮而被重新勾引了出來。前幾天，比較保守的英國國會通過了可以克隆人類的干細胞計劃，可以看出克隆技術發展的不可阻擋的趨勢。也許會在未來的某一天，一個孩子會哭著跑回家，跟家長說，我的同學他的基因版本都是3.0了，而我的還是2.0。（笑）什么是生命，什么是活著，活著有什么意思，當形形色色的人工生命體滿世界奔走的時候，當我們這個世界關于生命的常識被推翻，而生命本身越來越不可思議的時候，那么生命的意義是什么？在今天的發達國家，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在追問這樣的問題。難道我吃得更好一點就更幸福，我們的西紅柿越來越大，像南瓜一樣大，可以隨便吃，那是不是就比以前西紅柿很稀少的時代，我們因為能吃到一個西紅柿而歡欣高興，更幸福呢？今天一年四季都有新鮮的蔬菜，還會不會有當年豐收季節那樣的喜悅心情。自然的節奏是春耕夏種秋收冬藏，現在我們是一年四季都在收獲，也就是說，人們生活在一個遠離自然節奏的時代，可是我們唯一不能改變的是我們自己的生命節奏，你并不能重新創造一種生命節奏。我們倒是試圖這樣做，但我們今天已無法忍受人工自然界帶給我們的生活節奏。鐘表——它是工業時代真正的秘密之所在，曾經有人問，工業時代最偉大的機器是什么呀？最基本的機器是什么呀？是蒸汽機、動力機，有了動力，什么都有了。不！真正的的動力機其實就是鐘表，鐘表的發動才驅使著社會生活的每一個角落在同一個指揮棒的指揮下以同一節奏運作。今天我們要吃飯了，不是因為我們餓了，而是因為時間到了，（笑）今天我們很多事情都是由鐘表時間來控制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局面已不再維持了，因為今天的生活節奏是由我們人類自己控制的，當然這有一個度的問題，超過這個度以后，人類就要出問題了。誰能永遠不睡覺？人類為什么要睡覺呢？這就是我們與生俱來的生命節奏。光作不息不行。今天我們對人的自然節奏的改變已經很厲害了，我們能夠引進某些美國培育出來的草，冬天永遠保持綠色，這樣的草不見得是有生命力的，不見得是真正的草，可以設想一下，草老是不枯萎那還是草嗎？（笑）我們說生命是什么？生命就是死亡，不死的東西當然也就無所謂生命了。所以我們今天面臨的問題是非常嚴峻的，尤其是生物工程帶來的問題。它的問題不簡單是一個未來倫理規范問題、法律秩序問題，而是喚起我們對生命本身看法的問題。 再說這個互聯網技術。互聯網技術是在一個新的意義上創造一個虛擬的世界。這個世界不僅在人工的意義上和我們從前的科學世界一樣，而且比以前的世界更進一步，它造就的是一個虛擬、虛幻的世界。在現實中我們每個人作為一個個體而存在，他首先意識到是我自己在說話，說話是要負責任的，但在在互聯網上“沒有人知道你是條狗”，（笑）也就是說你在互聯網上可以不以你的名義說話，你可以完全人格分離。你在網上所面臨的新的規范不再是現實生活中所面臨的規范。這種規范淡化了你的責任心，使你的行為更加虛無化。比如說殺人這個事，古代是用直接用刀劈，一刀下去，血就噴涌而出，這種殺人的方式與生命之間有活生生的接觸，要么代表著勇敢（我們常說要有血性）、復仇的快感，要么代表著犯罪、恐懼；但在槍炮出現以后，殺人不再直接帶有血腥味了，于是人就開始遠離“血性”了。今天更好了，改在游戲機上了，它不但沒有血腥味了，連那個被打死的究竟是不是人我都不清楚。大家都玩過打仗的游戲，但是你們要注意，今天這個游戲和現實之間沒有什么根本的區別。美國轟炸南斯拉夫，轟炸的士兵做的那個動作與我們做游戲玩的動作是完全一樣的。也就是說，新的技術使得我們把人與人之間的血脈相連的關系開始淡化了，今天我們和他人之間的關系正處在一個原子意義上的關系。我們知道，在牛頓那里，物質之間的關系也是原子的關系，但它們之間有引力。當時提出萬有引力的時候，很多科學家不同意，說你這個引力太神秘了吧。但我們發現，沒有引力，牛頓的科學就不可能，也就是說，科學之所以可能，就在乎要把握住最后的統一性。統一性就是人性。為什么人有宇宙的概念，動物就沒有呢？宇宙是什么呢？宇宙不是個東西，你說宇宙是個東西，它在那呀？它有多大呀，有限還是無限呀？人為什么會有那么些不是東西的東西呢？（笑）這個cosmos就是統一性。我們說一個人魂飛魄散之后就死掉了，因為散掉了。人作為人首先是一種作為精神的存在，精神就是把原本是散的東西連接為一體。 什么是科學的人文性呢？科學的人文性就是科學的統一性，凡是促進科學的統一性的就是在弘揚科學的人文性。大凡偉大的科學家們，總是在不斷地把分裂的科學集成在一起，重新把它們結成一體。我們今天的科學一方面是在無窮的分裂，但是偉大的科學家總是在一定的時候站出來把它們捏在一起。因為有了相對論，有了量子力學，古典科學重新在新的基礎上結為一體。那么是不是在未來若干年，還有新的機會有新的科學家來完成這一任務，我們不敢猜測，但是非線性科學的出現，在我看來，是在科學史上，可以導致一場可以與哥白尼革命相媲美的科學革命。這場革命的關鍵不在乎愛因斯坦意義上的科學內部的概念的變革，它真正的貢獻在于要開創一種人與自然新的關系，一種新的科學概念，一種科學與人文維系著高度統一的概念，沒有這樣的概念，人類的整個文明是無法持續的。要回到對人的重新考察。翻開20世紀的科學史，在它的后半葉，正好給我們提供了這樣的機會。這個機會就是非線性科學的出現。當然了，今天的非線性科學是不是能夠擔當我所說的這樣一個任務，也很難說，畢竟一場偉大的革命不是幾十年的任務，也許需要幾百年。就算近代科學吧，從培根時代開始到牛頓時代為止，也近三百年。一種新的人類生活方式的出現，必將改變我們舊的知識體系。我們知道，哥白尼革命、牛頓力學的出現，使得從前的自然知識體系基本上都變得無效。但是，愛因斯坦革命并沒有使牛頓力學無效。說到量子力學，曾經有一個笑話，量子力學靠的是實驗，那實驗靠的是什么呢？實驗靠牛頓力學來描述，因為實驗結果總是一個宏觀現象，那么牛頓力學是怎么回事，牛頓力學被量子力學否定了，（笑）這是一個怪圈，一個矛盾。這個故事是說，在物理學意義上，量子力學、相對論都沒有逃脫古典科學的框架。今天的非線性科學應該說，也沒有逃脫，特別是在今天的科學家筆下是沒有逃脫。 但是，我愿意對它做一個引申：非線性科學必定要引向一個新的科學傳統，一個新的科學范式。是什么范式呢？這個范式是不是完全新的呢？也不一定。我把這個范式稱之為“博物學傳統”。我們知道，自希臘以來，科學上有兩大傳統，一個是所謂的數理科學傳統，一個就是博物學傳統。今天我們講的都是數理科學傳統，到現在為止還沒有談到博物學傳統。但是，在古老的文明中間，在前哥白尼的西方文明中間，博物學傳統一向是人類自然知識的主體，博物學，英文就是natural history，就是自然史，在中國、印度、埃及等等，都有非常豐富的博物學知識。比如我們中國講的物侯學知識，氣象學知識，都是博物學傳統。我們小時候學的“看云識天氣”，這就是非常寶貴的博物學知識。但是，在近代數理科學一統天下的時代，博物學被認為不怎么科學的，到今天為止，博物學傳統仍是受到歧視的。但是我們知道，博物學傳統也誕生了偉大的人物，如中國的李時珍，在西方近代也出現了像達爾文這樣的偉大的博物學家。達爾文的進化論完全屬于博物學傳統的。可是博物學傳統今天是受到歧視的，諾貝爾獎中為什么沒有生物學獎而只有醫學與生理學獎。為什么強調生理學呢？因為生理學從屬于數理傳統，數理傳統是近代科學的主流傳統。哥白尼、牛頓、到愛因斯坦，都是如此，光憑自己的腦袋就可以指點江山。博物學家并不這樣，它必須奔走于田野大川之中，必須去傾聽自然的聲音，親近自然。我們知道，有一個叫麥克林托克的女生物學家，1983年諾貝爾獎獲得者，她的研究方法就是博物學的方法。她發現了基因轉座現象，三十年代就發現了，但由于她的方法不為主流的科學家所認同，她是通過玉米實驗出來的，對玉米的觀察非常細致，她經常說，她能聽見玉米的悄悄的話語聲，她能理解玉米的每一個細微的變化，但她不是一個實驗室型的科學家。所以一直沒有人理他。直到基因轉座現象被科學家在實驗室里重新發現了，人們才意識到她原來早就發現了。（笑）所以到八十年代才授予她獎金。可見博物學方法一直是被忽視的。 與不同的方法論相關聯的是對生命的看法。生命科學本質上研究的是什么？是生命的尸體還是活體？是研究生命的碎片還是研究生命的整體？實驗室里搞出來的東西究竟是不是生命。什么是生命？現在通常的回答會說，生命是細胞呀、發育呀，實際上都可以歸結到數理傳統上的東西，是方程，是方程所規定的東西。這里使我想起芝諾悖論中關于快跑者追不上烏龜的論證。柏格森說得好：你芝諾之所以能夠得出運動是不可能的結論，是因為你總是通過對一個靜止東西的分析來證明運動，這怎么可能呢？你不能用對運動的軌跡的分析代替對運動本身的分析。舉這個例子，是要說明生命問題。生命是什么？你以對生命切片的分析代替對生命整體的分析，你以對死尸的分析代替對活人的分析。科學與人文的分裂就在這里。我們首先是把人看作是躺在手術臺上的東西，當然這個東西你可以隨便割呀，切呀，反正他也沒意見。可是，人終究并不是一個死東西。因此，今天醫學中出現了大量的倫理學問題。前不久，有一位年輕的姑娘把醫院給告了，她去醫院體檢，醫生說你躺下，就招了一批學生來看，（笑）現場上課。這里表現的就是倫理問題。生命本來是有尊嚴的，它的意義在哪里？從前為科學而獻身被認為非常高尚的行為，犧牲我一個，拯救全人類。可是，這樣的獻身行為在倫理學上該怎么辯護呢？作為一個個體，他的身體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為什么要為了全人類把他犧牲掉呢？康德說過：什么是倫理呀？倫理就是絕對律令呀！沒有任何理由的把人作為目的。比如說，一個死刑犯，明天要槍斃了，可是今天掉到水里了，愛因斯坦正好路過這里，再比如說，他明天就要發現相對論了（笑），那么現在他應該不應該跳下去救這位死囚犯人？我們還可以說得極端一些，他如果下去救的話，他一定會死，他應該不應該救？按照康德的意思，如果遵從倫理的絕對命令的話，那是應該下去救的，這才會現出人性的光輝來呢。由于倫理要求一種絕對性，所以不能講價錢的，不是計算出來的，科學缺乏這個維度。所以愛因斯坦本人一再說，真正對人類做出最大貢獻的，不是那些科學家，而是道德的創立者們，比如釋迦牟尼、耶穌和穆罕莫德，他總是告誡學自然科學的青年人，不要忘記，為人類造福才是第一要義，永遠不要為了炫耀自己的聰明才智而忘記這一點。 時間到了，今天就講到這里，謝謝大家！ 【轉載請聯系作者獲取授權，并注明出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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