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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人工智能時代技術與人的互構與互馴 ———基于海德格爾技術哲學觀的考察 摘要：當前社會已經進入人工智能時代，技術的飛速發展在形塑社會結構的同時，也重塑了“人－技”關系這一技術哲學基本命題。人與技術不再是簡單的、線性的對抗，而是融合了“互構”與“互馴”，并在二者基礎上不斷衍生的復雜博弈。本文借助海德格爾的技術哲學觀，以“互構”與“互馴”為切入點，以期重新審視人工智能時代的技術及其發展，反思當下“人－技”關系新走向。 當前，人類社會正處于 Web2. 0 與 Web3. 0 的交替之際。Web3. 0 預示了一種全新的技術范式與時代景觀。如果說 Web1. 0 和 Web2. 0 的關鍵詞分別是“網絡化”和“數字化”，那么 Web3. 0 的關鍵詞就是“智能化”。而所謂智能化，最為突出的表征便是人工智能。如果說在“前 Web3. 0 時代”，技術更多地被界定為“工具”這一對象物層面，那么，伴隨著 Web3. 0 而來的“智能化”時代，技術無疑已經與作為主體的人融為一體，進入到關涉人類生存與未來走向的主體性層面。正如尤瓦爾·赫拉利所言，“人工智能不僅僅是 21 世紀最重要的科學進化，也不只是我們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科學進化，而是整個生命創始以來最重要的原則。”在人工智能時代，有機生命會逐漸被無機生命所替代，碳基智慧將與硅基智慧并存。這一切促使人類重新審視人與技術之關系，這一無法回避的時代話題。 一、人 － 技”關系: 技術哲學的基本命題 實際上，對于人與技術關系的探討，早在古希臘時期就已涉及。古希臘和古羅馬時期，人類社會就已經形成了一個“由耕種、紡織、制陶、運輸、醫療、統治以及類似的不計其數大大小小的技藝和技術組成的粗俗世界。”這一時期，早期哲學家們就已經開始了他們對人與技術關系的思考。如阿那克薩戈拉“人是一種技術性存在”的認識。他認為，在體力和敏捷上人比不上野獸，但人能使用自己的經驗、記憶、智慧和技術，從而又超越于野獸。從而肯定了技術在人區別于動物這一關系中的重要性。柏拉圖在《菲德羅篇》中描述的塞烏斯與薩姆斯關于文字發明的辯論也表達了對技術與人關系的早期思考。盡管在很長一段時間技術被視為“形而下”的事物而未得到正確認知，但對于技術與人的關系的探討早已經上升到了哲學的高度。此后逐漸興起的技術哲學這一哲學的分支學科也從側面證明了哲學思維在解答這一問題中的重要性。 技術哲學的基本問題是人與技術的關系問題。恩格斯指出: “全部哲學，特別是近代哲學的重大基本問題，是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就是人與世界的關系問題。在技術哲學這門年輕但卻是最重要的哲學分支學科中，海德格爾無疑是一位影響最為深遠的先驅者。不同于前人，海德格爾對技術的反思是存在問題由學術研究向現實的回歸，是技術由工具功能向目的功能的轉向，是主體與客體的兩分向主體與世界的連接的發展。他把技術視為哲學的中心問題，強調從存在主義的意義上探尋技術的本質，并由此對技術與人的關系進行了觀照。正是由于他在技術及“人 － 技”關系哲學思考層面的卓越成就，因此，“任何對技術哲學的歷史的或批判的考察都不可能承受得起對海德格爾的忽視。”在技術與人關系面臨顛覆與重組的人工智能時代，海德格爾的技術哲學思想對于重新審視技術與人的關系問題無疑具有其理論指導意義。 正如上文所言，人與技術作為相互聯系的一組對象處于復雜的關系網絡之中。這一關系并非傳統的主客體二元論所宣揚的主體對客體的占有與支配，或者客體對主體的壓倒式反作用與威脅，而是在多種客觀因素作用下，處于多元關系網絡之中的二者之間互動、作用的結果。換言之，“技術與人彼此適應相互重構: 技術無法還原為離散數字序列或與生活割裂的‘使用’對象，而生活也不復是原來的模樣。”因此，對于人與技術的探討是一個復雜的課題，不能簡單地一概而論。故本文僅以二者之間的互動關系作為切入點，并將其劃分為“互構”與“互馴”兩個維度進行探討。簡而言之，所謂“互構”則是指人與技術之間的相互促成與建構，而所謂“互馴”則指在互動過程中二者互相適應與馴化的現象。本文以海德格爾的技術哲學觀為依托，立足“互構”與“互馴”兩個切入點，以期通過批判的視野重新審視人工智能時代的技術發展及“人 － 技”關系新走向。 二、互構: 技術與人互依共存 技術與人是復雜的相互依存、互相建構的關系。在海德格爾看來，技術的本質是“座架”，存在只是“座架”上的持存物，“技術的座架”是人存在的前提。這里的“技術的座架”是指技術和圍繞技術的一系列的制度和文化，構成一個綿延不斷的整體，它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嵌入到了人存在的前提。海德格爾反對把技術和人分割，認為技術和人的存在互為一體。我們在考察技術時，實際上就是考量人的存在。在這里，技術不只是一種工具和手段，它還具備改造和建構社會存在和社會關系的力量，人也不僅僅是發號施令的主導者，而是與技術共生的有機體。技術與人的這種互為一體就使得二者之間形成了匹配關系，從而擺脫了二元對立的束縛，從更深刻、更復雜的層面上實現了互相建構。 ( 一) 技術解蔽真理，使真理得以開顯 在《存在與時間》一書中，海德格爾通過錘子的比喻將人與工具的關系描述為兩種，即上手 ( ready － to － hand) 關系與在手 ( present － at － hand) 關系。“對錘子這物越少瞠目凝視，用它用的越起勁，對它的關系也就變得越原始，它也就越發昭然若揭地作為它所是的東西來照面，作為用具來照面……我們稱用具的這種存在方式為當下上手狀態。”海德格爾認為，通過“上手”的事物，人與世界的關系得以揭示。從這個意義上而言，“技術實際上成為一種存在論意義上的揭示世界的方式。”此后，海德格爾在《技術的追問》一文中進一步對技術的本質進行了討論，他開篇即指出，“當我們問技術是什么時，我們便在追問技術。”那么技術的本質為何? 海德格爾首先援引了前人對這一問題的兩種回答，即“技術是合目的的工具”與“技術是人的行為”。他認為既有的對技術本質的定義實質上是將技術視為一種工具，技術的工具論雖是“正確”的，但并非是“真實”的，若僅將技術視為一種中性的事物，一種工具，那么 “它將使我們對技術的本質盲然無知。”他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論述，指出正如存在的本質并不是存在者一樣，技術的本質也絕不是什么技術因素。技術的本質應當是一種解蔽方式，“技術乃是在解蔽和無蔽狀態的發生領域中，在無蔽即真理的發生領域中成其本質的。” 技術作為一種解蔽方式是以存在的被遮蔽為前提的，也即存在本身無法自明，必須通過技術才能去除遮蔽，并使得真理得以開顯，存在者得以存在。現代技術亦是一種解蔽的方式，人工智能本身就是“硅基智慧”這一智慧形式被技術解蔽的產物。“硅基智慧”區別于人類自身的“碳基智慧”，指的是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智慧。這一智慧形式長期以來僅停留于人類的想象之中，而無法在認知范疇得以證實和顯現。“硅基智慧”的“被遮蔽”導致人類對“人 － 技”關系認識的局限，即無法突破主客體二元結構論的思維限制，而從復雜系統的視角來審視二者之間的關系。人工智能時代，技術對于“硅基智慧”的解蔽導致既有的存在物及其關系與秩序被顛覆，世界以前所未有的面貌重新展現。從而打破了人類一直以來以“萬物之靈長”自詡的“智人”認知，促使人類開始重新審視自我與他者的關系。如果說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開啟了人類歷史的新篇章，那么，對于“硅基智慧”的解蔽則是序言。這種解蔽所帶來的人類世界方方面面的改變已經深刻影響到人類的思維與認知，自我審視與關系重組，并在更廣、更深的層面重塑著人這一存在。這是人工智能時代從哲學認識論層面帶給當前社會的反思基點。 ( 二) 技術作為人同客觀世界發生關聯的橋梁 技術作為一種解蔽方式，在使得存在者存在的同時，也將人同客觀世界勾連起來，為人提供了同客觀世界相關聯的橋梁。海德格爾在論述人與工具的“上手”與“在手”兩種關系時，指出“通過工具，人得以同客觀世界發生關聯，從而肯定客觀世界的存在。”例如，通過飛機可以飛行這一現象，空氣浮力這一存在得以解蔽，人同萬有引力這一客觀世界中的存在物發生了關聯，更好地認識了世界與自己。海德格爾認為，“人通過從事技術而參與作為一種解蔽方式的締造。”在這個意義上，技術一旦具有解蔽的內在本質，也就無法不被視為一種人與客觀世界溝通的“中介”。換言之，也只有通過技術，存在得以解蔽的同時，才能與人建立認識與被認識的關系。這與海德格爾早期對此在與存在的論述一脈相承。 人同世界的關聯其實質是一種關系，通過建立某種關系，多個客觀對象之間形成了一種互動效應，從而在此基礎上對彼此加以形塑。因此，技術通過在人與客觀世界之間建立聯系從而形塑了人，也必將從一定程度上對人進行建構。如前所述，人工智能時代，“硅基智慧”的出現讓越來越多的存在被解蔽，伴隨著解蔽而來的，則是人與客觀世界不斷建立的多重關聯。2008 年，谷歌推出了谷歌流感預測( Google Flu Trends) 服務，這是一個依賴于算法的智能系統。通過對所監測的搜索內容進行分析，追蹤流感爆發的跡象。盡管這項技術目前尚未成熟，但其已經比傳統醫療體系早十天發出流感警報。正是利用這一技術，人類得以對“流感”這一存在進行解蔽，從而在即將到來的疾病與人的認知之間建立聯系，讓人類更好地認識并預防流感。這僅僅是人工智能時代利用算法解蔽存在的眾多案例之一。當前，無論是運用于醫療、媒體等行業的機器人診斷、機器人寫作，還是諸如生物學、遺傳學等領域內的 DNA 測試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在人類與客觀世界之間搭建了認知與被認知的橋梁，人類在這一認知關聯中，不斷改變策略、規避風險、提升自我，尋求自我與世界更為和諧的關系。 ( 三) 通過技術，主體得以思考解蔽自我的方式 海德格爾認為，現代技術也是一種解蔽方式，但不同于古代技術，在現代技術中起支配作用的解蔽乃是一種促逼( Herausfordern) 。這種促逼向自然提出蠻橫要求，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夠被開采和貯藏的能量。海德格爾進而以“座架”( Ge － stell) 一詞來命名被促逼著的要求，“這種要求把人聚集起來，使之去訂造作為持存物的自行解蔽的東西”在座架的支配下，沒有什么東西，包括人自己，能夠以其本來的面貌出現，它的存在的真理被遮蔽起來了。換言之，在座架的驅使之下，不僅是存在，包括人類這一此在都無法真正地解蔽自我，認識自我。用海德格爾的話來說，“今天人類恰恰無論在哪里都不再碰得到自身，亦即他的本質。人類如此明確地處于座架之促逼的后果中，以至于他沒有把座架當作一種要求來覺知，以至于他忽視了作為被要求者的自身，從而也不去理會他何以從其本質而來在一種呼聲領域中綻出的實存，因而絕不可能僅僅與自身照面。”因此，在海德格爾看來，在技術的作用下，人類身處座架的促逼之中，自己也已經成為一種持存物，而無法認識真正的自我。這是對技術與人之關系的一種具有警示性意義的思考和追問，倘若人類失去自我，那么人類存在的意義何在? 由此，海德格爾的追問促使人類面對自我，思考解蔽自我的方式。 如果說 web1. 0 與 web2. 0 時期，技術對人的促逼還未能達到促使人類思考人之為何的前途命運的程度，那么，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 web3. 0 時代，對這一問題的思考已經迫在眉睫。人工智能時代，技術已經無孔不入地滲透到人類的生活之中，技術的座架也已經潛移默化地在人之思維深處發揮作用。甚至已經影響到人類認識世界與認識自我的方式。人工智能時代的一大特征便是一切皆可量化。依靠服裝、手環、鞋子、眼鏡等智能設備，人類能夠隨時隨地檢測身體各項機能的運轉情況，并轉化為數據加以記錄。而當一切皆可量化，這就意味著人類將成為“數字的人”“虛擬的人”，成為一種物化的存在，而世界也將變成數字化的世界。此時，人類對自己的認知將建立在依靠技術所采集的數據之上，而非自我或他人的意識。而一旦這種“量化自我”系統出現問題，”Who I'm I?”將再次成為一個世紀難題。不僅如此，當深陷技術的座架之中，人類將無法擺脫對技術的依賴，人的思維方式也將受到技術的侵擾，從而無法按照自由意志行事，成為座架支配下的工具，在人工智能時代，人被更深地遮蔽而非解蔽了。面對這一問題，海德格爾的警示使得人類能夠在同技術打交道的同時，保持警惕之心，思考技術之利弊得失，從而透過技術的重重魅影探尋人之本質。 三、互馴: 技術與人無限博弈 分析海德格爾的技術哲學不難發現，其對技術的討論更多著墨于技術作為一種座架對人的促逼。也因此，解蔽只是技術淺表層次的本質，座架乃是技術的深層本質。從解蔽到座架，不僅是海德格爾對技術本質思考的深入化，更是探討人與技術關系不可忽略的深層面向。而長期以來，學界對技術的研究忽視了海德格爾的理論，轉而從人的主體性地位對技術加以批判，從而遮蔽了技術與人關系中互馴的一面。正如胡翼青所言，“表面上看，批判對技術的盲目崇拜確實很有必要，但如果因此無條件地承認人的主體性并認定不存在技術對人的反作用甚至是倒逼，那就形成了一種學術話語霸權和意識形態。”胡翼青的這一論斷實際上包含了兩個面向，其一，“人 － 技”關系中人的主體性地位; 其二，技術對人的反作用。而這兩個面向是我們探究技術與人之間相互馴化關系的前提。 ( 一) 人對技術的對象性使用及形塑 毫無疑問，海德格爾是不贊同以技術的工具性論調來指代技術本質的，正如上文所言，他認為技術工具論是“正確”的，而非“真實”的。所謂 “正確”是指“在眼前討論的東西中確定某個合適的東西。”海德格爾的這一論斷建立在探尋技術之本質的基礎之上。但他在堅持探尋技術本質之時，也并未完全否定工具論作為某個合適的東西的合理性，也即工具性盡管不是技術的本質，但也是適合技術存在的“某個東西”。實際上，自人類有意識的使用技術以來，技術就包含著“合目的性”的工具基因。例如模仿人類手掌而制造的盛水器皿，模仿人類拳頭而制造的錘子等等，都是為了滿足人類的工具性需求。也因此，人類對于技術的使用天生帶有對象性意向，而這種對象性反過來又形塑了技術的樣態。 讓技術適應人類需求而做出適應性改變，其實質便是一種馴化。這一馴化過程伴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和技術的進步而發生，二者相互交織與滲透，融為一體。從這個層面而言，當前的人工智能時代乃是長期以來技術被工具化使用的結果。然而，人工智能時代，技術的發展已經進入一個全新的階段。未來學者凱文·凱利在其著作中一再強調“機器生物化”這一核心觀念，并認為技術已經成為一種具有必然發展趨勢的“類人”系統。實際上便是對現代技術，尤其是人工智能時代技術發展現狀的描述。具體而言，如果說前人工智能時代人對技術的馴化僅僅是對人體個別官能的模仿，那么人工智能時代，這一模仿已經脫離單個官能，而成為對作為整體的人，乃至人的思維意識的模仿。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技術得以以更高形態呈現在世人面前，“硅基智慧”得以凸顯。這也是技術與人關系中，人的主體性的充分體現。但人工智能時代，人的這一主體性地位正在遭遇挑戰。尤瓦爾·赫拉利在“未來進化”首屆 Xworld 大會上談論人工智能與人的關系時曾有言，人工智能與人類最大的區別在于人是有意識的動物，而人工智能沒有。但正因如此，這才是我們面臨的風險，或許是最大的風險。換言之，正是這種無意識使得人工智能始終以目的為導向而不帶有人情味，未來人類在人與技術關系中的主導性地位將有可能受到挑戰。但在赫拉利看來，就當前而言，沒有人會知道未來是什么樣，一切懸而未決，未來有很多種選擇，關鍵在于人類扮演怎樣的角色。然而，無論如何，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必將警示人類對人技關系中的主體性地位加以反思，人類是否會在未來喪失對技術的馴化地位，是否會淪為技術的附庸是這個時代賦予人類思考的課題之一。 ( 二) 技術作為一種“座架”對人的異化 與人作為主體對技術的馴化相對應，技術對人同樣有著反向馴化的作用。在海德格爾的論述中，這種技術對人的影響集中體現在座架對人的促逼。海德格爾指出，惟就人本身已經受到促逼、去開采自然能量而言，這種訂造著的解蔽才能進行。如果人已經為此受促逼、被訂造，那么人不也就比自然更原始地歸屬于持存嗎?也即在技術的促逼之下，人已經成為被訂造的對象，成為持存物。“這種促逼不僅逼索自然界，同時也促逼著人，使人的存在受到限制和扭曲。當人只通過 “座架”來解蔽，來讓存在者顯現時，他在根本處也遮蔽了自己的本性。”人的所有行為都只是在完成“座架”的指示與任務，被徹底物化了。在這個意義層面，促逼不僅使得人的本質被遮蔽，而且也已經將其異化。海德格爾從存在與存在者的角度分析異化的產生，并指出“人被技術異化的根源就在于人追逐存在者，遺忘了存在。”因此，海德格爾指出，要想擺脫這種異化，“人類應當讓技術回到為人服務、讓人回到自己此在中去，回到此在本身是擺脫技術異化的根本。” 海德格爾從技術哲學的角度對人的“異化”問題進行了觀照，實際上，這一問題也是人工智能時代人與技術直接相遇之后無法回避的問題: 人不可避免地被技術馴化了。人工智能時代最大的特征便是人與技術融為一體，人身處技術之中，依賴甚至依附于技術，技術無孔不入，成為新時代的 “圓形監獄”。由技術建構的“圓形監獄”已經不滿于停留在監視層面，而是企圖對人類加以擺置。例如，智能翻譯器的出現大大解決了人類語言溝通問題，但同時也造成人類語言學習能力的下降; 智能 GPS 的出現方便了人類出行，卻導致更多地 “路盲癥”的出現。同樣地，無人駕駛汽車的出現，在解放人類雙手的同時，也使人類成為聽命于機器的附庸; 算法在更好地記錄并量化人類的同時，也導致人類淪為喪失自我抉擇能力的“物化”的存在等等。這些案例包含一個相同的指向，即技術在給予人類某種利益的同時，也從人類那里竊取了部分功能。麥克盧漢曾有言，媒介是人體功能的延伸，但實際上，麥氏觀點不止于此。在《理解媒介》一書中，麥克盧漢指出，任何一種感覺的延伸都改變著我們思想和行為的方式，即我們感知世界的方式。當這種比例改變的時候，人就隨著改變了，因此，“任何發明或技術都是人體的延伸或自我截除”。人工智能時代，技術已經不僅僅是人體功能的延伸，而已經成為人體功能的“竊取者”。人類迫于人工智能的侵蝕而不得不被動做出改變，以出讓自身機能作為技術發展的籌碼。這種受制于技術馴化而導致的人類的改變實際上正是人被異化的鮮明體現。 ( 三) 座架作為一種思維方式的危險性 海德格爾的技術批判思想帶有濃厚的存在主義人文主義的鄉愁憂思和浪漫情懷，盡管他本人拒接存在主義者的頭銜。這種人文主義集中體現在其對技術之本質及其危險性的反思。在《技術的追問》一文中，海德格爾對作為技術本質的座架進行了批判。他認為，座架這種現代技術“去除遮蔽”的方式乃是最危險的。因為這種對遮蔽的去除實際上是建立在遮蔽一切的基礎之上的。在海德格爾看來，座架不僅遮蔽著現代技術之前的解蔽方式，而且還使得解蔽本身也被遮蔽，甚至無蔽狀態以及真理存在的方式也都被遮蔽了。座架這種遮蔽一切的特性導致它成為最極端的危險， “不僅對一切人來說是這樣，而且對一切解蔽本身來說也是這樣。”韓連慶將座架視為一種類似思維方式的無形存在。這種思維方式伴隨著技術的促逼而深入到人的意識之中，并作為一種規約規范著人類的行為。 海德格爾指出，對技術的“座架”式的思考已經蔓延至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從經濟、社會到政治領域無處不在。實際上，現代社會慣用的信息化、自動化、智能化甚至是官僚主義化等都是這一思維方式的體現。在人工智能時代，這一由“座架”構筑的思維方式更為明顯。人類已經習慣用技術主導的思維方式去解決一切遇到的困難。當機器部件損壞，我們寧愿替換而非維修; 當身體遭遇病痛，我們寧愿依賴現代技術也不愿加強鍛煉。這種一切依賴于技術的思維方式促逼人類逐漸摒棄了主觀能動性及背后的創造力，而是將其轉變為一種投機取巧、被動懶惰的生物。然而，一旦這一思維成為定式，其背后的危險才剛剛來臨。正如流水線這一現代技術的發明不僅使得人們可以批量生產產品，更使得人類開啟了電影、教育領域的流水線生產一樣，人類對人工智能技術的依賴同樣會帶來不可避免的災難。因此，從座架作為一種思維方式的危險性入手，對人工智能時代的諸多問題進行反思是海德格爾技術哲學在新時期的現實意義。 四、總結與反思 正如對于技術的討論實際上是對人的討論，對于技術與人之關系的討論，其實質是對人這一存在者之存在與發展的討論。因此，無論是“互構”還是“互馴”，終極問題在于通過“人 － 技”關系的表征來探究人之于技術與技術之于人的平衡與和諧之可能性。無疑，海德格爾的技術哲學思想有關技術本質的論斷對于審視人工智能時代的技術發展仍具有不容忽視的闡釋力與理論價值，其技術“解蔽”觀仍然是我們認識技術的重要視角。但與此同時也應看到海氏對于“人 － 技”關系思考的歷史局限性。更進一步來說，盡管其對于技術之本質的基礎論斷獨具慧眼，但對本質之外又將如何，“人 － 技”關系走向如何這一系列問題無力回應。 在海德格爾這里，技術作為一種座架不僅是對技術本質的界定，更是對“人 － 技”關系探討的前提。在技術的座架之本質下，人必然會遭到促逼，人的本質必然會被遮蔽。且這種促逼伴隨著技術的發展會越來越緊迫而非消失。海德格爾將此種由技術座架帶來的“人 － 技”關系的失衡稱為 “極端危險”。并試圖通過藝術來對抗這一危險。因為“藝術乃是一種唯一的、多樣的解蔽，藝術是虔誠的，是順從于真理之運作和保藏的……藝術并非某種文化創造的領域。”由于藝術所具有的這一特性，它因此是一種詩意的存在，能夠把潛藏于深處的真實的東西也即存在本身純潔地閃現出來。 無疑，海德格爾的批判理論是在技術之外去尋求抵抗技術的策略。然而，人工智能時代，一切皆被顛覆，藝術作為庇護人類免受技術之威脅的圣殿地位也遭到了質疑。在《未來簡史》一書中，尤瓦爾·赫拉利表達了對于藝術地位喪失的擔憂，“從生命科學的角度來看，藝術并不是出自什么神靈或超自然靈魂，而是有機算法發現數學模式之后的產物。若真是如此，非有機算法就沒有理由不能掌握。”這無疑是對海德格爾式的藝術本質論的一種科學范式主義的解構。因此，將藝術作為人類逃避技術威脅的圣殿的觀點已經無法適應人工智能時代技術發展的現實環境。實際上，任何逃離技術本身，或將技術與人對立起來而探討技術及“人 － 技”關系的論斷都將無法觸及問題的根本。 也正因如此，海德格爾的技術哲學觀在為我們提供審視技術的有效進路的同時，也反過來警示我們對于已有“人 － 技”關系思想的反思。即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為“人 － 技”關系提供了無限的可能性，技術與人的融合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對于二者的任何對立、單一、孤立的審視視角都已經無法契合當前人技關系的新走向。探究“人 － 技” 關系必須關照人類、直面技術，有批判與發展的眼光，在二者發展的路徑及演化的環境中尋求解析之道。因此，將目光投注于“人 － 技”關系的雙向性與多面性，并嘗試在以“互構”與“互馴”為基礎的多元無限博弈中反思“人 － 技”關系，實現人與技術的雙贏，或許是一種有價值的嘗試。 本文刊載于 《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 2018 (4) 本期編輯：金高陽 （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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