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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每個北大人都擁有一份關于北大的獨家記憶，有些可能會隨著時間一起流逝。為了挖掘、保留這些珍貴回憶，北京大學(分數線,專業設置)120周年校慶籌委會秘書處學生執行團推出“北大記憶”系列報道， 通過采訪北大各個學科年事已高的著名學者，讓大家了解老先生們的人生經歷，以及他們與北大的故事。 本期“北大記憶”邀請到了北京大學前校長、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北京大學現代農學院院長、中科院院士許智宏先生。讓我們跟著記者一起了解一下許智宏教授與北大的故事。 記者：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15級本科生 林玲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17級碩士生 歐陽佳好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16級本科生 蔡翔宇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16級本科生生 汪歡顏 攝影：史彥如  教授簡介：許智宏，1942年生，江蘇無錫人。植物生理學家。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中國科學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員。中科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曾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北京大學校長。現任北京大學現代農學院院長。 1965年畢業于北京大學生物系植物學專業，隨后考上中國科學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生，畢業后留在該所長期工作。1979年至1981年，先后在英國約翰依奈斯研究所和諾丁漢大學從事研究工作。自1983年起，歷任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副所長、所長兼植物分子遺傳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1992年10月至2003年2月任中科院副院長。1999年11月至2008年11月任北京大學校長。2018年1月任北京大學現代農學院院長。現還擔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與生物圈中國國家委員會主席。 長期從事植物發育生物學、植物細胞培養及生物工程的研究。在植物發育、組織和細胞培養以及生物工程領域，已發表論文、綜述、專著共240多篇（冊）。 曾獲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一等獎、國家自然科學三等獎等獎項，1988年被評為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1991年被評為全國做出突出貢獻的留學回國人員，并獲英國諾丁漢大學、愛丁堡大學、東英吉利大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加拿大麥吉爾大學、蒙特利爾大學，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等15所大學的榮譽博士學位。 記者：在北大的本科生活中，有什么讓您記憶猶新？ 許智宏：我入學那年北大的本科理科生剛改為六年，文科生五年。據說學校當時的期望是，使本科畢業的學生能達到研究生的水平，所以我在北大的校園里整整待了六年。1959年考進北大的時候，正當十年大慶，各個方面都熱情高漲，食堂里吃的也很好，一些在家里從來沒有吃過的東西，在北大嘗到了。但是說實話，從1958年“大躍進”后，很多地方就出現了饑荒。所以國慶一過，食堂吃的東西就明顯沒有以前多了。 接下去的三年困難時期，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兩件事。一是盡管當時條件艱苦，只要圖書館有電，基本上都是滿座。當時北京很多大學禮拜天都只開兩頓飯了，鼓勵大家睡懶覺。北大雖然節假日也只開兩頓，但是校方考慮到同學們平時的禮拜天還要學習，還要到圖書館去，所以仍維持每天三頓。 當時國家為保證大學生能夠很好地學習，完成繁重的學業，在全國已很困難的情況下還是保證大學生的基本口糧，一個月的定量口糧有三十二斤五，但是由于缺少油水，副食供應極為困難，很多南方的同學又不習慣吃窩頭、高梁等雜糧，大學生又正在長身體的時候，所以一些同學特別是男生還是會經常餓肚子。很多同學得了肝炎，那時的肝炎很多是因營養不良引起的。有的同學全身浮腫，摁下去就陷下去一塊，當時由于身體的原因最后還是有一部分同學休學一年或退學了。 但大部分同學還是都堅持下來了。大家精神上也很樂觀，記得生物系給各班在藍旗營分一塊地，下午課后大家去種菜，看到我們自己種出來的大白菜、胡蘿卜，也很開心。  留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第二點是，當時北大請最好的教授來給低年級的學生上基礎課。現在回想起來，當時的六年本科教育給同學們打下了扎實基礎。不光是課堂教學，對理科生，當時還特別重視實驗技術的訓練，以及參與生產實踐。很多生物系的學生出去之后，不光教生物，教其他別的也行，因為大家的綜合基礎很好。 當時學生和老師都比較親近，學生沒有現在那么多，所以我們可以經常到老師的辦公室去，到家里去，有時候也會去老師家里蹭飯。大牌教授會晚上到學生宿舍里面來給學生答疑，記得一次我問了教我們有機化學的老師一個問題，老師很爽快地承認自己不知道，他又說：“如果科學上所有的問題都能回答了，還需要做什么研究？”北大老師有一個特點，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會亂說。 當時我們的班級不大，只有三十幾個人，后來又分成兩個專業。那時候學生基本上沒有選課的自由，大家上一樣的課，課外的活動也一樣。我們生物系的學生當時住在34樓，女生住在二樓，男生住在一、三、四樓，所以彼此都非常熟悉。但是可以看得出來，當時的培養模式太單一，當時的精英教育思想認為北大就是培養科學家、教授，但是事實上不可能每一個人都去當科學家、教授。現在培養模式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 記者：從您1999年擔任校長到2008年整整9年，那幾年年中北大有什么變化？ 許智宏：當時北大剛經歷過百年校慶，“985工程”剛啟動，北大正處于發展的一個重要時刻。當然也是有一些困難和問題，一個是從60年代到90年代初，北大經歷了很多事情。在經歷這些事情之后，北大的部分教師心氣不足，當時就想怎么能夠把大家凝聚起來。兄弟學校都在往前走，而如果我們老盯著以前的事，就會失去機會，所以當時重要的是要思考北大的未來。 國家提出的“985工程”，創建世界一流大學，極大地鼓舞了全校師生，使我們得以最大限度把師生員工的積極性都調動起來。雖然那時已經定好了“北大創建世界一流大學分為兩步走”的戰略，但是說實在，那時候還沒有考慮得那么詳細。在當時要定一個明確的時間表是有困難的。 當時面臨的另一個困難是來北大后發現我們學校的基本辦學條件實在問題太多了，理科的實驗室擁擠、教室陳舊，文科的很多老師連合用的辦公室都沒有；學生的住宿條件太差，當時大部分宿舍樓還沒有改建，我去過好幾幢學生宿舍，進去看了有種說不出的心酸，比我讀書時一個房間8個人，只是少住了2個人而已，房子更破舊了，由于現在同學們的東西比我們當年多得多，所以房間里真是擁擠不堪。我們急需改善我們的辦學條件，為師生提供良好的工作、學習和生活環境。 2000年5月中旬，發生了在昌平校區學習的政管一年級的同學邱慶楓在校外遇害的惡性事件，雖然各個方面都盡全力幫助北大妥善處理這件事情，但在部分學生群體中還是引起一個小小的學潮。 當時王德炳書記和我，以及其他校領導分頭到院系與學生代表座談，聽取意見。反映出來的意見使我們清楚意識到學生遇害事件是一個導火線，這些年來學生中間積累了一些怨氣一下子爆發了。隨后開辦了BBS校長信箱，通過建立各種上下溝通機制，在學生宿舍、餐飲和食堂、教室管理、校園內交通等方面改進工作，我們也逐年規范和改進了學生畢業典禮的程序，使大家有一種莊重的儀式感，高高興興離開學校。 我記得在多次學校的會上，我都講了“要善待學生”，讓同學們有良好的心情和環境安心學習。如果想要北大學生走出校園之后，依然能夠為北大自豪，那么首先就要在學校里為學生做好服務。  從1999年到2008年的九年，北大在改善辦學條件方面還是做了不少工作。完成了一大批學生宿舍樓的改造、幾幢教室樓的擴建和改造、一大批教學科研大樓的興建或改造，還有奧運體育館、農園餐廳等等。為擴大發展空間，2003年3月初，北京市黨政領導來校現場辦公、聽取意見。通過積極爭取，增加了約60公頃土地。 其中，對于北大教學科研發展特別重要的是終于批準原定建在東門外的北大科技園的土地，全部保留做教學科研用地，這才有了我們今天的“成府園區”，在這里一批新的教學科研大樓現在已撥地而起。 說一個與同學們的日常生活直接有關的事。那時候一個大問題是洗澡，一到晚上就可見到有很多同學穿著拖鞋在宿舍區穿行去澡堂。隨著學生人數的增加，當時想再建一個大澡堂，我否掉了，我想都什么年代了。與分管校領導商量后，當時就建議分步在宿舍樓每一層建一個浴室。但由于每層要建浴室，這又與學生宿舍可容納的學生人數產生矛盾。當時部分樓每一層都有一個閱覽室，比較利弊之后，就把閱覽室去掉了，因為在當時解決洗澡的問題更急迫一些。 那洗澡的熱水從哪里來？經請教地質專家，北大地下有地熱資源的可能性很大。要不要開井？關于此事開了好幾次校長辦公會研究，因為當時開一口深井需要200多萬的資金，這對當時的北大也不是一個小數目。而且如果最后開出來沒有地熱水，200多萬不就打了水漂。最后拍板，就在靜園草坪那邊開井，當地熱水涌上地面時，真有一種說不出的高興。只是地熱水的二氧化硫的味道很重，后又添置了脫硫裝置。過去沒有當過這個家，實際上學校做任何一點事情都不容易。 在中國，每一次改革都不容易，大家都希望改革，只是在觸及到和自身相關的利益時常會有一些猶豫。我自認為是比較溫和的改革派，但北大2003年開始的師資人事制度改革在校內和社會上還是引起了很大關注。當時我們面臨的問題是：教師“能進不能出”的事實上的終身制沒有改變，無限次的申請一年一度的職稱評審，部分學科師資隊伍“近親繁殖”嚴重，部分院系教師編制、高級教師崗位無限膨脹。而在世紀之交，大批老教師退休，應該說為我們師資人事制度改革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時機。在寒假校領導的研討會上即決定推動這一改革。 為此，成立了工作小組，并在抗擊“非典”期間完成了改革框架文件的起草工作，由于“非典”期間不方便召開大型會議，采取了內部先書面征求院系領導意見的做法。隨后，由于這一內部討論的文件被貼到了校園網上，在校園網和社會媒體上引起了廣泛的討論，在校內外產生了巨大反響。討論的內容也遠遠超出了師資人事制度改革的范圍，而涉及到高校體制等各方面的問題。學校領導高度重視各方面的意見，組織了一系列座談會，直接聽取教師建議，不斷修改完善方案，五易其稿。隨后各院系根據學校制定的原則，制定各院系的實施方案后從2004年才開始正式實施。 當時有媒體問我最后學校是不是后退了、妥協了，我當時就覺得不能這么認為，本來第一稿就是征求意見稿，在聽取廣大教師意見的過程中不斷完善。比如也考慮了文理科的不同，因而給文理科制定了不同的標準。人事改革首先要使每一位老師在觀念上發生改變，在北大并不是每個助教可以晉升副教授、每位副教授都可以晉升教授的。改革的目的也決不是要趕走一些老師，而是要使每個人的積極性能得到更好的發揮，讓大家更好地努力工作，最終促進人員流動，創造條件吸引優秀的年輕教師不斷進來，使北大形成一支結構合理、非常有活力的教師隊伍，這才是我們的初衷。 在北大之后，全國一大批高校也開始了類似的師資人事制度的改革。而一些媒體關心的往往是通過這一改革方案的實施，會問你北大有多少人被辭退了，結果往往使他們失望，有的甚至認為北大的改革失敗了，這是一種誤解，我覺得至少太膚淺了。 記者：您和顧紅雅教授主編的《燕園草木》已經成為北大系列書籍中的名作，當時為什么會想要創作這樣一本書？ 許智宏：我喜歡北大的校園，不僅因它的歷史，也因它有著豐富的生物多樣性，眾多的生靈使它富有靈氣。走過校園時也常常會聽到有同學在問這是什么植物之類的，就又會使自己想起當年老師帶我們在校園里認識植物的情景。  不當校長之后，我想我有時間了，可以給喜歡的植物照相，當時我真希望能把校園里的植物都照一遍。但一個人的精力畢竟有限，校園又這么大，后來知道顧紅雅老師也有這個想法，我們就聯合起來了，并在師生中征集照片，很快收到了一萬多張。 我們把其中最好的挑出來，并請專家確認植物的種類，按開花的時間先后給植物排序。另外也要求盡可能把植物旁邊的背景一起照下來，比如說一串串盛開的紫藤花，一看照片就知道是在靜園那邊拍攝的，這樣對北大學子來說也是一種極好的回憶。 由于當時此書出版的篇幅的限制，我們只能割愛，僅收錄了校園中一部分常見的植物的照片。出版后我們即著手修訂此書，同時我和顧老師也寫信給主管校領導，希望在校園中增加一些重要的植物種類。比如，現在春天在未名湖北邊才齋（紅二樓）附近我們已可看到盛開的梅花了。 在《燕園草木》出版后，和呂植老師一起又出版了《燕園動物》，這本書主要是同學們寫的，我只寫了一個序，對書稿提出了一些應該修改和補充的內容。我們的目的是為了讓大家更好的了解我們的校園、愛護我們的校園，保護燕園里不同的動植物，提高保護環境、保護生物多樣性的自覺性，建設綠色北大。 記者：您對北大的120周年校慶活動有什么期望？ 許智宏：現在提出了北大要在2035年“進入世界一流大學前列”的目標。在國家的支持下通過三期“985工程”的建設，現在北大的辦學條件已有很大的改善，教學科研工作都有了很大的進步，一支優秀的中青年老師隊伍已經成長起來。但是作為北大的人來說，我們還是要腳踏實地地一步步走，踏踏實實把工作做好，這樣我們才能不辜負國家和社會對我們的期望。現在社會上形成一種急功近利的短視風氣，考慮事情太功利。北大必須摒棄這一切，而應該營造一種良好的環境，讓教師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學術研究和教學上來，讓學生安心學習、提升自己各方面的素質和能力。 至少我們的步伐可以走得穩一些，也不要太在意頭上的“光環”。北大也要適應新媒體時代，對很多事情不要太介意，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有獨立的判斷。北大的120周年，是我們一個新的起點，希望在十年二十年之后，我們回顧北大走過的這些路，仍然覺得是非常值得的。  圖1來自受訪者 圖4來自網絡 編輯：丸子 木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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