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曉麗老師：曹雪芹的語言觀（三）

文/鄒曉麗

以上是“假語”之解，下面我們再說“村言”。

村，通俗、樸實而有鄉土氣。村言，從語言學的角度說，這是人民群眾的生活經驗，經過歷代的積累、整理、增益、淘汰，然后升華成約定俗成、流傳于民間的語言。是經過人民口耳相傳提煉而成的通俗、樸素、生動、活潑的民間語言。曹雪芹在第一回中，借石頭之口明白地說道:

 “更可厭者，‘之乎者也’，非理即文，大不近情，自相矛盾。”

很明白，他認為“村言”才“近情”，才不令人生厭。

曹雪芹筆下“村言”的內涵豐富:有“官話”，即北京話，當時稱“京話”，也包括少量南方方言，還有民間俗語、諺語、成語、歇后語等等。

首先，我們看到《紅樓夢》中的對話，幾乎全是北京話，也就是“京話”、“官話”。即當時在官場、民間廣泛交際使用的活的語言。

清自入關以來，由于政治、經濟、文化的需要，對共同語言的要求十分迫切。因此不能不推行明代以來形成的“官話”。我們僅舉一例即可窺其一斑，如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戊申八月甲申頒發的一道“上諭”：

 “諭內閣:官員有蒞民之責，其語言必使人人共曉，然后可以通達民情，而辦理無誤。是以古者六書之制，必使諧聲會意，嫻習語音，所以成遵道之風，著同文之治也。朕每引見大小臣工，凡奏陳履歷之時，惟有福建、廣東兩省之人，仍系鄉音，不可通曉。夫伊等以見登仕籍之人，經戶部演禮之后，其敷奏對揚，尚有不可通曉之語，則赴任他省，又安能于宣讀訓諭、審斷詞訟，皆歷歷清楚，使小民共知而共能乎？官民上下，語言不通，必致吏胥從中代為傳達，于是添飾假借，百弊叢生，而事理之貽誤者多矣。且此兩省之人，其語言皆不可通曉，不但伊等歷任他省，不能深悉下民之情;即伊等身為編氓，亦必不能明白官長之意。是上下之情，捍格不通，其為不便實甚。但語言自幼習成，驟難改易，必徐加訓導，庶幾久可通，應令福建、廣東兩省督撫，轉飭所屬各府州縣有司及教官，遍為傳示，多方教導，務期語言明白，使人通曉，不得仍舊習為鄉音，則伊等將來引見殿陛，奏對可得詳明，而出仕地方，民情亦易通達矣。”(《大清世宗憲皇帝實錄》卷之七十二)

據俞正燮《癸巳存稿〉(九)：“雍正六年奉旨，以福建、廣東人多不諳官話，著地方官訓導。廷臣議以八年為限，舉人、生員、貢監、童生不諳官話者，不準送試。”

從上引史料證明，從明代以來形成的共同語——“官話”，在清全盛時，已成為官場、民間交際交流的共同語。綜觀成書于乾隆年間的《紅樓夢》，語言上既繼承了唐傳奇委婉、動人、簡潔的文言傳統；又發展了宋話本敘事復雜、情節曲折多樣、語言生動的白話傳統；并在此基礎上大量使用活在民間的語言北京話。所以《紅樓夢》的語言真正是生動、活潑，精妙絕倫。如三十六回鳳姐回王夫人那段關于月錢的話:

“風姐忙笑道:‘姨娘們的丫頭月例，原是人各一吊錢，從舊年他們外頭商量的，姨娘們每位丫頭，分例減半，人各五百錢。每位兩個丫頭，所以短了一吊錢。這事其實不在我手里，我倒樂得給他們呢!只是外頭扣著，這里我不過是接手兒，怎么來，怎么去，由不得我作主。我倒說了兩三回，仍舊添上這兩分兒為是；他們說了：‘只有這個數兒。’叫我也難再說了。如今我手里給他們，每月連日子都不錯，先時候兒在外頭關，那個月不打饑荒?何曾順順溜溜的得過一遭兒呢！’”……

轉身出來后，對回事的執事媳婦子“又冷笑道:‘我從今以后，倒要干幾件刻薄事了。抱怨給太太聽，我也不怕！糊涂油蒙了心、爛了舌頭、不得好死的下作娼婦們，別做娘的春夢了！明兒一裹腦兒扣的日子還有呢。如今裁了丫頭的錢，就抱怨了咱們！也不想想自己，也配使三個丫頭。’一面罵一面方走了。”

多么生動、活潑、形象的民間口語、京腔！

正因“官話”是共同語，所以對其傳神之處，能夠雅俗共賞，人人領會！這也是《紅樓夢》所以能廣泛流傳、全國通行、有不朽生命力的根本原因之一。后人評論《紅樓夢》“書中多俗語巧語，皆道地北京話”(太平閑人張新之語)，是一點不錯的。

《紅樓夢》既以北京官話為基礎，北京口語當然是“村言”的主要內涵。

其次，《紅樓夢》中有南方話，主要是南京、揚州一帶的下江官話和以蘇州為代表的吳語方言。在第四回的“護官符”中有“阿房宮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個史。東海缺少白玉床，龍王來請金陵王”兩句。在賈府掌權的賈母，娘家是史家；王夫人、風姐娘家是王家；主要人物黛玉來自蘇州，史湘云也是金陵人。因此，在她們的語言中有不少南地方言。如第三回賈母笑向黛玉介紹風姐時說：“你不認得他：他是我們這里有名的一個潑辣貨，南京所謂‘辣子’，你只叫他‘鳳辣子’就是了。”作者已明確交待這是南京話。再如風姐說女兒大姐兒著涼發燒為“發熱”、稱下賤人為“下作”。又如把洗臉水叫“面湯”(七十七回)、冬天時烤手的手爐、烘腳的腳爐，焐著“湯婆子”等，都是吳語中的詞匯。

曹雪芹從題材的需要、塑造人物性格時的需要出發，寫了不少江南的風土人情、習俗、景物，必然要使用一些南方民間語言。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充分地體現人物的氣質、情緒。如黛玉的《葬花辭》，只有選用“依”、“煞”、“底”這類“吳依軟語”，才能表述出南方少女黛玉纏綿悱惻、細膩、回腸九曲的情懷。總之，曹雪芹在《紅樓夢》中將北京話和南地方言熔鑄為一體，天衣無縫，構成其高度完美、成熟、特有的文學語言，這，就是“村言”的另一個內涵。

對民間語言，曹雪芹不是簡單的照抄、套用，而是精心洗煉、加工、潤色、提高。正如第四十二回“蘅蕪君蘭言解疑癖，瀟湘子雅謔補余音”中寶釵的一段插話：

“……更有顰兒這促狹咀，他用《春秋》的法子，把市俗粗話撮其要，刪其繁，再加潤色，比方出來，一句是一句。”

這，就是曹雪芹對“市俗粗話”(實即民間語言)的處理原則：剔除其積垢，潤色提煉成活潑、生動、形象、辛辣、深刻而富有生命力的語言。他就是用這種“假語村言”來“敷演”故事，來敘情。

就拿歇后語來說吧。歇后語，即歇去后半句，而后用諧音字把這后半句說出來。又稱歇后藏詞語。這種表現手法最早起自民間的“解譬體”，即上半截是“譬”，寫出人、事、物的特點；下半截是“解”，點明特點是什么，如現在常說的“豬八戒的脊梁，悟(無)能之背(輩)”。在民間歇后語影響下，在魏晉時期，還出現了一種文人的歇后語。據《顏氏家訓·音辭》記載，元帝[南朝梁元帝蕭繹(公元552一555年為帝)]時，“有一侯嘗對元帝飲謔，....謂‘郢州'為‘永州’，元帝啟報簡文帝(南朝梁簡文帝蕭綱，公元550年為帝)。簡文云‘庚辰吳入，遂成司隸。'如此之類，舉口皆然。”

這是簡文帝用了歇后語：“庚辰吳入”，指春秋時吳入楚都之時，歇“郢”；“遂成司隸”，指《后漢書》載鮑永三世為司隸校尉之事，歇“永”。鮑永事如下：鮑永之父鮑宣，西漢哀帝時任司隸校尉(掌徒隸巡察，捕巫蠱之官)，鮑永于東漢光武建武十一年(公元34年)任司隸校尉，其子鮑昱于光武中元時(公元57年)任司隸校尉。光武嘗曰：“吾固欲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為司隸也。”故簡文帝以后漢抗直不阿的“司隸”為“永”的歇后語。

顏之推說：“如此之類，舉口皆然”，足見文人用歇后語風氣之盛。

這種文人歇后語的起因，是讀書人為求功名，必須熟讀儒經，因此摘取書中一句話，一個短語，甚至一個復音詞，以其中的一部分表示另一部分，如以“而立”表“三十”（《論語》“三十而立”)，以“友于”表兄弟(《書·君陶》“惟孝友于兄弟”)，以“居諸”表日月(《詩·日月》“日居月諸，胡迭而微”)等。這種游戲的目的是幫助讀書人記住古書。后來形成一種文體“歇后體詩”。如曹植《求通親表》：“今之否隔，友于同憶。”(見《文選》)又如杜甫《彭浦行》“有時經契闊，竟日數里間。”“契闊”表生死，出自《詩·擊鼓》“死生契闊”。

曹雪芹繼承了文人、特別是民間歇后語簡潔、形象、生動的特點，選擇其中適合各種人物性格、身份的歇后語，把諧聲字改成揭示事物本質的字，創造性地用在《紅樓夢》中。讓我們舉兩個例子來說明：第六十五回“賈二舍偷娶尤二姨，尤三姐思嫁柳二郎”中，尤三姐怒斥賈珍、賈璉的一段話，是曹雪芹運用“村言”最為精彩的段子之一：

“三姐兒聽了這話，就跳起來，站在炕上，指著賈璉冷笑道:‘你不用和我‘花馬掉咀’的!咱們‘清水下雜面——你吃我看。’‘提著影戲人子上場兒——好歹別戳破了這層紙兒。’你別糊涂油蒙了心，打量我們不知道你府上的事呢!這會子花了幾個臭錢，你們哥幾倆，拿著我們姊妹兩個權當粉頭來取樂兒，你們就打錯了算盤了!……如今把我姐姐拐了來做了二房，‘偷來的鑼鼓兒打不得’。……我有本事先把你兩個的牛黃狗寶掏出來，再和那潑婦拼了這條命!”

尤三姐的憤怒，用連續噴射而出的一串諺語、歇后語，真是罵得痛快淋漓。“嚇得賈璉酒都醒了”，“禁”得兩個紈绔混賬“別說調情斗口齒，連一句響亮的話都沒有了。三姐自已高談闊論，任意揮霍，村俗流言，灑落一陣，由著性兒拿他弟兄二人嘲笑取樂。一時，他酒足興盡，更不容他兄弟多坐，竟攆出去了，自己關門睡去了。”事實證明，只有用這種人木三分、辛辣、形象的“村俗流言”，才能充分刻畫尤三姐剛烈潑辣的性格、火一般熾熱的反抗性和凜然不可犯的正氣，才能使三姐如此光彩照人。其中“清水下雜面——你吃我看”和“提著影戲人子上場兒——好歹別戳破了這層紙”就是把老的民間“解譬體”的歇后語加工、升華，使它能更形象地揭露事物的本質。當然，從思想內容上說，作者的深刻之處還在于他并沒有僅僅限于寫尤三姐敢罵、敢怒、敢為，而是進一步揭示出在這敢怒、敢罵、敢為“說的出來，做的出來”的背后是如何充滿了血和淚，正如她自己所說：“我所以破著沒臉，人家才不敢欺負。”真正“字字是血”，“一字一淚”(脂批)。尤三姐最終以鮮血、生命控訴了黑暗的“末世”。

再如，就在這一回，興兒對尤二姐議論風姐時說：“……如今連他正經婆婆都嫌他，說他‘雀兒揀著旺枝飛’‘黑母雞——一窩兒’……”兩個歇后語，把風姐的趨炎附勢、弄權抓尖，刻畫得多么形象而生動，完全符合風姐的性格。

在《紅樓夢》中，用成語、諺語、俚語、歇后語，重復使用的不算，共有110多句(見《紅樓夢的語言藝術》盧興基、高鳴鑾主編，第349頁)。就以其中民間諺語來說，大約就有二三百條，包括五字諺，六字諺，七字諺，四、八字諺，五、九字諺，六、十字諺，七、十二字諺，八、十四字諺，九、四字諺等九大類，它們形式多樣，內容豐富(同上，第352頁)。我們僅舉一例：在第十六回，風姐在賈璉前夸耀自己協理寧國府時說。

 “……一句也不敢多說，一步也不敢妄行。你是知道的，咱們家所有的這些管家奶奶，那一個是好纏的？錯一點兒他們就笑話打趣，偏一點兒他們就‘指桑罵槐’的抱怨，‘坐山看虎斗'，‘借刀殺人’，‘引風吹火'，‘站干岸兒’，‘推倒了油瓶兒不扶’，都是全掛子的本事……”

一個尖刻、勢利、弄權、好勝的風姐躍然紙上；一幅封建大家庭中勾心斗角、爭權奪利、謀私使壞、借刀殺人、陷害栽贓的陰暗、丑惡、齷齪的圖畫，被描繪得力透紙背。在《紅樓夢》中，每條諺語只用一次，只有兩條重復使用，一為“女子無才便是德”(四回、六十四回)，二為“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二回、七十四回)。前者為刻畫李紈、寶釵的衛道士形象而重用，后者是為強調賈府必然衰敗的命運，為深化主題而重復。總之，曹雪芹選取的，都是那些簡短精練、音韻和諧、易記上口、形象生動、內含深廣、富有哲理、發人探省、概括性強的清代民間諺語中的精華。

“村言”的內涵當然也包括這些俗語、諺語、成語，特別是從曹雪芹的運用中可以看出他選擇、提煉的原則，看出曹雪芹的語言觀。

從對“村言”的強調、應用之中，我們可以看到曹雪芹是怎樣重視學習民間語言。這當然與他從貴族淪落民間的遭遇、經歷有關。地位的變化，使他有可能不斷級取南北民間俗語的精華，而熔鑄成其特有的“村言”風格。

上面，我們對“假語”、“村言”分別作了闡釋，目的是為了深入理解其內蘊，從而進一步認識曹雪芹語言觀的核心。事實上“假語村言”是一個整體，它們相輔相成、相互滲透，理解時既可一分為二，又必須將之合二而一。因為在全書中“假語村言”已融成一個整體而成為《紅樓夢》語言藝術的靈魂。試舉兩個例子來證明。  

賈珍之妻尤氏，出身寒素，雖處嫡長孫媳的重要地位，卻無法得到偏愛幼子賈政的老祖宗賈母的寵愛、信任，無權掌管賈府家務大權。更無法與出身豪門又精明干練的王夫人的內侄女鳳姐抗衡。因此，聰明、精干但又懦弱的尤氏，在賈府的人事斗爭中，常常處于尷尬的地位。所以總懷有自卑、不滿情緒。她和鳳姐的矛盾，她那股酸溜溜的不滿，大多借妯娌間用世俗“村言”取笑、互嘲、玩笑的方式表達。如四十三回他笑對風姐說：“我勸你收著些兒好，太滿了就要流出來了。”又如第四十三回尤氏奉賈母之命替鳳姐操辦壽日，向平兒說道：“我看你主子這么細致，弄這些錢，哪里使去？使不了，明兒帶了棺材里去！”為過生日說出“棺材”二字，說明尤氏的心理。如尤氏向風姐敬酒說:“說的你不知是誰！我告訴你罷：好容易今兒這一遭。過了后兒，知道還得像今兒這樣的不得了？趁著盡力灌兩鍾子罷！”

這和她對平兒說的話異曲同工。在賈璉偷娶尤二姐之后，矛盾更加激化。第六十八回“酸鳳姐大鬧寧國府”時，鳳姐蠻橫撒潑，滿口粗語村言，大發淫威，對尤氏“又啐又揉”，被罵作“又沒才干，又沒口齒，鋸了咀子的葫蘆，只會一味瞎小心應賢良的名兒！”“作踐”得尤氏只有哭、討饒，“只好聽著罷了”。再加上“小叔子”賈蓉丑態百出，“眾人想笑又不敢笑”。這場鬧劇正是用“村言”活畫出末世豪門親人骨肉之間“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的骯臟丑惡，揭示了“從家里自殺自滅起來，才能一敗除地”(七十四回探春語)走向崩潰滅亡的必然趨勢。而這，正是“末世”的體現。很清楚，作者是用“村言”寫出發人深省的“假語”。

又如第四十二回“瀟湘子雅謔補余音”。黛玉用尖酸刻薄的語言(寶釵稱之為“春秋”之法)嘲笑劉姥姥為“母蝗蟲”。但這只是為諷刺惜春畫的“大觀園行樂圖”為“攜蝗大嚼圖”的“雅謔”作引子、作鋪墊。黛玉正是用形象、生動的村言口語，嘲笑賈府挖空心思享樂、醉生夢死的俗氣和荒唐。這“雅謔”的“余音”中是飽含鞭撻和眼淚的“假話”、“荒唐言”。

總之，“假語村言”是個整體， 其中“假語”(賈化)重在表示作品內在的主題靈魂，而“村言”則是其外在的表現形式。二者珠聯璧合，不可分割。

（本章選自《咬文嚼字紅樓真味》，遼寧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