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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1908 – 2004），法國攝影家，瑪格南圖片社創始人，“決定性瞬間”理論的創立者，被譽為 “現代新聞攝影之父” 。 臺灣攝影家阮義忠把卡蒂埃-布列松喻作攝影史上的一道門，“不管你喜不喜歡他，只要想走這條路，就會打他的門下經過。當然，你有能力的話，也可以撐桿跳從門上跨過。” 而亨利·卡蒂埃-布列松的名字縮寫H.C.B，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在攝影界，幾乎被等同于高級攝影藝術。 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的姓氏為雙姓——“卡蒂埃-布列松(Cartier-Bresson）”，簡稱他的名字時應為“卡蒂埃-布列松(Cartier-Bresson）”，而非“布列松(Bresson）”。 卡蒂埃－布列松與他的徠卡
“如果沒有忠實陪伴我的徠卡，那一幕幕歷史或許早就成為紛紛飄落的記憶了。” 在卡蒂埃-布列松的攝影職業生涯中，他一直鐘情徠卡，即使在20世紀70年代始，卡蒂埃-布列松退出攝影圈，重新投入他曾經熱愛的繪畫事業中，徠卡也緊跟在他身邊。 卡蒂埃-布列松一直堅持用三十五厘米的小相機，后來更多的是感情外，有一點我們要清楚地知道，1925年徠卡才在德國生產，小巧隱蔽外，還搭配有當時最先進的鏡頭技術，即時攝影也由此誕生。卡蒂埃-布列松家庭富足，購買了一臺首批生產的徠卡。自此，卡蒂埃-布列松閉著一只眼睛觀察自己的心靈，睜著一只眼睛觀察整個世界。 卡蒂埃-布列松與他的徠卡，忍不住讓人聯想起萊爾·雷克斯的一席話，“如果撇開金錢不談，你根本無法寫出一部關于攝影的美學歷史，或是一部攝影的技術史。因為只有提到金錢，才可以真正了解攝影是如何發展到現在這個模樣的。” 卡蒂埃－布列松與他的攝影啟蒙者
斯噶尼克湖邊的黑人男孩 馬丁·芒卡西 攝 三個小孩赤裸著身子，他們的體態、步伐、雙手垂擺或上揚的姿勢，以及三個人重疊的透視，加上三個人的視線（雖然是背面，也能感覺到）和海浪沖上來的動態，都在黃金比例的長方形框框內，呈現無懈可擊的完美組合。這種極度飽和的影像，令人根本無法想象它們彼此的關系還會有其他組合的可能性。（阮義忠，《二十位人性見證者》） 沒有一件事像芒卡西的作品這樣，徹頭徹尾地令我詫異，并且告訴我怎樣去攝影。當我看到穆卡西的那些“小黑羊”在波浪中奔跑的照片時，我無法相信這會是用相機捕捉到的。我詛咒它，我拿起我的相機，鉆進了街巷。 馬丁·芒卡西（Martin Munkácsi，1896-1963）這幅作品《斯噶尼克湖邊的黑人男孩》（Three Boys at Lake Tanganyika）給了卡蒂埃-布列松深深的震撼，“我突然明白，攝影可以一瞬間凝固永恒。”于是卡蒂埃-布列松放下了畫筆，決定走向攝影。不過這位匈牙利攝影大師馬丁·芒卡西那時鮮為人知，一直活在布列松閃爍其辭中，撲朔迷離，讓人一頭霧水。 卡蒂埃－布列松與他的“決定性瞬間”
布魯塞爾，比利時，1932年 兩個男子，一個透過布幕縫隙偷看某演出，另一個撇過頭，警惕地張望，恐被人發現引起麻煩，“有一件不知道的事情正在發生”。 卡蒂埃-布列松在這樣的角度、這樣的距離、這樣的一瞬間將其拍下，一幕平凡的景象瞬時有了一種“什么事都有可能”的深遠寓意。 攝影家的眼睛，永遠都在評估出現在他眼前的事物。他只須移動1毫米的幾分之一，便可以把線條吻合起來。他只須稍微屈膝，便可以將透視改變。把照相機放置在離主體近一些或遠一些，他便可以刻畫出某一細節——這細節，既可能相得益彰，也可能喧賓奪主。然而，對照片進行構圖所需的時間，幾乎是跟按動快門的時間一樣的短，因為兩者同是條件反射而已。 如此神來之筆，卡蒂埃-布列松“借最好的一剎那，來使事件產生全新的意義與境界”，甚是迷人。這是卡蒂埃-布列松的“決定性瞬間”（the Decisive Moment）。
阿利杜普拉多，馬賽，法國，1932年 在這張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線條和形狀得到很好的展現，光禿禿的樹枝形成一個V字形，作為背景的消失點，戴帽穿斗篷的男士恰好居其中，整體形成一個黑色三角形。構圖精致巧妙。 卡蒂埃-布列松回憶當時男子突然轉過身時，他正走在這位男士的后面。 在生活中發生的每一個事件里，都有一個決定性的瞬間。當這個瞬間來臨時，周圍的諸種因素會排列成最具意義、最為協調的幾何形態，并顯示出某一事件的完整面貌 。這個瞬刻即逝的瞬間，就是決定性瞬間。 1927－1928年，卡蒂埃-布列松進入了洛特學院（Lhote Academy），師從安德烈·洛特。在那里學習的兩年，卡蒂埃-布列松戀上了黃金分割、割圖秩序，“沾染上了幾何學的病毒。” 安德烈·洛特（André Lhote，1885-1962年），法國立體派畫家，教師。他是卡蒂埃-布列松藝術創作上的啟蒙老師，除了繪畫方面的知識和技藝，卡蒂埃-布列松在1998年由Patricia Wheatley指導的紀錄片《Pen、Brush and Camera》稱他在攝影上所知的一切都是從安德烈·洛特而來。
塞維利亞港，西班牙， 1933年 斷壁猶如一個鏡框，給人以電影之感。看戲、起哄、打鬧、勸拉的孩子們倚墻形成兩條線，匯聚在一個柱著拐杖的瘸腿的孩子身上，形成一個V 字形。在嬉笑打鬧中，讓人迫切的關注著這個瘸腿孩子的命運。再看，圖中每個小孩都在視覺上與其他孩子們相抗衡，各自吸引著觀眾的注意力。尤以一男孩抱住惡作劇的小孩的瞬間，戲劇張力十足。 對我來說，照相機就是一本寫生簿，捕捉即時靈感的工具，你要在瞬間對你所看到的一切提問并做出決定，通過一個有限的取景器向人們解釋這個世界發生了什么，這是一種最簡單直接的表達，卻也需要你集中精力、訓練有素、敏感并有幾何構圖的美感。 在這個決定性瞬間中，無時無刻不滲透著卡蒂埃-布列松的情感與理智，“我所拍的圖像 ，是我的內在和外在兩個世界交融的結果。” 卡蒂埃-布列松把他那一瞬間感覺通過照片表現出來，喚起了觀看者在感情上的回響 。
英國，倫敦，1937年 1937年5月12日，卡蒂埃-布列松在倫敦拍攝喬治六世（現任英國君主伊麗莎白女王的父親）加冕典禮時，沒有選擇去拍攝加冕進行時的盛況，而是將注意力轉向了參加典禮的普通人物，這張作品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為了不錯過喬治六世的加冕儀式任何一個部分，人們在特拉法加廣場等了一宿。有的人睡在長凳上，有的蜷縮在報紙上。次日早上，一個疲倦的人睡在紙堆中，還沒醒來看他守了一宿的加冕典禮。 報紙堆中睡得正酣者，與臺上正翹首觀望的群眾，形成一個鮮明的對比。這畫面幽默又耐人尋味。 一個新聞記者的職責就是要認識什么是重要的場景，當他的眼睛發現了現實生活中的特殊對象時，相機所作到的只不過是把眼睛所決定的固定在膠片上。
法國，巴黎，蒙馬特區，1938年 1938年，紅衣主教尤金尼奧·帕切利參觀圣心大教堂，人們在教堂外面翹首等候，如果可能的話，可以親眼見見他，甚至伸手撫摸他。 人們高呼“萬歲“（”Vive Dieu“）！ “夜，沒有星光，一片漆黑，在黑暗中，可能有一個站著的天使展開著翅膀，在等待著這個靈魂。”至美至妙的一剎那。 我站在人群中的位置，只能看見他的后腦勺，所以我把相機高舉過頭拍攝。 尤金尼奧·帕切利（Eugenio Pacalli），為庇護十二世 （Pius XII,1876-1958）的原名，意大利人。1938年巴黎之行后，次年任羅馬教皇（1939-1958）。
旺斯，阿爾卑斯濱海省，法國，1944年2月 卡蒂埃-布列松去拜訪亨利·馬蒂斯，在其別墅Le Rêve中拍下了這位大名鼎鼎畫家的肖像。翻看卡蒂埃-布列松拍攝的亨利·馬蒂斯所有照片中，亨利·馬蒂斯一直老神在在地畫畫，畫鴿子、畫人，不望鏡頭，卡蒂埃-布列松就拿著他的相機在亨利·馬蒂斯周圍走來走去，完全被當作空氣。 他窩在角落里一動不動，我們沒有交談，仿佛我們彼此不存在似的。 與亨利·馬蒂斯相反的是，西蒙娜·德·波伏娃很是熱情。 “我見過你之前給我拍的那張照片，拍得很漂亮，這次你打算怎么拍？” “讓我想想。” “需要多久？” “比看牙醫長，但比看心理醫生短。” 這次拍攝就這樣結束了。 攝影在本質上是一種不介入的行為。 亨利·馬蒂斯（Henri Matisse，1869—1954），法國畫家，野獸派的領袖，以使用鮮明、大膽的色彩而著名。
德紹，德國，1945年4月 拍攝地點是一個位于美國和蘇聯勢力范圍內的中轉營，主要安排從德國的東部戰線被蘇聯遣返的難民、政治犯、戰俘、苦力以及流離失所者。 圖中為一個年輕的比利時女人，她被揭露與前蓋世太保有聯系，并試圖進行匿藏，人們義憤填膺，尤以中間女士的憤怒為情緒爆發點。人物情緒的描繪，神態姿勢的抓取相當出色。但這幅作品卻珍貴在內容意義的表達上。 二戰期間，卡蒂埃-布列松參加了東部法軍第三軍的攝影服務隊，1940年被德國人俘虜，關押在德國路德維希堡戰俘營，經過兩次越獄失敗后，于1943年成功逃脫。 做手工，修鐵路，在水泥廠、曲軸廠工作，在一口大鍋里洗爛菜，制干草垛。做這些所有事的時候，我腦中只有一件事，逃跑。 此番遭遇，讓卡蒂埃－布列松更能體會被占領區人們的心情，之后更加關注難民和戰俘的遣返問題。
schoelcher街，巴黎，1947年 天至微明，路上行有三人，模糊不清，建筑輪廓及高聳的路燈還隱約可見。西蒙娜·德·波伏娃雙唇微微張開，眼神斜向側上方，冷峻高傲似的闖入布列松的鏡頭，倚站在畫面的右下角落，背后道路丟失。 她在看什么，在這被刻意虛化又透有些曖昧的夢境中，我們無從所知。 讓·呂克·南希認為，“它一定是一種思緒，剎那間的頓悟，一個來自內心的、激烈而優雅的、調皮而溫柔的念頭——一個刻意讓人充分享受思考過程的念頭，一個不需要理由或誰的恩典便可以自由暢想的念頭。” “卡蒂埃-布列松先生，你拍不拍自己的夢呀？” “拍。” 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1908-1986） ，法國作家、存在主義哲學家、政治活動家，女權主義者和社會理論家。
上海，中國，1948年 1948年12月－1949年1月。由于通貨膨脹，紙幣貶值，國民黨決定每人可以兌換40克黃金，十二月消息一經發布，數以千計的人排隊等待數小時。裝備著租界留下的武裝的警察，僅做了一個維持秩序的手勢。有十人擁擠致死。 上海人稱之為“軋金子”。在鄭君里的《麻雀與烏鴉》（1949年）中的小廣播夫妻就老是想軋金子，夫妻倆為此還被痛打了一頓。 這里的黎明靜悄悄，《麻雀與烏鴉》里的委婉隱喻，與卡蒂埃-布列松攝影下的中國，相互呼應。讓人深思。 你必須要在當地生活，去接觸了解當地人，并建立關系，你要將自己的心態調整到跟當地人一樣的狀態，你不應該評論任何人與事物，盡量保持和善，去喜歡他們，不要無禮，不要難搞，因為你的態度將會回到你自己身上。
穆夫達街，巴黎，1954年 穆夫達街上，一個小男孩，左右手臂各夾著大大的酒瓶，兩眼彎彎，抿嘴一笑，昂首闊步地走著。看他臉上的驕傲神情，“媽媽多么相信我，讓我去買聚會上的酒！”神情生動自然，愉悅之情躍然畫上。再看，女孩們在瞧著這位小小勇士！瞬間細節抓得扣人心弦，還有點兒幽默。令人回想到自己的童年時光 。 卡蒂埃-布列松總是在適當的時間呆在了正確的地點，他走近某處，然后看到了某種戲劇性的可能。“咔嚓”，瞬間按下快門，在這不斷變化著的日常生活中，看清在那細微一瞬間中存在著的某種真相。 我最渴望的就是要抓住正展現在我眼前的某種情勢的全部本質，我深信只要一張照片就夠了。 卡蒂埃－布列松與他的內心凝視
亨利·卡蒂埃-布列松，法國，巴黎，1992年。馬丁 弗蘭克 攝 戰前戰后，卡蒂埃-布列松走過德國、美國、印度、前蘇聯、中國、印度尼西亞等地，又抓拍了20世紀重要的作家、藝術家、科學家們的個人肖像，在他65歲時重拾畫筆開始畫畫，慢慢放下了跟隨了他四十年久的攝影。 想在拍攝人像時捕捉到“獵物”內心的寂靜是非常難的，因為你不可能把相機伸進他的衣服里。但肖像畫就不同了，只要拿起畫筆，我們便能講述內心的寂靜。 當有人驚訝卡蒂埃-布列松放棄攝影時，卡蒂埃-布列松的摯友山姆說： 如果他喜歡的話，就讓他畫畫吧，不管怎樣，他從來沒有停止過拍照，只是現在它并不是一個照相機，而是精神。 我們看見卡蒂埃-布列松在為自己畫肖像畫時，他不需要什么動作，甚至不需要任何表情，就這樣靜靜在繪畫中，透過肖像畫凝視自己的內心世界，如夢一般的世界。 也許卡蒂埃-布列松心中的摯愛是他最初的繪畫，而攝影是他的一本寫生簿，捕捉即時靈感的工具，一個記錄他所看到的東西的“物體”而已。 本文原標題：卡蒂埃-布列松與他的“瞬間世界” 本文所有照片版權除《斯噶尼克湖邊的黑人男孩》歸馬丁·芒卡西所有外，均歸瑪格南圖片社的亨利·卡蒂埃-布列松所有（? Henri Cartier-Bresson/Magnum Photos）。 作者：南薰主人，南薰殿的筑夢者，又自稱南薰，或者小薰同學。colourstudio的主筆，colourdrunk的倡導者。微博：@南薰主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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