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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人類而言，恐懼、痛苦來自哪里？人類又如何能夠擺脫恐懼和痛苦，而獨立、解脫和自由？
我的回答是，恐懼和痛苦來自外境的變化，是人心隨著外境的變化而隨之發生的感覺上的變化，不好的感覺的變化就是恐懼和痛苦。因此，要消除恐懼和痛苦，就要切斷人心與外境的聯系，阻止人心隨著外境的變化而變化，而讓人心保持一種恒定的狀態，不管外境如何變化。
看到這里，大家一定會感覺，我是在談論宗教問題，尤其是佛教的“禪定”問題。其實我是在談論人類文明的一般性問題，談論人之為人的一般性問題。
人為人，與禽獸動物們的區別就在于，人是獨立的、解脫的、自由的，或者知道去追求獨立、解脫和自由。人類文明就是從人類已經變成健全的人的時候開始的。什么是健全的人？就是已經實現獨立、解脫和自由的人。
沒錯，已經實現獨立、解脫和自由，是人之為人的開始，而非人之為人的目標。已經實現獨立、解脫和自由，也是人類文明的開始，而非人類文明的前進目標。
那么人類是靠什么去實現獨立、解脫和自由的？什么時候？什么地方？
答案是，人類是憑借構造獨立的自我意識去實現獨立、解脫和自由的，人類最初構造的獨立自我意識就是“道義”。我將構造獨立的自我意識，即構造獨立的道義的過程，叫“道義革命”。
“道義革命”是人類文明史上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革命，正是這個革命，讓人成為“道義人”，成為真正的人，成為健全的人，從此人類進入了文明。
然而，人類歷史的復雜性在于，“道義革命”并非是在全球同步發生的，并非全體的人類在同一時間經由“道義革命”洗禮而升級為道義人。象人類歷史的其他重大革命一樣，“道義革命”的發生也是偶然的，局部的。
結合傳世文獻以及考古證據，可以確認，“道義革命”首先發生在位于中國中原地帶的黃淮平原的區域，其時間在10000年前至17000年之間。
按照中國傳統文獻和傳統歷史觀念，“道義革命”發生的時代為伏羲時代，伏羲時代主要成果是易經，還有另外一個重要成果卻被后人忽視了，就是結繩。“道義革命”也可稱之為“伏羲革命”、“易經革命”。
之所以將“道義革命”的時間下限定為10000年前，原因在于，易經的產生時間發生在農業出現之前，而現代考古學證實農業的出現大概是10000年前。也就是說“道義革命”是早于所謂的“農業革命”的，是出現在農業尚未出現的漁獵采集時期。
結繩是中國歷史中最早的契約形態，當然也是人類歷史中最早的契約形態。在堯舜之前，也包括伏羲時代，中國尚無政府，以結繩為形態的契約，就承擔著社會治理的功能。后來，在結繩的基礎上，又出現了書契。結繩和書契是契約的兩種原始形態。因此，《周易系辭》說：“上古結繩而治，后世圣人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
原始形態的契約，與現代的契約有很大的不同，那時契約的基礎在道義，而非強制性的法律。契約實質上是道義的實踐形式，同時也是人類文明中最原始最基礎的制度形態。后來的宗教，尤其是一神教，以及政府，都是引入契約。今天的關注點在《易經》，不在以結繩和書契為形態的原始契約。
中國的傳統觀念中，《易經》是“群經之首，大道之源”。其實這一論斷不僅對中國文明成立，對整個人類文明也成立，因為《易經》正是“道義革命”的實質內涵以及發生過程的記錄者。
《易經》的內容包括卦象、卦爻辭、易傳，三個部分。卦象就是由陰陽符號所組成的八卦、64卦符號；卦爻辭是對每一卦，每一爻所做的文字性的說明；傳則是對卦象和卦爻辭做的進一步的解釋。
目前《易經》的文本叫《周易》。之所以叫《周易》，是因為卦爻辭的成型在西周，同時《易經》在西周歷經了一次復興，也產生了一些新思想。不能將《周易》等同于《易經》，因為，《周易》不僅混入了西周人對易經的新理解，而且還在《易傳》中混入了春秋戰國時一些新思想。
《易傳》出現在春秋戰國時期，卦象則是《周易》最原始的部分，出現在伏羲時代。不過目前的研究認為，伏羲時代的卦象更可能是直接由數字構成，而非陰陽符號。用陰陽符號去表示卦象，可能也是春秋戰國時興起。
總之在內容和思想上，《周易》是千層餅，在時間上橫跨文明之處的伏羲時代到禮崩樂壞的春秋戰國。其中的思想也非一個嚴密的體系，而是各種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思想的混雜。這是《周易》難讀、難懂的一個重要原因。
但是，《周易》還是很好地保留了和記錄了《易經》的最原始最核心的思想，甚至還保留了伏羲時代的歷史信息。對發生在文明之初的“道義革命”進行了很好的記載，歷經10000多年而不墜。
漢字的最早形態是甲骨文，商朝才有。但是，甲骨文是宗教文字，僅僅在宗教祭祀中使用，甲骨文文獻實際上都是祭品。商朝時期，漢字并不在宗教祭祀之外的領域使用。到了西周，漢字的使用才逐漸溢出宗教之外，逐漸變成在應用于一般社會實踐的世俗性文字。但在西周，漢字的主要功能依然是祭祀，其他領域的使用依然極為有限，漢字文獻的篇幅非常短小。《周易》的卦爻辭就是這個時期出現的，屬于首批非宗教性漢字文獻。
漢字的真正大規模普及發生在禮崩樂壞的春秋戰國時期。事實上，漢字系統與整個社會大背景一起，發生了一次“禮崩樂壞”的大崩潰，大斷裂。春秋戰國之前的漢字系統是主要應用于宗教祭祀的“甲骨文-金文系統”，在春秋戰國卻出現了一個新的漢字系統——文言文系統。
文言文系統不僅基本宗旨上是世俗性文字，而且在字形和字義上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而且，漢字的總字數出現了一個質的飛躍。這導致漢字與語言的距離不像“甲骨文-金文系統”那么遠了。甲骨文-金文都更是遠離語言的孤立的符號，而文言文才可以稱為與語言基本一致的文字。《周易》的傳正是形成于這一時期。
也就是說，不僅在內容上《周易》是分層的，在記錄符號上，《周易》也是分層的，分別使用了三套符號系統：數字/卦象符號系統、甲骨文-金文系統、文言文系統。
之所以說文言文系統與此前的甲骨文-金文系統是斷裂的，是“禮崩樂壞”的，原因在于，當文言文系統出現后，不僅甲骨文-金文系統迅速消失，就連對它們的記憶也迅速消失了。甲骨文-金文在字形上市漢字的母體，一旦對其失去記憶，那么對漢字字形的字源就失去記憶，從而對漢字的基本屬性變得一頭霧水。
許慎的《說文解字》成書于東漢中期，此時對甲骨文-金文系統已經沒有印象了，這導致許慎對漢字字源的認識，以及對漢字基本屬性的判斷產生了錯誤。他認為漢字是象形文字，象形是漢字的造字基礎。漢字的產生也是一個從物到字的從無到有的創生過程。
其實，漢字的產生既不是從無到有，也不是從物到字，不是一個白手起家的創設，而是對此前早已存在的舊有符號系統的繼承。在漢字出現之前，即甲骨文出現之前，中國已經存在著很古老的符號系統。這個系統整體上可以叫做“文系統”，甲骨文之后的漢字系統是“字系統”。
“文字”在現代漢語中成為一個詞語，而且是一個疊義詞，認為“文”和“字”同義，都是指字。但實際上就其本義來說，“文”和“字”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個字。“文”的本義是紋飾，但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紋飾，而是特指用作記錄符號的紋飾，主要包括易經的卦象系統和以結繩和書契為形態的契約符號系統。
也就是說，“文”指的是漢字之前的記錄符號，即“文系統”，包括易經符號系統和契約符號系統。其產生年代都是在伏羲時代，都是“道義革命”時代的產物。道義本身是個抽象概念，要把道義表達出來，是需要記錄符號做為載體，易經符號和契約符號都是道義的載體。易經符號更偏重于理論層面，而契約符號則偏重于實踐層面。
因此，“文”在古代的一個重要義項就是道義，因為它是對道義的表達，是道義的載體。這是“文以載道”的真正內涵。
“字”的字形為寶蓋頭下面一個子，寶蓋頭是房子，子是孩子、幼兒。整個字的內涵是在家中生育、養育孩子，因此，“字”的本義是和婚育有關。《周易屯卦》爻辭中有“十年乃字”，其中的“字”就是出嫁或懷孕的意思。用“字”來指稱漢字，涵義是十分明顯的，把漢字看成是被孕育的孩子。而孕育漢字的就是此前早已存在的“文”、“文系統”。也就是說“文”是“字”之母，“字”是“文”之子。
易經符號通過《周易》很好地保存到今天，就是中國人所熟知的八卦符號。但是，“文系統”的另外一個分支，契約符號系統卻莫名地徹底消失了。
實際上，契約符號系統并沒有消失，而是象八卦符號一樣，被完好地保存了下來，只是這種保存方式有點特別，不是象八卦符號一樣的直接保存，而是一種間接方式的保存。契約符號被甲骨文很好地繼承了，成為漢字產生之初的造字基礎。也就是說，契約符號實際上是進入了早期的漢字字形之中，成為漢字的字形結構，而不再作為一個獨立的符號系統存在。
然而，“禮崩樂壞”造成中國歷史的巨大斷裂，讓此后的中國對春秋之前的歷史產生局部失憶，在漢字上表現的尤為明顯。甲骨文和金文的字形絕大部分都是對契約符號的直接借用，包括結繩符號和書契符號，但是，秦漢以后，歷史的斷裂造成人們對甲骨文金文近乎一無所知，從而對漢字的字源和屬性產生錯誤的理解和判斷，將漢字定為從物到字、從無到有的象形文字。許慎的《說文解字》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寫成的，至今已經誤導了2000年。
以上實際上算是對中國的記錄符號系統的歷史做一個簡短的回顧，不理解這個歷史，就無法真正理解易經的卦象系統，就無法理解易經的真正內涵，當然也就無法理解“道義革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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