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雪：舊石器時代考古與古人類學研究

　　2016年在中國舊石器時代考古與古人類學研究的發展歷程上是較為重要的一年。重要考古遺址與材料的發現，豐碩研究成果的涌現，都為本學科的拓展與深化注入了鮮活的血液與活力。2016年度發表于重要期刊上的學術論文近百篇，經發表的舊石器時代遺址和地點近百處。這些發現進一步填補著中國境內舊石器時代遺址時間與空間上的空白，完善著人類演化與文化發展的序列，闡釋著現代人演化、古文化交流與技術革新的歷程與動因。

　　一　考古新發現與新發掘成果

　　有關2016年度考古學者調查與發掘工作的報道主要集中在河北泥河灣盆地、山西、遼寧、黑龍江等地區。

　　云南江川甘棠箐遺址位于云南省江川縣路居鎮上龍潭村西南約1.5千米處。1984年文物普查時發現，1989年進行了考古發掘，發掘面積約300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石制品和哺乳動物化石，初步判斷為舊石器時代早期遺址。2014年10月~2015年2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其進行了發掘，發掘面積50平方米。遺址地處古撫仙湖山間凹地，地層為湖濱沼澤相地層，發掘深度6米左右，底層沉積連續且清晰，自上而下出現了5個由粗變細的沉積旋回。該遺址出土石制品25153件，其中石核658件、石片564件、初級砸擊斷塊102件、石器192件、廢品（含斷塊、斷片和碎屑等）23637件；出土骨制品28件及木制品十多件。此外，還出了豐富的動植物化石，初步鑒定大哺乳動物有貓、獼猴、劍齒虎、犀、豬、鹿、麂、牛等，還有少量小哺乳動物、鳥類、爬行類和無脊椎動物化石，很多動物化石上保存有人類切割、砍砸痕跡和動物啃咬痕跡；植物種子初步鑒定有25科31屬，其中包含有葡萄、松子等。最為重要的是，該遺址還發現了一處用火遺跡。甘棠箐遺址石器工業面貌與華北小型石器早期文化傳統較為相似，與華南地區以大型石器早期文化傳統存在較大差異。木制品的發現充分證明了人類加工使用木器的歷史較為悠久，對于探討木器的起源、加工技術、功能、演化發展等具有較大意義（《中國文物報》3月25日）。

　　河北泥河灣盆地的舊石器時代考古遺址與材料在2016年度多有研究成果的報道。板井子舊石器遺址位于河北省陽原縣化稍營鎮板井子村北約300米處的臺地上。1984年，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泥河灣盆地開展舊石器考古調查時發現了該遺址，并于1984年、1986年、1988年、1990年、1991年分別進行了五次發掘。2015年7~9月，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及河北省陽原縣文物管理所對該遺址進行了系統的考古發掘。發掘范圍位于1988年發掘區西側，實際揭露面積約為36平方米，地層剖面厚約5.4米。此次發掘共獲標本3600余件，包括石制品1900余件，無人工痕跡的礫石700余件、動物牙齒320余件、鴕鳥蛋皮6件，以及數量較多的石質碎屑和碎骨等。試制品原料以燧石為主，其次為硅質灰巖、石英巖、石英、石英砂巖等。石制品類型主要有石錘、石核、石片、石器、斷塊、碎屑等。剝片方法采用硬錘法，多以人工臺面為臺面進行剝片，也有少量修理臺面者；存在一些典型的盤狀石核。石器類型有邊刮器、尖狀器、凹缺刮器等，片狀毛坯居多，主要采用硬錘錘擊修理，修疤多規整細致。動物化石大多比較破碎，經初步鑒定，主要為馬科、犀科等種類。此外，還發現了幾件疑似打制骨器，其骨骼側邊的內外表面皆分布有連續的疤痕；部分動物化石表面可見人工切割痕跡。板井子遺址被認為是中國北方舊石器時代中期的典型遺址。此次發掘的新材料在豐富遺址文化內涵的同時，明確遺址的技術特征，為探討中國舊石器時代中期存在與否及此時段中國北方石器技術的內涵提供了重要材料。同時，板井子遺址的新發現與研究也為完善泥河灣盆地舊石器文化發展序列及古人類的行為演化過程提供了材料（《中國文物報》6月17日）。

　　南山邊遺址位于泥河灣盆地東緣、大田洼臺地北緣，于2013年的舊石器調查中發現。隨后的試掘中，出土石制品38件，動物化石3件，石制品包括石核、石片、刮削器、殘片、斷塊等,屬于中國北方以小石制品為主的主工業類型。石制品位于泥河灣層中下部，根據地層對比，與大長梁地點、小長梁遺址、照坡遺址、葡萄園遺址等屬于同一層位，時代相同，由此在臺地北緣形成一處面積廣闊、時代接近、分布集中的遺址區，為探討早更新世古人類的活動范圍、棲居模式、遺址功能分析等提供了有益線索（《人類學學報》35卷3期）。

　　麻地溝遺址群（MDG）是近年來新發現的早更新世遺址群，它位于泥河灣盆地岑家灣臺地古人類活動集中區域，由包括E6和E7在內的9個地點組成。MDG-E6與MDG-E7地點發現于2007年，2012~2013年正式發掘，揭露面積分別為30平方米和20平方米，出土遺物分別有184件和174件。石制品原料主要取自遺址周邊的燧石、白云巖和火山巖，類型包括石核、石片和石器等，剝片和修理技術為硬錘直接打擊法且簡單隨意，組合特征與非洲奧杜威工業（Oldowan）相似。動物化石均很破碎，難以鑒定動物種屬。根據地層和初步古地磁測年資料，推測古人類在遺址活動的年齡大致為1.07MaBP，為揭示早期人類在該區域的生存方式和過程提供了難得的理想材料（《人類學學報》35卷3期）。麻地溝E5舊石器地點位于泥河灣盆地東端岑家灣臺地古人類活動集中區，埋藏于泥河灣層灰白色—灰黃色細砂和粉砂層內。遺址發現于2007 年，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于2014年對其進行考古發掘，揭露面積22平方米，出土143件石制品、8件動物碎骨和235 件礫石。遺址成因（標本分布狀況、原料與個體大小、風化磨蝕狀況和標本空間聚集特征等）分析表明，遺址形成受到明顯的水流搬運和改造。石制品原料均來自遺址周圍1平方千米范圍內，巖性以硅質白云巖、燧石和火山巖為主；錘擊法剝片和修理石器，剝片和修理隨意，石制品形態無定型，顯示舊石器時代早期奧杜威（Oldowan）工業特點。初步古地磁年代測定顯示古人類在該遺址活動的時間大致為1.20Ma。該遺址的發掘對研究泥河灣盆地早更新世遺址成因與古人類的生存方式具有重要意義（《人類學學報》35卷4期）。

　　楓林遺址位于吉林省撫松縣漫江鎮楓林村東約500米的山梁之上，分布面積超過3萬平方米，所在山梁呈東北—西南走向，平均海拔在900米以上。遺址東北距頭道松花江1千米，東距長白山主峰約43千米。2016年8月，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該遺址進行了正式發掘，發掘面積300平方米。發掘區共分東西兩個部分，共出土石制品500余件。第Ⅰ發掘區出土石制品原料以黑曜巖為主，偶見凝灰巖和燧石；石制品類型包括石片、石葉、細石葉石核、錘擊石核、雕刻器、端刮器及大量碎屑等；石制品尺寸整體較小，多為石制品加工的副產品。第Ⅱ發掘區出土石制品原料同樣以黑曜巖為主，但包括凝灰巖、火山碎屑巖、安山巖、燧石、石英巖等原料的數量明顯增加；石制品類型包括西發掘區的所有類型，還發現了石葉石核、大型端刮器和尖狀器等。楓林遺址的發現為研究石葉技術所代表的技術類型及人群擴散提供了重要材料（《中國文物報》10月21日）。

　　富康東山舊石器地點位于吉林省扶余市社里鄉富康村東山的湖岸臺地上，由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和扶余市博物館的同志于2012 年4月在社里鄉調查時發現，萬晨晨等對發現的148件石制品進行了整理研究，石制品原料以瑪瑙居多，類型包括石核、石片、刮削器、尖狀器、鉆器、錛形器和斷塊。屬東北地區典型的細石器工業類型，富康東山地點的石器工業為探究舊石器時代晚期吉林地區乃至整個東北地區的人類生存環境、舊石器文化內涵、古人類對資源開發利用的策略、人類行為模式以及東北地區舊石器文化之間的關系研究提供了寶貴的資料（《北方文物》2期）。

　　2016年7~9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對位于阿爾泰山南麓吉木乃縣通天洞遺址進行了發掘，出土了400多件石制品、哺乳動物化石、陶片、銅器等遺物，初步發現舊石器時代、青銅時代和早期鐵器時代等不同史前時期的文化堆積，這是新疆首次發現舊石器時代文化遺存。石器原料多為硅質巖和石英巖，其石制品風格與同類型的莫斯特文化石制品風格一致，呈現出較明顯的舊大路西側、舊石器時代中期向晚期過渡階段的文化特征，這一發現在中國舊石器考古中較為罕見（《中國文物報》12月23日）。

　　桃山遺址發現于2011年，2013年6~7月對遺址展開試掘，發掘面積24平方米；共獲得石制品982件、陶片46件、裝飾品2件，未見動物骨骼。石制品類型包括石核、石片、刮削器、鋸齒刃器、凹缺器、鉆具、石鏃、細石核、細石葉、石葉等，類型較為豐富。石制品原料以凝灰巖、瑪瑙、白云巖、玄武巖和燧石為主，原料較為多樣。石制品的剝片方法以錘擊法為主，壓制法也有使用；工具的修理方面主要采用錘擊法，同時具有壓制法修理的石鏃和刮削器等工具。該遺址所處年代位于晚更新世末期向全新世早期轉變的時期，環境變化劇烈；遺址石制品的文化內涵豐富，性質較為獨特，總體呈現出從舊石器晚期向新石器時代過渡的文化面貌，層序清楚，對研究我國東北地區新舊石器文化過渡的演變機制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并為探討這一階段東北亞與北美地區的人群遷徙與文化傳播等學術問題提供了新的重要證據（《人類學學報》35卷2期）。

　　丹江口庫區雙河一號舊石器地點位于河南省淅川縣雙河鎮，埋藏于丹江左岸第三級階地棕紅色黏土層中。2010年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科技史與科技考古系受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調文物保護辦公室委托，對該地點進行了考古發掘，揭露面積400平方米，出土石制品225件。石制品類型有石核、石片、石器、斷塊和裂片等。古人類選擇河卵石為原料進行剝片和加工石器，巖性以石英巖為主；硬錘錘擊法為剝片的主要技術；石制品總體以中小型居多；石器主要以礫石為毛坯，砍砸器是主要類型；石器多在礫石一端采用錘擊法加工而成。石制品特點顯示中國南方礫石石器工業的因素，同時石制品組合中出現了片狀毛坯加工的尖狀器。地貌和地層對比顯示該地點形成于中更新世（《人類學學報》35卷3期）。

　　丹江口庫區雙河二號舊石器地點位于河南省淅川縣雙河鎮，埋藏于丹江左岸第三級階地棕紅色黏土層中。2010年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科技史與科技考古系對該地點進行了考古發掘，揭露面積400平方米，出土石制品202件，類型包括石核、石片、石器、斷塊和裂片等。古人類選擇河卵石為原料進行剝片和加工石器,且以石英巖為主；剝片工藝包括硬錘錘擊法和砸擊法；石制品總體以中小型居多；發現2件石器，刮削器和端刮器各1件，都以石片為毛坯；石制品特點中顯示含有中國北方石器工業的因素。地層地貌對比表明，該地點可能形成于中更新世（《江漢考古》5期）。

　　余嘴遺址位于湖北省鄖縣安陽鎮余嘴村，地處漢江二級階地的后部，1994年，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在調查時發現了余嘴遺址，并于2004年復查時加以確認。2009年8~10月，為配合南水北調中線一期工程建設，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對余嘴遺址及其東部約300米遠的余嘴2號舊石器地點進行了搶救性發掘。此次發掘共出土石制品245件，原料以石英巖為主，石制品類型包括石核、石片、刮削器、尖狀器、砍砸器、手斧和斷塊，其中剝片和工具修理均主要采用錘擊法。遺址年代推測為中更新世晚期至晚更新世初期，這一遺址豐富了對華南地區舊石器文化面貌的認識，同時也為進一步探討早期人類在漢江流域的行為活動與適應策略提供了重要資料（《考古》8期）。

　　華龍洞遺址位于安徽東至縣堯渡鎮汪村村一處名為梅源山的石灰巖山體上，最初被命名為“梅源山舊石器地點”。2006 年，由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韓立剛主持，對華龍洞遺址進行第一次考古發掘。發現了1枚直立人下頜第二臼齒、2片可拼接在一起的直立人額骨化石、120 件石制品，以及大量動物化石，部分動物骨骼化石表面有切割砍砸痕跡。2014年10~11 月、2015年10~11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合作，聯合東至縣文物管理所，又對華龍洞遺址開展了兩次考古發掘工作。2014年發現的古人類化石包括3枚牙齒、1件顳骨、1件額骨殘片、4件頭骨碎片；2015年發現的古人類化石包括1 件保存有眼眶和部分面部的頭骨、1 件保存有眼眶上緣（眉脊部分）的頭骨殘片、3件下頜骨殘段（附帶4 枚牙齒）、1件上頜骨殘段（附帶1枚牙齒）、3枚單個牙齒、若干頭骨碎片，聯合考古隊正式將發現的直立人化石命名為“東至人”。發現石制品10余件，以石英和燧石質的石片和使用石片為主；發現動物化石6000余件，初步鑒定包括巴氏大熊貓、谷氏大額牛、東方劍齒象、陸龜、巨貘、腫骨大角鹿、中國鬣狗等中更新世典型動物種屬，一些動物化石表面具有典型的人工切割、砍砸痕跡。華龍洞遺址是繼北京周口店、陜西藍田、安徽和縣、南京湯山之后，在中國發現的又一處重要的包含有頭骨化石的直立人化石地點，標志著中國古人類學研究取得新的重要進展（《大眾考古》4期）。

　　2010年春季全國第三次文物普查期間對山西省廣靈縣進行調查時，在洗馬莊遺址采集到一批石制品，標本數量共計300余件。李君等對所獲得的301件石制品進行了整理研究，原料均為燧石，器形有石核、石片、刮削器、斷塊和碎屑，通過分析對洗馬莊遺址的文化面貌和基本性質有了進一步的了解，這些遺物的發現不僅是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也為這一地區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文化傳承提供了新的佐證（《考古與文物》3期）。

　　2012年秋，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對晉城市陵川縣附城鎮丈河流域的舊石器時代洞穴遺址進行復查，后河洞遺址即為其中一處。由于遺址受破壞程度較大，對后河洞進行了10平方米的試掘。任海云對該遺址的調查石制品和擾亂層所過篩揀選出的石制品進行了初步觀察與分析。這批標本主要為黑色燧石，以斷塊、斷片和碎屑的數量最多，石片和石器數量相當，石器主要有刮削器和尖狀器，另有一類三棱小尖狀器，頗具特色。錘擊法是打片和修整石器最主要的方法。后河洞遺址屬于舊石器時代晚期（《中原文物》1期）。

　　柿子灘遺址S5地點于2009年調查時發現，2010年4～5月進行了正式發掘。發掘面積約800平方米，發掘深度4米，共發現四個文化層。此次發掘共清理人類用火遺跡3處，出土石制品和化石等遺物1813件，其中包括人類牙齒化石1枚。石制品原料主要為燧石，還有少量石英和石英巖，類型主要有石核、石片、細石核、細石葉、斷片（塊）、碎屑和石器，石器類型有砍砸器、刮削器、端刮器和雕刻器，錘擊法為主要剝片方法，偶用砸擊法，工具多采用壓制法加工。多數化石已破碎，風化嚴重，保存不好，多為偶蹄目鹿科和奇蹄目馬科動物化石。通過對文化層中出土化石和木炭的AMS14C年代測定，第一文化層的年代為距今10430～10288年，而第二到第四文化層的年代距今約20000年（《考古》4期）。

　　麻吉洞遺址地處太行山西麓南段，位于山西省晉城市陵川縣附城鎮西瑤泉村西北約1.5千米處。2012年9~10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對丈河流域進行考古調查時對麻吉洞遺址進行了小面積試掘。此次試掘共出土石制品929件，所用石料質地有燧石、石灰巖、石英巖、石英等。其中燧石所占比例為77.4%；石制品類型包括石核、石片、刮削器、尖狀器和砍砸器，剝片方式和石器加工方法最常采用的是錘擊法，不見砸擊技術，偶爾可能用到壓制法，對石片的二次加工一般從腹面向背面進行。化石既有極破碎的碎骨，也有較長的骨片。遺址中還清理出用火遺跡面和燒骨。通過對遺址出土的3件化石標本所做的14C測年，麻吉洞遺址的年代當為距今3.5萬年左右，時代為舊石器時代晚期（《考古》5期）。

　　穿洞遺址位于重慶市奉節縣與湖北省利川縣交界區域，2008年7月，重慶師范大學科技考古實驗室在三峽生態環境與古人類資源考察中，于洞穴內發現哺乳動物化石及石制品，出土遺物有蚌刀1件和石制品20件。其中石制品包括石核、石片、石錘、砍砸器、尖刃器、手鎬、刮削器和斷塊。該地點發現的動物化石絕大部分為現生種，如藏酋猴、小麝鼩、斯氏缺齒鼩鼱、馬鐵菊頭蝠、白腹管鼻蝠、西南鼠耳蝠、大馬蹄蝠等。另有最后斑鬣狗、梅氏犀、華南巨貘3種屬更新世的絕滅種動物。穿洞遺址的發現為討論三峽地區遠古人類活動規律、舊石器文化特征及生態環境演變等提供了重要資料（《考古》6期）。

　　農大后山遺址位于沈陽市沈河區沈陽農業大學后山果園和百草園黃土崗地上，該遺址發現于2012年4月，同年8～10月，經國家文物局批準，沈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與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組成舊石器聯合考古隊對其試掘。發掘面積49平方米，4個連續的舊石器文化層出土石器211件，原料以石英居多，另有少量石英巖、石英砂巖、角巖等，類型包括石核、石片、刮削器、尖狀器、雕刻器、砍砸器和斷塊，剝片方法有錘擊法和砸擊法2種，以錘擊法為主，工具多以石片為毛坯，以硬錘修理，加工方向以單向為主。綜合各方數據，對各地層年代認識如下：第2層為距今3萬～1.5萬年，第3層為距今5萬～3萬年，第4層為距今7萬～5萬年，第5層為距今10萬～7萬年，第6層為距今11萬年，第7層為距今12萬年以前；第2、3層屬于舊石器時代晚期，第4～6層屬于舊石器時代中期，第7層屬于舊石器時代中期以前。農大后山舊石器遺址的發掘系沈陽地區舊石器時代遺址的首次考古發掘，此次發掘填補了沈陽地區有確切層位的舊石器遺址的空白，并為揭示東北亞地區古人類的遷徙、演變及文化傳播交流提供了直接證據（《考古》11期）。

　　后大屯二嶺山地點位于沈陽市法庫縣臥牛石鄉大屯村后大屯二嶺山的Ⅱ級階地上，是一處具有地域特點的舊石器地點。在地表共采集石器183件，包括石核、石片、細石葉、斷塊和工具。原料以瑪瑙為主，還有蛋白石、石英斑巖、石英、板巖、燧石、安山巖等。石片數量最多，斷塊其次。其中，三類工具在工具中的比重最大。石器以微型為主，屬于北方典型的細石葉工業類型。年代推測屬于舊石器晚期（《北方文物》2期）。

　　營坊舊石器地點于2005年4月發現，2005年5月又對其進行了復查。該地點位于天津薊縣東北部漁陽鎮營坊村西北的黃土臺地中。在其黃色細粉砂層及亞黏土層和地表發現石制品279 件，包括石核、石片、斷塊和石器。古人類主要選擇燧石為原料進行剝片和加工石器，硬錘錘擊法為剝片的主要技術，石制品總體以小型和微型居多，石器主要以石片為毛坯，刮削器是主要類型，石器多由古人類在石片的一側采用錘擊法正向加工而成。地貌與地層對比則顯示遺址的時代大致屬于晚更新世晚期之末，即舊石器時代晚期（《北方文物》3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對2014年靈井許昌人遺址出土的遺存進行了整理研究，在考古發掘36平方米的范圍內，出土了大量的人類文化遺物，主要研究內容為T14第11層出土的石制品和骨器，其中石制品1571件，原料以脈石英為主，器形包括石核、石片、刮削器、尖狀器、雕刻器、鉆器、鋸齒刃器、琢背小刀等，剝片和工具修理均以錘擊法為主，部分細石器采用壓制修理；骨器的類型包括骨刮削器、骨尖狀器、骨尖刃器和骨雕刻器。這些遺物對了解10 萬年前人類的行為能力非常重要（《華夏考古》1期）。

　　二　對已有材料的整理與研究

　　1.對遺址調查或發掘所獲材料的整理分析

　　周口店第一地點再次發掘的主要目的在于提升遺址西剖面的保護狀態與水平，同時也為東亞直立人演化方面某些焦點問題的研究與解決提供機遇與可能。張雙權等對2009~2010年在西剖面最頂部堆積（即第3層）的野外發掘中共計出土的800 件大中型動物化石材料進行了分析研究。埋藏學研究表明，西剖面第3層中葛氏斑鹿［Cervus(Sika)grayi］等動物屬種的骨骼富集并非古人類生存行為的結果；石制品以及古人類化石材料的缺失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這一結論。結合發掘過程中揭露出來的一系列洞穴坍塌事件的證據，可初步認為，至少在第3層堆積形成時期，第一地點西剖面位置處的洞穴形態并不適合于古人類的棲居活動；葛氏斑鹿等骨骼材料則是當時在遺址附近活動的各種動物因意外因素陷落于其中而得以聚集的。這一研究有望為未來北京猿人化石材料的發現及相關科學問題的研究提供新的潛力與可能（《人類學學報》35卷1期）。

　　周口店第1地點古人類用火證據是該遺址一系列重大科學發現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在很長時期內，作為同類遺存中最早的記錄及其分析論證結果被國際學術界廣泛接受。但隨著少數西方學者的質疑和挑戰，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在這一問題上出現爭議，其后開展的埋藏學和地球化學分析又得出進一步否定的結論。但周口店遺址的洞穴地層十分復雜，目前殘存的堆積與古人類生存時期的狀態有重大差別，與當初大規模發掘時見證的遺物遺跡的分布與埋藏狀況也有很大不同，在剖面表層做局部有限的采樣分析并不足以推翻以前的系統性研究結論，何況很多否定性的意見源自學術理論思潮的轉變和缺乏具體分析的常規性推理。從以前的發掘記錄和各種分析結果看，周口店遺址埋藏著豐富的古人類用火證據，這些證據不是孤立的，是可以相互驗證和支持的。2009 年以來在遺址開展的新的發掘與研究獲得重要進展，揭示出具有結構的火塘、燒骨、石灰化的灰巖塊等原地用火產生的遺物與遺跡，對相關材料的現代科技分析進一步確定這些遺存的人類用火性質。這樣，遺址上文化層的用火證據變得明確無誤，相關爭議終可塵埃落定。對于下部地層中的用火證據，尚需做同樣的發掘、分析和研究工作（《人類學學報》35卷4期）。

　　衛奇等對泥河灣盆地黑土溝遺址2006年出土的石制品進行了整理研究，該遺址是泥河灣盆地目前發現的時代較古老的一處早更新世舊石器時代考古遺址。根據磁性地層學資料判斷，遺址位于Matsuyama反極性時的Olduvai正極性亞時階段，其年齡為1.77~1.95Ma。文化層厚1.33米，由4個自然層組成；在大約7.6立方米的堆積中，出土遺物20585件，包括石制品20489件、哺乳動物骨牙碎片96件。石制品中，石核、石片、斷塊和器物分別占0.36%、97.90%、1.00%和0.74%，在石片中竟有87.74%的數量是碎屑。器物中出現舊石器晚期常見的圓盤狀刮削器。石制品保存新鮮，發現拼合標本3組。石制品絕大部分屬于微型和小型標本。砸擊制品在地層中的密度較大，而且含有似棱柱狀石核和似石葉薄長石片。該遺址為泥河灣盆地早期人類行為的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材料（《人類學學報》35卷1期）。

　　葡萄園遺址位于泥河灣盆地東端河北省陽原縣官廳村北小長梁更新世早期舊石器遺址東側的后石山基部，石制品和化石發現在由下更新統湖濱相沖—洪積礫石層構成的文化層中，層位與小長梁文化層大致相當，位于Matsuyama 負極性時的Jaramillo正極性亞時層段之下，而靠近Olduvai正極性亞時層段頂面，推斷其年齡為150萬~160萬年。衛奇等對這批遺存進行了整理研究，文化遺物較為豐富，出土的石制品，多半是各種類型的石片，石器約占1/4，其中有1件石錘；哺乳動物化石不少，但多為破碎骨骼殘塊和牙齒碎片，可以鑒定的有象類（elephants）、馬類（equus）和犀類（rhinocerods）（《人類學學報》35卷3期）。

　　劉揚等對鄂爾多斯烏蘭木倫遺址2010年第2次試掘和2011~2012年正式發掘出土石制品中的136件經過修理的工具進行了研究。這些修理工具的類型以鋸齒刃器、凹缺器和刮削器為主，比例均在20%以上。其他如鉆具、尖狀器、石鏃、琢背石刀、雕刻器、鳥喙狀器等器形的比例偏少。原料以等級較好的石英巖為主（92%）。毛坯以石片為主（99%），且以完整石片居多（74%）。多數修理工具的個體較小。修理主要采用錘擊法修理；修理方式以單面修理為主（91%），其中又以正向修理為多（80%）。刃緣多為直刃，修疤層數多為一層，修疤進深偏短，修理長度指數較高。這批修理工具的整體特點，特別是修鋌的出現反映出遺址古人類在狩獵、屠宰等方面的明顯需求。這一研究為把握烏蘭木倫遺址在中國舊石器文化演變當中的位置提供了更加清晰的認識（《人類學學報》35卷1期）。

　　2002年7月，考古隊員在盆地東部岑家灣臺地北緣發現了二道梁遺址，隨即進行發掘，揭露面積31平方米，出土包含石制品、動物化石及骨制品等文化遺物2000余件。遺址埋藏于桑干河右岸第三級基座階地上部，上覆黃土狀堆積，文化層厚約0.2米，屬水動力較弱的河流堆積。石制品原料多為采自附近階地的礫石層或桑干河及洞溝河漫灘上的燧石；打片技術分為直接和間接兩種，石核和石片全部使用錘擊法，間接打片技術主要表現在船形石核的制備和細石葉的剝取上；石器類型包括雕刻器、刮削器及琢背刀。石器組合特征顯示該遺址文化面貌屬于典型的細石器工業。骨化石 14C測年結果為18085±235BP，屬舊石器時代晚期的較晚階段。二道梁遺址是泥河灣盆地中首次發現的以船形石核作為主要技術類型，且以此為代表的細石器工業遺存，對研究泥河灣盆地乃至中國北方細石器工業不同技術類型，以及所蘊含的人類擴散與技術交流等學術問題具有重要意義（《人類學學報》35卷4期）。

　　李萬博等對吉林省延邊和龍大洞遺址2007年出土的石制品進行了整理研究，遺址位于圖們江三級階地上，共出土石制品71件，原料除1件角巖外均為黑曜巖，石制品類型包括石片、刮削器、雕刻器、殘器和斷塊，工具多以壓制法進行修理，屬東北地區典型的細石葉工業類型，14C測年結果顯示該遺址距今21350±120年，大洞遺址出土的石制品為探討東北地區乃至全國的細石器工業的起源與發展提供了重要材料［《邊疆考古研究》（第20輯），科學出版社］。

　　石晶等對2011年在本溪養樹圈西南上地點調查發現的石制品進行了整理研究，該地點位于太子河的三級階地上，共發現石制品57件，除少部分為砂巖外均為角巖，石制品類型有石核、石片、刮削器、砍砸器和斷塊，在剝片和工具修理過程中廣泛采用錘擊法，工具修理方式多為正向加工，從工具組合和器形大小來看，該地點屬典型的東北地區大石器工業類型，與廟后山遺址有一定相似性。養樹圈西南山地點發現的石制品為探討廟后山遺址周邊古人類的生活環境及生計方式提供了參考資料［《邊疆考古研究》（第19輯），科學出版社］。

　　2012年4月6~20日，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和沈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了舊石器考古調查隊，在沈陽市康平縣發現了老山頭舊石器地點，該地點位于遼河的Ⅲ級階地上，共發現石制品26件，原料以石英為主，少量石英砂巖、石英巖和板巖，石制品類型包括石核、石片、刮削器、砍砸器和鉆器，屬于北方大石器工業類型，推測年代為舊石器時代晚期。這一發現為沈陽地區史前人類文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邊疆考古研究》（第19輯），科學出版社］。

　　張金鳳通過對河南省許昌人遺址第5層出土遺物的研究表明，當時的許昌人不僅能夠制造精美的細石器，還掌握了鉆孔、磨光、制陶技術，出現了審美意識、自然崇拜等現象，具有新石器時代的文化特性，而催生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采集漁獵經濟迅速發展中產生的這種新文化，雖然還不成熟，比較弱小，卻蘊含著巨大的生命力，經過長達數萬年的孕育、萌芽，為新石器時代文化尤其是原始農業的產生準備了充分的條件（《中原文物》3期）。

　　考古發掘中揭露的遺址，在其使用、廢棄以及埋藏階段都可能受到不同程度自然營力的影響。對遺址形成過程進行分析，成為判斷遺址完整程度以及解釋人類行為與活動的基礎。李浩等從所在區域的地質地貌特征、地層沉積物性質、石制品風化磨蝕程度、空間分布方式、分布密度、尺寸范圍以及石制品拼合等方面對丹江口庫區果茶場Ⅱ舊石器遺址形成過程進行分析，并進而判斷人類行為以及自然營力對遺址形成的影響（《江漢考古》1期）。

　　盤狀石核是舊石器時代尤其是舊石器時代中期的一種重要石器類型，是該期的特征之一。尤其是東亞，在舊石器時代中期存在數量較多的盤狀石核，但罕見勒瓦婁哇石核，這一現象的成因目前還不是很清楚。陳宥成等從盤狀石核的概念入手，探討了盤狀石核的技術特征與分類，以及中國盤狀石核的文化地位等問題，為東亞盤狀石核的起源和時空分布特征等問題的研究梳理了思路（《考古》2期）。

　　舊、新石器時代的過渡一直是史前考古學中的重要課題，林壹從舊石器考古學的角度，以華北地區為例，通過梳理長時段的相關考古材料，來考察更新世末至全新世早期的文化變遷的連續性和間斷性，從中提取出關鍵性的特征，并對其變化原因作初步探討。從長時段看，華北地區從晚更新世晚期到全新世中期的文化變遷，在生計方式和工具技術上表現出一定的連續性。其中最關鍵的變化發生在舊石器晚期晚段和新石器早期的聚落之間，反映的是社會組織從游團到部落的躍進。聚落形態及其反映的社會復雜性的增加提供了一個農業起源之外的觀察舊新過渡的視角（《文物春秋》2期）。

　　龍王辿遺址第一地點的文化內涵具有典型的中國華北細石器工業傳統的特征，王小慶等對這一地點出土的細石器制品和年代進行了研究，石制品原料以燧石和石英為主，在制作技術上直接法和間接法并用，具有十分成熟的間接打制和壓制修整技術。經14C年代測定和釋光年代測定，其年代為26000~21000aBP，為論證華北地區的細石器是本地起源的提供了可靠的科學依據（《南方文物》4期）。

　　2.區域性材料整理與分析

　　任海云梳理了進入21世紀以來山西舊石器時代考古發現和研究的概況，總結了山西舊石器考古發展的特點，初步分析了制約山西舊石器考古發展的因素，指出今后必須加強對后備人才的培養，同時聯合全國同行的力量，除了繼續在原有工作區域開展階段性、立體式工作外，還需在大同盆地、忻定盆地、太行山西麓以及中條山南麓等舊石器考古與研究的薄弱地區展開調查、發掘和系統研究工作（《文物春秋》4期）。

　　黑龍江省中部山區由南部的張廣才嶺山脈和北部的小興安嶺山脈組成，二者以松花江相隔。中部山區以西為開闊的松嫩平原，向東為平坦的三江平原，往北為相連的大興安嶺，面南為綿延的長白山山脈。以往中部山區報道的舊石器遺址有阿城交界和嘉蔭常興屯遺址，李有騫結合最近幾年新發現的材料對該地區在舊石器考古工作中的新進展進行了介紹，涉及的遺址包括中部的楊林西山、楊林南山、秦家東山、炮臺山、龍頭山和滿城南山遺址以及北部的小龍山、利民和樺陽遺址，通過比較發現，黑龍江省中部山區舊石器遺存與謝列姆賈文化和烏斯季諾夫卡文化雖然存在一些差異，但主要技術特征十分相似，因此中部山區發現的這些舊石器遺存大體應該屬于舊石器時代晚期（《草原文物》1期）。

　　王社江等對秦嶺地區更新世黃土地層中發現的舊石器遺址進行了梳理，多年來的古人類和舊石器遺址地層年代學研究結果證實,距今1.15(1.63/1.62)~0.6Ma,秦嶺地區的舊石器文化面貌以礫石砍砸器、石核、石片和簡單修理的石片工具為主,屬舊大陸模式Ⅰ石器工業的范疇；距今0.4~0.25Ma時段的洛南花石浪龍牙洞遺址則繼承了當地前期曠野模式Ⅰ舊石器遺存的特點，文化面貌以石核、石片和刮削器、尖狀器、雕刻器等小型石片工具為主；距今250~50ka,秦嶺地區出現了大量模式Ⅱ(阿舍利類型)石器工業遺存,兩面修理的手斧、手鎬和薄刃斧等工具普遍被發現，說明該地區的石器工業完成了一個重要的轉型過程；到晚更新世晚期與全新世之交,秦嶺南北麓可能還存在小石片石器工業類型的遺存。秦嶺地區不同階段的舊石器組合展示了更新世期間人類生活與石器技術行為發展演化的歷程（《中國科學：地球科學》46卷7期）。

　　欒福明等運用最近鄰指數和耦合分析方法，研究了舊石器時期至近現代新疆432處文化遺址時空分布特征及驅動因素。結果表明：（1）新疆文化遺址屬于聚集分布模式，集中分布在以12個聚集區為主的絲綢之路南道、中道、北道和塔城—阿勒泰地區4個帶。中道和北道的遺址數量約占總量的80.11%。（2）新疆文化遺址可劃分為舊石器—商朝、西周—秦朝、漢代—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朝—近現代6個時期，不同時期遺址分布重心經歷了塔城—阿勒泰→絲綢之路南道和中道→絲綢之路中道和北道→絲綢之路中道的演變。（3）文化遺址的格局演化與歷史時期新疆自然和人文因素等有很好的耦合關系，文化遺址的快速發展期（如西漢、隋唐）與氣候的相對涼濕期、中原政權的強盛、屯墾的高潮期、絲綢之路的繁榮期相對應。（4）文化遺址空間分布主要受控于自然因素，而時間變遷更多的是受人文因素的影響。早期自然因素的影響大，而后期人文力量起主導作用，是新疆文化遺址變遷與自然和人文耦合關系的總規律（《中國沙漠》36卷5期）。

　　張濤經過對云南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遺址在空間分布、地理特點、石器的原料、石器打制技術與方法、文化的傳播等方面的特性進行比較研究，將云南地區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分為三種區域性文化類型，即呈貢—路南文化類型、木家橋文化類型和橄欖壩文化類型。這三種文化類型從整體來看，呈貢—路南文化類型以石片石器傳統為主，另兩種文化類型都是以礫石石器為主的舊石器工業，但各有特點。從成因來看，應是受到地理環境因素、原料、技術方法、相鄰文化傳播以及本地域舊石器時代早、中期文化的影響所致（《四川文物》1期）。

　　三　專題研究與理論闡述

　　1.專題研究

　　（1）骨制品及動物考古學研究

　　鄒松林等對2014~2015年在江西萍鄉上栗縣長平鄉楊家灣哺乳動物化石點發現的哺乳動物化石進行了整理研究，該地點出土化石最為豐富多樣；目前已在楊家灣1號洞發現數千件哺乳動物牙齒化石，初步鑒定出40個屬種；在化石數量上，野豬占絕對優勢，其他常見種類還有鹿類、豪豬、黑熊、小型食肉類、鬣羚、水牛、犀牛及猴類等，而長鼻類及貘相對較少；在本地區同時代化石點中，猴類化石最豐富，食肉類屬種也更多樣。滅絕種類有巴氏大熊貓、最后斑鬣狗、德氏貍、劍齒象及巨貘等。從動物群組合來看，楊家灣1號洞與湖南道縣福巖洞古人類化石點最為相似，其時代也應當屬于晚更新世。這一研究對于我國南方地區的第四紀哺乳動物化石研究具有重要意義（《人類學學報》35卷1期）。

　　奇和洞遺址是福建境內第三次文物普查期間發現的最重要的遺址之一，洞口沉積物系列從晚更新世末期至全新世早期，出土的69件骨制品中，舊石器時代3件，新石器時代早期66件。范雪春對骨制品進行的統計、觀察表明：制作骨制品一般都要根據所需工具的要求選擇不同厚度和不同位置的骨骼做原料，經過敲擊（或劈裂骨骼）、取坯（挑選適合的坯件）、整形、磨制等工序；時代越晚，骨制品數量越多，制作工藝水平也從粗糙、簡單逐漸發展到成熟、規整、美觀。骨制品的出現是人類工具改革的重要里程碑，標志著人類在獲取食物資源方面有了更多的手段（《東南文化》2期）。

　　馬鞍山遺址出土的這批骨角制品來源于遺址上部堆積的多個層位，其中相對較早的第6、第5層出現的工具類型包括骨錐、骨矛頭及楔形器等，這是迄今為止中國境內發現的年代最早的同類骨角制品（14C校正年齡為3.5萬～3.4萬年）；相對較晚的遺址第3層（14C校正年齡為2.3萬～1.8萬年）則以魚鏢、箭頭等骨質工具為其代表。在埋藏學及動物考古學的分析基礎之上，合作團隊以“操作鏈”的動態視角較為系統地觀察、探討了上述骨角制品的選料、取坯、制作、使用、維護及廢棄等工藝流程及其所透射出來的古人類技術水平與認知能力。這一發現為探討骨角器在非洲與歐亞大陸的起源與傳播提供了重要的線索。此外，相對于早期階段而言，馬鞍山遺址較晚階段的骨角制品中開始出現了新的工具類型，表明古人類的生存模式已經在這一時期發生了較為重要的改變，開始將小型哺乳動物以及魚類資源更為頻繁地納入他們的食譜范圍，體現出了較為明顯的廣譜型食物獲取趨勢及生存模式（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65卷）。

　　在全球氣候變化頻繁的晚更新世晚期，中國古人類在生存行為方面發生了較為明顯的變化。張雙權等對晚更新世晚期中國北方水洞溝遺址與南方馬鞍山遺址出土動物骨骼的考古學研究表明，古人類的食物廣譜化過程以及與之伴隨的資源強化現象在我國舊石器時代晚期的考古記錄中是客觀存在的：相對于此前以大中型有蹄類動物為主要獵捕對象的狩獵策略而言，這一時期的古人類在其食譜范圍中更多納入了體形相對更小的動物類別(尤其是快速型的小動物)；與此同時，古人類在大中型獵物資源開發、利用程度方面也出現了明顯的增強趨勢。然而，在古人類廣譜適應事件的潛在驅動力方面，這兩個遺址之間卻有著較為重要的差別（《中國科學：地球科學》46卷8期）。

　　朱生輝等收集有關出土骨針的各類文章，包括發掘簡報、考古報告、研究文章等，闡述國內出土的從舊石器時代到先秦時期的骨針的發現情況。從手工業考古的角度，對出土骨針進行分類，嘗試歸納總結骨針不同類型、不同形制，分析骨針形制的功能、特點（《文物鑒定與鑒賞》7期）。

　　（2）石器功能與實驗研究

　　趙海龍等通過分析雕刻器技術及制作過程，提出雕刻器的斜棱刃應作為主要使用部位的假設。結合我國長白山地區吉林大洞遺址出土的黑曜巖斜刃雕刻器材料，運用微痕觀察，發現斜棱刃上存在三種不同特征的痕跡及痕跡組合。隨后，通過模擬雕刻器技術打制雕刻器標本，并用其斜棱刃對不同材質的加工對象進行橫向“刮刨”的動作，結果產生與考古標本上一致的特征，證實假設成立。根據對部分被加工的骨角器表面情況分析，推測斜刃雕刻器的主體功能是“微加工”，達到器物表面逐漸光滑的結果，為探討磨制骨器技術起源提供了新的思路（《人類學學報》35卷4期）。

　　（3）石器原料研究

　　2016年4月，為了進一步揭示靈井許昌人遺址原理來源，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對潁河流域開展了系統的野外調查。調查范圍從潁河上游白沙水庫向下至襄城縣潁河鎮潁河河段。考察隊在距離遺址不同直線距離的地方選取剖面，并對石料進行了初步觀察，初步認為靈井古人類應在距離遺址較近的河灘獲取原料，屬就近取材行為。由于該河段脈石英礫徑較小，古人類能夠將原料而非半成品直接攜帶入遺址并進行后續的加工修理。從目前潁河河道距離遺址的直線距離（約10千米）來看，古人類生活時期的河道可能與遺址有一定的距離，導致古人類獲取原料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增加。作為應對策略，古人類對個體較小脈石英原料的利用效率會相應提高。遺址中出土較多的利用率較高的盤狀石核、多面體石核，以及加工精致的工具能夠一定程度上支持這一推論。另外，認為古人類對優質水源的需求大于石料的需求，體現了搬運石料的合理性。該階段的古人類已經能夠擺脫石料質地和尺寸的限制，根據當地可獲得原料的性質發揮相應的石器技術，表現出靈活多樣的石英與生存策略（《中國文物報》8月26日）。

　　石料是石器制作過程中的重要因素，石料本身的力學性能不僅與古人類的原料利用方式密切相關，還會影響到石器打制方法、器物組合，甚至石器工業面貌。長期以來，舊石器考古學界對于石料力學性能的判斷多基于簡單的巖石礦物硬度和結構特征，實際上巖石的力學性能涵蓋的內容遠遠超過其硬度和結構的范疇。周振宇等首次使用力學研究的方法，通過科學手段對石料的單軸抗壓強度測試，了解不同原料的力學性能，并將其與遺址出土石制品進行比較研究，探討了巖石本身力學性能與石制品面貌之間的關系，為舊石器考古學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內容與方向（《人類學學報》35卷3期）。

　　柿子灘遺址位于山西吉縣清水河流域，屬于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址。出土石制品以燧石為主，但石英巖占據一定比例，對石英巖石料的產地研究成為了解人類行為信息的一個重要方面。對遺址所在區域的地質勘查結果顯示，柿子灘遺址的石英巖石料采集于當年的黃河河漫灘，而這些石英巖礫石的地質來源為清水河入黃河口處上游的上三疊統須家河組頂部、下侏羅統珍珠沖組和中下侏羅統自流井組底部地層。對現代黃河河漫灘礫石的地質采樣分析認為，燧石石料的稀缺使得石英巖成為石制品制作中必要的石料補充（《華夏考古》3期）。

　　（4）舊石器時代裝飾品研究

　　裝飾品是舊石器時代中晚期遺址中一類較特殊的遺存，作為早期人類現代行為的重要標志，它的出現及其學術意義一直受到國際學術界的關注和重視。魏屹等從裝飾品的定義與分類、發現與研究現狀、功能與作用、出現原因及研究意義的探討等方面入手，對西方學術界對裝飾品的研究現狀和進展進行梳理，對我國發現的相關材料與研究進展做了簡要介紹與評述，為我國舊石器時代裝飾品的研究提供了有價值的參考資料與思路（《人類學學報》35卷1期）。

　　（5）舊石器遺址測繪技術研究

　　多視角影像三維重建技術能夠快速、準確地建立遺址的三維模型，在舊石器遺址發掘面的應用中，輸出的影像可以精確到毫米。輸出的各種通用格式的文件，通過類似ARCGIS、Global Mapper等軟件，可以最大限度地獲取遺址信息并加以分析和研究，幾乎可以完全取代舊石器遺址發掘中傳統的野外測量工作。周振宇通過野外實例證明三維重建技術可以應用于舊石器遺址發掘，其精度與全站儀測量相當。易操作、低成本、高精度的三維重建技術應能在舊石器時代考古遺址的發掘與研究中發揮重要作用（《考古》7期）。

　　2.理論闡述

　　史前藝術遺存研究是探索古代社會生活面貌的重要手段，尤其是在精神領域，有關其研究方法的探討非常重要，但國內學者鮮有涉足。舊石器時代藝術研究所涉及的方法中最有代表性的為結構主義與薩滿教假說，以及其他一系列所應用的方法。這些方法涉及不同層次、視角與應用范圍，它們可以相互結合，融入我們稱為“關聯的方法”的框架中，陳繼玲等提出一個結合不同方法在內的關聯的方法，并證明這一方法在通過遺存研究達到深入了解古代人類社會生活狀況的研究中有一定的可行性（《東南文化》3期）。

　　現代人行為起源及演化研究是近年來舊石器考古學研究的熱點,石葉技術作為現代人行為表現的重要組成部分，曾被認為是現代人所獨有的石器技術。新的研究表明石葉技術與現代人群并不能完全對應，然而，石葉技術的規范性與多樣性、時間分布的不連續性和空間分布的差異性，使其在討論古人類的生存適應方式、技術擴散和人群遷移等問題中具有重要作用。李峰等通過梳理中國境內主要的石葉遺存,指出中國北方主要存在兩種石葉技術：勒瓦婁哇石葉技術與棱柱狀石葉技術。距今4萬~3萬年，勒瓦婁哇石葉技術與棱柱狀石葉技術相結合形成舊石器晚期初段的石器技術特征，該類遺址主要存在于中國的西北、東北和青藏高原等地，技術上與西伯利亞、蒙古等地的同類發現相似，空間上與之相連且與中國北方石片技術遺存的分布具有明確的界限，可能指示了人群的遷入；距今2.9萬~2.5萬年,棱柱狀石葉技術與細石葉技術相結合，分布范圍深入到了中國北方的腹地，但其代表人群的遷移或僅代表適應方式的擴散還未有定論（《中國科學：地球科學》46卷8期）。

　　戰世佳等從考古學學術史的角度對北京猿人遺址之爭重新梳理和剖析，以賓福德對北京猿人遺址的觀點和爭論為出發點，回顧賓福德是如何應答中外學者針對其觀點所提出的質疑，其觀點的立足點又在何處，存在哪些局限，將當時人的觀點置于整個學術發展的大環境中，提示我們系統地、關聯地、整體地看待所出土的考古材料，拓展史前考古學的研究領域［《邊疆考古研究》（第20輯），科學出版社］。

　　舊石器時代中期向晚期的轉變是人類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不僅涉及現代人類的出現，也表現在技術工具、社會形態和思想認知的明顯進步。著名考古學家、哈佛大學教授巴爾·約瑟夫模仿柴爾德將農業起源稱為新石器時代革命和將文明起源稱為城市革命的方式，將舊石器時代中期向晚期的轉變用革命來形容。他認為，舊石器晚期革命發生在距今4萬年前或稍晚，這時歐洲尼人還沒有絕滅。這一時段新的物質文化特點表明了有別于尼人的現代技術工具、社會結構、遠程交換和認知能力的出現，是現代覓食社會的先聲。進而討論了相關術語的模糊性，年代學和地理學的一些問題，以及促成這一革命的原因。中國的舊石器時期晚期材料與非洲、西歐與近東有相當差異，特別是華南地區。然而，現代人的出現和擴散是與此革命進程有關的世界性事件，這一文化特點和觀察視角，應該成為我國舊石器研究關注的焦點之一（《南方文物》1期）。

　　按水平層發掘是國內外舊石器考古發掘的傳統方法，在我國這一傳統方法因為后崗三疊層的發現而受到了挑戰，林壹通過對考古學科發展史的回顧，探討了舊石器時代考古學的發掘方法與后段考古學發掘之間的異同，以及造成這一差異的原因，進而認為在舊石器考古發掘中，按水平層和按自然層發掘的方法應該互相借鑒，在發掘中應根據發掘對象的特點和研究目的來決定采用何種發掘方法（《考古》3期）。

　　四　古人類及哺乳動物化石的發現與研究

　　吳新智等通過中國13萬年來的舊石器和西亞的舊石器以及湖南道縣福巖洞人牙化石對中國古老型人類在中國現代人起源中的作用的三種假說：多地區進化說、取代說和2010年后興盛的同化說，進行研究和探討。考古學研究表明從13萬年前以來中國舊石器主流仍舊是第1模式，沒有發生按照取代說和同化說都必然會導致的在大約6萬年前或更早時發生石器技術從第1模式到第3模式的巨變。而2015年公布的道縣12萬~8萬年前人牙化石表明中國的現代人形態不是如DNA研究所主張的在6萬年前才從境外移入的。這些證據顯然不支持中國原住民被非洲移民完全取代的夏娃假說，也與主張中國古老型人類被非洲經過西亞來的移民大部取代的同化說有無法調和的矛盾，而與參與多地區進化說的推論一致（《人類學學報》35卷1期）。

　　釉面橫紋的數目可用于推斷個體牙齒的牙冠形成時間，在生長發育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義。王翠斌運用數碼體視顯微鏡和掃描電鏡觀察了云南石灰壩祿豐古猿（簡稱祿豐古猿）30枚齒冠完整的前部牙齒，通過分析祿豐古猿唇側面釉面橫紋估算其牙冠形成時間，并對其進行差異性檢驗，可知祿豐古猿前部牙齒的牙冠形成時間在上下頜中不存在顯著性差異；犬齒牙冠形成時間存在非常顯著的性別差異，側門齒也存在顯著的性別差異，而中門齒無顯著性的性別差異；中門齒和側門齒的牙冠形成時間不存在顯著性差異，而犬齒與中門齒和側門齒均存在顯著性差異；祿豐古猿前部牙齒的牙冠形成時間與齒冠高有極顯著的正相關性。此外將祿豐古猿與其他古猿和現生大猿以及人屬成員進行對比，結果顯示其前部牙齒齒冠形成時間長于原康修爾猿、南方古猿、傍人、人屬成員和尼人，接近于蝴蝶古猿和大猩猩，而明顯小于黑猩猩、華南化石猩猩及現生猩猩（《人類學學報》35卷1期）。

　　吳秀杰等采用高分辨率CT技術對藍田直立人的顳骨巖部進行了掃描，對骨性內耳迷路進行了3D虛擬復原，通過與和縣直立人、歐洲古老型智人、早期人屬成員、南方古猿非洲種、粗壯傍人和現代人內耳迷路的21項測量項目的對比和分析，結果顯示藍田人內耳迷路的測量數據與南方古猿非洲種最接近，其次為現代人和歐洲古老型智人，而與早期人屬成員和粗壯傍人相差較大。主成分分析結果顯示，藍田人內耳迷路與早期人屬成員、歐洲古老型智人、南方古猿非洲種及現代人都有重疊區域，距離最近的是南方古猿非洲種Sts5，其次為和縣直立人和南方古猿非洲種Sts19，而與粗壯傍人距離較遠。這一研究提供了中更新世中國古人類內耳迷路的形態數據，為進一步探討藍田人體質特征演化上的意義提供了參考資料（《人類學學報》35卷1期）。

　　自2002年在周口店附近的田園洞發現大約4萬年前的現代人化石以來，相繼在湖北鄖西黃龍洞、廣西崇左智人洞等地點發現了早期現代人化石。這些化石發現證實大約10萬年前早期現代人在華南地區已經出現。最近在湖南道縣福巖洞發現的人類牙齒化石及相關研究進一步揭示具有完全現代形態的人類12萬~8萬年前在華南局部地區已經出現；而在這個時間段的華北地區,以許家窯人為代表的人類化石形態仍較原始,其演化尚未進入早期現代人階段。這些研究發現提示，在中國地區，華南是現代人形成與擴散的中心區域，早期現代人以及完全現代類型的人類都可能首先在華南地區出現，然后向華北地區擴散。現有的化石形態證據顯示，更新世晚期華南地區人類具有較大的演化變異，可能同時生存有幾種不同的演化類群。智人洞屬于從古老型智人向現代人演化的過渡類型，而道縣則代表著演化進入完全現代類型的人類。劉武等在梳理前人研究的基礎上，認為柳江、資陽、麗江、田園洞等更新世晚期人類化石特征比較進步，在演化上屬于與道縣相似的現代類型人類（《人類學學報》35卷2期）。

　　2008年12月在貴州畢節團結鄉首次發現麻窩口洞化石點，經2009年、2012年和2013年3次發掘，在麻窩口洞上部砂質黏土地層中共發現了四千余件哺乳動物牙齒化石。2013年7月發現的3枚古人類牙齒，分別為左上犬齒、左上第一臼齒和右上第二臼齒。人類牙齒尺寸偏小，臼齒咬合面溝紋簡單，沒有復雜的咬合面皺紋和附尖齒帶結構，牙根短而不顯粗壯，上述特點有別于我國已經發現的直立人和早期智人,可歸入解剖學上的現代人。與人類相伴的哺乳動物化石，經初步鑒定共計8目20科43屬53種,動物群組合反映出亞熱帶森林生態環境。根據動物群的時代特點，地貌地層及堆積物的光釋光年代測定，指示畢節麻窩口洞古人類的時代可能為中更新世晚期，或者晚更新世早期,畢節古人類牙齒的發現為東亞地區現代人的起源及演化增添了新的證據（《人類學學報》35卷1期）。

　　中更新世晚期以來，中國境內生存有古老型智人、早期現代人以及一些分類尚待確定的古人類。一些學者認為，這些古人類經過當地連續演化，同時接受其他地區古人類基因流的影響，最終演化為現代中國人群。劉武等基于對部分中國中更新世晚期及晚更新世人類化石的研究及數據分析，獲得了一些新的發現和認識：(1)10萬年前或更早,具有現代人標志性特征的早期現代人在華南部分地區已經出現；(2)在華北地區，以許家窯人為代表的晚更新世早期人類仍保留較原始的化石形態，其演化尚未進入早期現代人階段；(3)近20萬年以來的中國古人類化石形態特征呈現出非常復雜的多樣性，主要表現為原始與現代類型并存，這種情況既出現在不同地區古人類之間，也呈現于同一地區古人類內部；(4)部分中國更新世晚期人類化石呈現有可能屬于尼安德特人的特征；(5)中更新世晚期以來不同地區古人類之間在化石形態上的差異與生存時代不具有明顯的對應關系，部分古人類化石呈現的原始及特殊特征提示在一些地區存在相對隔離人群，其演化地位有待深入研究。基于這些發現，認為早期現代人可能首先在中國華南地區出現，然后向北擴散。更新世晚期中國古人類與尼安德特人之間是否存在基因交流還需要更多的化石證據來證實（《中國科學：地球科學》46卷7期）。

　　盛桂蓮等以第二代測序技術問世之后古DNA研究流程為主線，系統回顧了古DNA各階段的進展以及近年來取得的突破，闡明古DNA數據的應用領域，并基于現有研究實例對古DNA將來可能的發展前景提出展望（《中國科學：地球科學》46卷12期）。

　　五　古環境與年代學研究

　　木炭作為重要的植物遺存，是重建植被歷史、恢復古氣候、探討早期人類活動的理想材料，已成為地質學和考古學領域的一個重要指標，有著一整套系統的研究手段和方法，孫楠等通過對近年來國內外最新研究成果的歸納和總結，提供了在木炭的鑒別，樣品的采集、鑒定和統計等方面的完整研究方法和手段，對我國的木炭研究工作的開展和深入起到了良好的促進作用（《人類學學報》35卷1期）。

　　末次盛冰期(LGM)以來的增溫期和全新世高溫期是人類古文化進步的重要時期。黃土高原北部沙漠—黃土過渡帶兩個自然剖面高分辨率花粉分析結果顯示，該區LGM以來為草原植被景觀，但優勢群落和伴生植物隨氣候變化而有所不同，溫度和降水變化對植被演替有著重要的控制作用。氣候干冷時，以耐干旱的草本植物種屬為主，群落成分單一，植被蓋度低；增溫期和高溫期，出現少量暖溫帶喬木植物如胡桃科、櫟屬等，植被蓋度高，群落發育良好。全新世暖期是植被發育良好、植被蓋度高的適宜期。本研究為黃土高原地區未來增溫下植被響應的分析提供了歷史相似型（《人類學學報》35卷3期）。

　　順山集遺址(8500~7000aBP)是淮河中游地區目前所見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時代遺址，楊玉璋等選擇該遺址出土的代表性石器圓形石球、石磨盤及石錘等石制工具17件及陶釜殘片29件進行了淀粉粒殘留物分析。結果顯示，這些器物表面的古代淀粉粒主要來源于禾本科薏苡(Coix lacrymajobi)、小麥族(Triticeae)、水稻(Oryza sativa.)、葫蘆科栝樓(Trichosanthes kirilowii)根以及1種未知的植物種屬。研究結果表明，淮河中游地區在距今7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中期，人類同樣依靠采集和農業種植獲取植物性食物資源，但與淮河上游地區不同的是，該區域的農業模式為稻作農業。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種屬來源的淀粉粒在石器和陶器表面的出現頻率分析結果表明，薏苡可能是順山集先民主要的植物性食物來源，而水稻在當時的利用程度并不高。圓形石磨球、磨盤及長柱狀石錘使用面上不同種類淀粉粒的發現表明這兩類石器都曾被用于加工多種植物性食物，而石斧刃端發現豐富的植物淀粉粒，表明該類工具在當時除了用于砍斫工具以外，可能也曾被用來加工食物，其功能具有一器多用的特征。該研究結果對了解順山集先民的生業形式與出土石器的使用功能，探明淮河中游地區新石器時代早中期人類的植物資源利用與農業發展狀況等問題具有重要的科學意義（《中國科學：地球科學》46卷7期）。

　　侯家窯遺址是目前國內外綜合研究水平較高的舊石器遺址之一。恢復和重建遺址形成時期的氣候和環境背景，對還原侯家窯人生存條件，理解古人類進化過程和行為具有重要意義。最新的地層學、年代學和古生物學綜合研究顯示：侯家窯人生活在距今24萬~13萬年，下文化層屬牛軛湖相沉積，由泥河灣古湖退卻和消亡過程中形成的沖溝或水道被隨后發育的NNW－SSE向古河流切割阻塞形成；上文化層對應于后期發育的古土壤層。距今13萬~8萬年，遺址區被沖洪積層掩埋。軌道參數引起的太陽輻射量變化是導致研究區氣候變化的主要驅動因素；孢粉資料顯示，研究區古氣候、古環境經歷了明顯的冷暖交替過程，與北半球中低緯度地區具有較好的一致性：MIS7階段氣候相對溫和，植被景觀為稀樹灌叢草原；MIS6階段氣候寒冷，年均溫較現今下降3℃~4℃，發育典型的針葉林植被；MIS5階段氣候溫暖，植被景觀為針闊葉混交林—草原。侯家窯文化經歷了由溫和向寒冷的氣候變化，表明寒冷的氣候條件并未導致侯家窯人滅絕，相反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侯家窯文化的進步；MIS5階段以來，河流作用破壞了侯家窯人原有的生存條件，是導致侯家窯文化中斷的主要原因（《古生物學報》55卷1期）。

　　青藏高原史前人類的活動歷史歷來是國際學術界廣泛關注的熱點科學問題。近年來相關研究取得明顯進展，提供了梳理史前人類向青藏高原擴散和定居的過程與驅動機制的可能。張冬菊等通過整理和總結在青藏高原已開展的考古工作，提出史前人類主要通過河湟谷地擴散到青藏高原東北部再進一步擴散到整個青藏高原，其擴散過程可概括為四個階段，分別為末次冰消期的舊石器時代晚期(距今1.5萬~1.16萬年)、全新世早中期的中石器時代(距今11600~6000年)、全新世中晚期的新石器時代(距今6000~4000年)和全新世晚期的青銅時代(距今4000~2300年)，而曾報道的青藏高原末次盛冰期及其以前的舊石器遺址的年代需要重新厘定。末次冰消期的人類擴散主要與盛冰期之后的氣候轉暖轉濕事件和細石器文化的盛行有關，全新世早中期的擴散則受到溫暖濕潤氣候條件的驅動和黃土高原粟作農業發展的壓迫，這兩個時段高原上的史前人類均以季節性的狩獵采集為主；黃土高原粟作農業的傳播推動史前人類于距今6000~4000年進入青藏高原東北和東南部的低海拔河谷地帶并定居，從事以粟作農業為主的經濟活動，而麥作農業的傳入推動史前人類距今3600年前開始長年定居到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區（《中國科學：地球科學》46卷8期）。

　　青藏高原是對人類生存最具挑戰性的地區之一，研究史前人類向青藏高原擴散的歷史及其主要的影響因素，對認識和理解人類對高寒缺氧極端環境的適應機制具有重要價值。陳發虎等通過總結分析青藏高原舊石器、新石器和青銅時代遺址的空間分布，不同時代遺址動植物遺存的組合特征，以及可靠文化地層出土炭化植物遺存的精確測年結果，對比古氣候記錄，梳理史前人類向青藏高原擴散的過程和不同階段人類的生計方式，研究結果顯示史前人類向青藏高原的擴散主要經歷了三個階段：舊石器人群在距今15000年之前到青藏高原季節性游獵；新石器人群距今5200年后大規模定居到青藏高原海拔2500米以下的河谷地帶；距今3600年后人類永久定居至海拔3000米以上地區。氣候變化對狩獵采集人群在高原的活動有重要影響，而新石器—青銅時代歐亞大陸農業發展與傳播是促使人類向青藏高原大規模擴張和定居的最主要因素，為認識和理解古人類適應高寒缺氧環境的策略和藏族人的起源問題提供了科學依據（《自然雜志》48卷4期）。

　　青藏高原是全球高寒自然環境最為典型的地區，同時它又是人類最早進入高原的重要通道，也是高原史前人類活動較頻繁的區域。侯光良分析了青藏高原史前人類活動的特點，即高原早期人類活動具有對極端環境適應的特殊性、其文化遺存保留的特殊性和高原人類活動與環境演變關系的密切性，將青藏高原史前人類活動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舊石器與細石器階段人類向青藏高原的擴張，其歷程明顯分為由高原東北緣向高原腹地深入，表現為由低海拔向高海拔、由東向西和由高原邊緣向腹心的三級跳擴張過程; 第二階段為新石器—青銅時代人類在高原的活動，表現為農業活動在高原東部河谷地帶的擴張，人類在高原定居聚落的誕生，調整種植結構、畜牧業的主導地位的確定等（《鹽湖研究》24卷2期）。

　　在當代考古研究中，埋藏學已經成為必要的構成。曲彤麗等對埋藏學的發展進行了簡要梳理，在此基礎上介紹當前舊石器時代遺址埋藏學的內涵和研究理念，并通過一些實例簡要說明其在考古研究中的作用與意義（《南方文物》2期）。

　　泥河灣盆地是國際地質界公認的華北第四紀早更新世標準地層，在中國第四紀研究和舊石器時代考古領域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最早對泥河灣進行地質古生物學考察并做出開拓性貢獻的有巴爾博、桑志華和德日進三位外國科學家。陳蜜等依據新發現的書信、日記等原始文獻，并結合考察記和出版物，通過回顧泥河灣地質遺址的發現過程以及早期研究情況，梳理了泥河灣研究史上的若干重要問題:考證了泥河灣地點線索提供人樊尚神父的重要作用，首次深入探討了巴爾博與桑志華圍繞泥河灣地點發現展開的優先權之爭，分析了兩人在泥河灣早期研究中的具體參與情況和做出的貢獻（《自然科學史研究》35卷3期）。

　　六　會議召開

　　中國古脊椎動物學會第15次學術年會暨中國第四紀古人類—舊石器專業委員會第6次年會于2016年8月21～25日在黑龍江省大慶市舉行。會議開幕式由學會副理事長石金鳴院長主持。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所長周忠和院士、大慶市副市長常城及中科院古脊椎所副所長鄧濤等領導應邀出席。來自全國各科研院所、高校、文博系統90多家單位及美國、加拿大等國內外代表260余位參加會議，論文集收錄了30余篇文章，展示了各相關學科領域的研究新成果；近60位專家學者以及國外同行的精彩報告涵蓋了古脊椎動物學、古人類學、舊石器考古學、分子生物學、古環境學以及新技術新方法在古生物研究中的應用。這次會議促進了東北第四紀哺乳動物群和古環境的研究以及更好地推動了我國古脊椎動物學、古人類學和舊石器考古學的科學研究，促進了科普教育和科學傳播（《化石》4期）。

（本文由《中國考古學會年鑒》編輯委員會提供，原文刊于：《中國考古學年鑒201７》）

責編：荼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