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12月1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主辦、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研究室和中國考古學會秦漢考古專業委員會承辦的“手工業考古·長安論壇—以秦漢錢幣鑄造業為中心”在西安研究室召開。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錢幣博物館、陜西省考古研究院、陜西省文物保護研究院、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揚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揚州博物館、天津市博物館、河南安陽市博物館、安陽府衙博物館、灃西新城兆侖鑄錢遺址博物館等考古研究機構和文博單位的三十余位學者參加了本次論壇。
與會學者合影
論壇開幕式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研究室主任劉振東研究員主持。中國考古學會秘書長、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朱巖石研究員，中國考古學會秦漢考古專業委員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白云翔研究員，中國錢幣博物館館長周衛榮研究員，西安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長張翔宇研究員出席開幕式并先后致辭。
朱巖石研究員致辭
朱巖石研究員在致辭中表示，近些年隨著多學科合作的深入，手工業考古研究已取得長足進展，大批中青年學者從各自研究領域出發，逐漸加入到手工業考古研究的隊伍當中。手工業遺跡和遺物的研究對聚落、都城、陵墓考古和中西文化交流研究都具有重要意義，期待在本次小規模且專題性強的學術論壇上各位學者能為手工業考古的進步添磚加瓦。
白云翔研究員致辭
白云翔研究員從考古發掘實踐、學術思路與方法、學科發展與創新等角度出發，強調了秦漢錢幣鑄造業的重要性。他表示，希望通過本次學術研討會引起更多學者對鑄錢手工業考古的關注，從總結有關遺址的發現入手，理清研究思路、探討其背后的社會、文化意義，從而推進秦漢錢幣鑄造業的研究。
學者考察遺址
在為期一天的會議中，與會代表分3組共作了16場報告，來自不同考古研究機構和文博單位的學者緊緊圍繞“秦漢錢幣鑄造業”這一主題，以鑄錢遺址考古發現、錢幣鑄造工藝、錢幣與社會政治經濟的關系為切入點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學術交流與討論。
一、田野考古發現
1、上林三官的考古發現與研究
《史記·平準書》載“郡國多奸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側......于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上林三官鑄。”這是史料關于國家鑄幣機構“上林三官”的記載。目前學術界根據已發現的漢代封泥，確定鍾官、技巧、六廄為上林三官，但上林三官在何處，既需要更多的考古發掘資料，也需要對漢長安城鑄錢遺址進行認真地梳理和研究。
戶縣兆倫鑄錢遺址是已確認的鍾官鑄錢作坊遺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張建鋒研究員對該遺址兩年多來的考古工作進行了介紹。自2015年12月至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與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合作，對鍾官鑄錢遺址進行了大面積考古勘探和試掘工作。考古勘探在兆倫村南新發現一座古城址，對南城墻及西城墻南段作了解剖，城墻內未發現晚于西漢的遺物，推測該城可能為文獻記載中的鍾官城。錢范主要堆積區位于城外東北部。另外，在石橋村南發現2座古代窯址，對其中的一座進行了發掘，推測可能與鑄錢活動有關。今年，在兆倫村北發掘了一條人工壕溝，壕溝內有一些錢范堆積。
窩頭寨遺址是一個四周有環壕的大型漢代鑄錢遺址，當為上林三官之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劉瑞研究員、西安市文物保護研究院王艷朋分別介紹了各自對窩頭寨遺址的考古發掘工作。
2011—201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對窩頭寨遺址做了全面勘探和物探。發現遺址四周有環壕，南北長800米，東西近500米，總面積近40萬平方米。試掘200平方米，發現灰坑、水井、墓葬等遺跡，大、小五銖以及大量五銖錢背范和少量范母，出土1塊帶“地節五年”銘文的范母。試掘區未見半兩、新莽錢范，應為一處單純的西漢鑄錢遺址。
學者發言
近年，西安市文物保護研究院又對窩頭寨遺址進行了進一步考古發掘。發掘區域位于遺址邊緣地帶，發現遺跡數量較少，有一些建筑柱洞，未發現墻體，建筑的布局及性質有待究明。遺址內出土錢范、管道、瓦當、陶紡輪、銅錢、鐵插、殘銅器、鐵器、銅渣等遺物，判斷遺址時代為西漢中晚期。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劉振東研究員對漢長安城內外的錢范遺址進行了梳理。位于漢長安城內西北部手工業作坊區的相家巷遺址，出土大量五銖錢正、背面陶范，其上的題記內容有紀年、編號、匠名等。劉振東認為，相家巷遺址應是專門為皇帝制作陵內隨葬品的手工業作坊區。此外，未央宮石渠閣遺址、桂宮二號建筑、直城門大街路溝也有錢范出土。漢長安城城東郊清明門外發現大泉五十疊鑄范的烘范窯。南郊禮制建筑第13號遺址發現600余塊用于鋪地的錢范。城西建章宮分布著大量五銖正面范母及背面范。好漢廟出土王莽時期大泉五十等的正面范母和背面范。對于上林三官是否為一官一處作坊、專營還是兼營鑄錢以及與新莽鑄錢的關系仍存在疑問，有待于更多的考古發現與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徐龍國研究員對上林三官在何處，以及上林三官錢范的年代問題進行了研究。徐龍國認為，兆倫村為鍾官鑄錢遺址，高低堡為太初元年之前的巧官鑄錢遺址，太初元年建章宮營建后，技巧鑄錢移到相家巷，即相家巷是太初元年之后的巧官鑄錢遺址，窩頭寨可能為六廄鑄錢遺址。上林三官各遺址出土的錢范母上，不少帶有陽文反書的銘文，這些銘文從大的方面，可分為無紀年和有紀年兩大類，無紀年的銘文內容有官署、作坊、工匠名、工種名及記號等，有紀年銘文內容為年號、月份、日期及工匠名等。有紀年的錢范，鑄錢時間明確，而無紀年的錢范，其年代問題向來眾說紛紜。以往的研究都是根據錢范上錢型文字特征進行劃分，徐龍國根據澆鑄口與排氣道的鑄造技術，結合有紀年錢范的年代特征，從考古學角度對錢范進行類型學劃分，并對錢范銘文做了分期研究。該研究為無紀年及無銘文錢范分期開辟了新的途徑，也為五銖錢的分期斷代提供了可靠的依據，并有助于認識三官鑄錢的技術演變及內部分工等問題。
2、其他地區鑄幣遺址的考古發現與研究
除了上述都城地區西漢鑄錢遺跡的考古發現與研究外，有4位學者就河南、河北、青海等地發現的秦漢鑄錢遺存進行了梳理與研究。這些鑄錢遺址年代上或早于三官鑄錢，或晚于三官鑄錢，為都城之外的鑄錢遺址。
會議現場
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侯秀敏副研究員對洛陽發現的秦漢錢范作了梳理。侯秀敏認為，洛陽發現的秦漢鑄錢遺存有幾個特點：首先，鑄錢遺存具有時間上的連續性，唯一未發現的只有武帝三銖半兩錢范；其次，發現了目前已知最早西漢文景時期的錢范窯址；最后，洛陽的鑄錢遺址規模雖然都較小，但錢范形制多樣，有不少珍品錢范，如文信錢范、文帝四銖半兩錢范等，帶小三角符號的郡國五銖錢范。鑄錢遺址的發現與研究，有利于加強對漢代貨幣類型、年代的判定，探索鑄錢技術的演變，進而探討貨幣供應、流通及政策的演變等問題。
南陽府衙博物館館長劉紹明研究員介紹了南陽府衙新莽鑄錢作坊考古發掘情況。遺址發掘面積約75平方米，共發掘灰坑6個、窯2座、窖藏1座。發現大量夾砂紅陶錢范，“大泉五十”較多，“小泉直一”較少，為正面母范、背面子范。此遺址是王莽時期官府鑄錢遺址，出土的鑄錢遺物反映了南陽先進的鑄錢技術。
與會學者
揚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閻麟研究員對青海省海晏縣西海郡故城出土的新莽錢范作了研究。西海郡置于漢平帝元始五年，鑄錢時間從始建國元年至元鳳六年。2014年，發現3件小泉直一母范、1件大泉五十母范、1件大泉五十背范。結合以往的發現，西海郡故城發現的錢范有小泉直一、大泉五十二類，新莽錢幣有大泉五十、小泉直一、貨布、貨泉等。西海郡鑄錢的時間更短，銅錢的鑄造量應當有限。加之地處牧業地區，商品經濟并不發達，對貨幣的需求量不大。因此，西海郡發現的新莽錢幣遠遠少于五銖錢。作為絲綢之路青海道的節點之一，也可能有一定的貿易量。但是，因考古證據的缺乏，王莽所鑄錢幣流向仍然不清。在今青海省東部農業區的漢至魏晉墓葬中多有發現，這其中必然有西海郡鑄造的銅錢。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郭濟橋副研究員介紹了石家莊戰國-漢石邑城的考古發掘情況。石邑城建于丘陵上，北高南低，城址平面呈橢圓形，城墻殘存北部、西部。在城內發掘了3個區域，共1200平方米。確定石邑城有洨河和護城河環繞，南城墻、東城墻各開1道城門，以南北向隔墻分東、西城，東大西小，東城為冶銅、制骨、燒陶、鑄幣等工業作坊區。城西、北、西南歷史上曾進行過銅礦開采。
二、錢幣研究及其他
1、錢幣專題研究
河南安陽市博物館謝世平副研究員對新莽“大泉五十”進行了梳理。王莽居攝三年改漢制始鑄大泉五十，主要為青銅質，圓形方孔，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目前所見大泉五十錢范有祖范、母范和子范，質地分為銅、鐵、石、陶四種。
考古及錢幣界至今尚未發現一枚蕭梁天監五銖。中國錢幣博物館楊君副研究員對南京新見五銖錢范進行了考證，認為其為蕭梁天監五銖陶范。該批五銖陶范為雙面疊鑄陶范，陰文“五銖”，正背外郭，背內郭，面無內郭，質地堅硬，細質泥沙料，青灰色、磚紅色、或兼有雙色。肉好周郭，錢腔直徑25mm，所鑄造流通錢幣直徑約24mm，“五”字交筆緩曲，“金”為“大三角頭”、“四豎杠點”，“朱”為“圓頭朱”，文字風格特征近似小一號的東漢五銖錢，背無四出紋，錢腔淺，鑄造青銅錢，特征指向蕭梁“天監五銖”。以疊范鑄錢演變為視角進行審視，雙面疊鑄范大致出現在三國時期，結束于南北朝，南京新見“五銖”陶范應為六朝時期的遺物。從陶范厚度的均勻度和絕對厚度、陶范的顏色來看，該批五銖陶范的時代應處于南朝劉宋鑄四銖錢之后和蕭梁鑄公式女錢之前。根據文獻記載，蕭梁在鑄造公式女錢之前，僅鑄造“肉好周郭”的天監五銖，由此，推定南京新見的五銖陶范為蕭梁天監五銖陶范。
學者發言
2、鑄錢遺址布局研究
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張揚力錚從咸陽市窯店鎮新見鑄錢遺物出發，探討其對咸陽城北區布局研究的意義。咸陽市窯店鎮1、2、3號地點位于秦咸陽城遺址中部、一號宮殿建筑遺址以西。1號地點出土1件秦代鏟型豎式合范、直流分鑄式鐵質半兩錢范，時代為秦代。2號地點出土25件秦代陶質半兩錢范模，兩個地點出土的錢范、范模體現出收窄、縮短澆口，增加錢腔的特點，反映出工藝的進步性，但仍落后于疊鑄法。3號地點位于秦府庫遺址范圍內，在疊壓秦代建筑的漢代建筑地層內發現有大泉五十鐵錢范1件、陶背范3件。3個地點位于都城核心區，發現的鑄幣遺物制作精良、伴出高等級遺物，應屬“官營”作坊內的產品。由此可見，在秦咸陽城宮區以西存在高等級手工業作坊區與官署建筑群、二者混雜，至少并存有分屬內史系統和少府系統的官署及工室。
中國錢幣博物館孟祥偉對西漢鑄錢遺址從更大的空間上探討了鑄錢與地方政治、經濟、軍事的關系。西漢貨幣形制經歷了半兩、三銖、五銖三個階段，考古發現的鑄錢遺存主要集中在陜西、河南、山東地區，從其空間分布來看，半兩錢鑄造時期分布較為廣泛，除文獻記載的吳國、蜀郡外，河南郡、河東郡、邯鄲郡、齊國等地也有鑄錢遺址。郡國五銖鑄錢遺存主要分布在河南郡、南陽郡、長安及三輔地區，瑯琊郡、濟南郡、城陽郡等地也有分布。自漢武帝統一鑄幣于上林三官，全國鑄錢都集中在長安附近。根據以往學者的研究，戶縣兆倫鑄錢遺址為鐘官鑄錢遺址，西安高低堡附近鑄錢遺址為技巧鑄錢遺址，相家巷鑄錢遺址為六廄鑄錢遺址，但仍有待進一步的考古驗證。漢初，郡國并行體制下，大力發展鑄錢業的諸侯國主要是實力強大、距離中央政府較遠的吳國、齊國。隨著鑄錢業發展，不僅發展出長安、洛陽、宛、成都 、臨淄、邯鄲等商業城市，也為軍費的支出提供保證。值得注意的是，西漢時期的河東郡由于境內中條山銅礦的存在，民間的銅器生產非常活躍，但鑄錢業的規模卻十分有限。
學者發言
3、鑄造工藝與社會背景的研究
在鑄造工藝研究方面，陜西省文物保護研究院姜寶蓮研究員以鍾官鑄錢遺址為例進行工藝分析。鍾官作為一處具有較長歷史的官鑄鑄幣機構，借鑒和繼承了傳統的鑄造技術，匯集了大批技術人才，促進了鑄幣工藝的不斷完善和成熟，其分工與管理復雜而精細。從遺址出土的陶范來看，鍾官的鑄錢工藝可分為兩大鑄造工藝體系，即合范澆鑄工藝與疊范澆鑄工藝。合范一般分為面范與背范，兩范左右對合而進行澆鑄，經歷刻石質祖范、制陶質范母、澆鑄銅質面范、銅面范與陶背范相合鑄造錢幣的工藝流程。王莽時期，完成了兩大鑄幣工藝技術的交替變化,經過刻制祖范、模制陶范、澆鑄銅范母、模制陶范相疊、烘制澆鑄包、澆鑄錢幣的工藝流程，疊鑄鑄錢工藝完全代替了合范澆鑄法，使得中國古代的鑄錢工藝技術水平大大向前邁進了一步。
中國錢幣博物館館長周衛榮討論了從疊鑄到翻砂的工藝變化，并對其背后技術發展的社會因素與內在動因進行深入分析。疊鑄鑄錢起源于西漢，是傳統塊范鑄造工藝發展到極限的產物。漢初民間鑄錢合法化，經過摸索和一定的技術積累，在尋求低成本和高效率中發明了疊鑄工藝，至王莽時期充分利用對稱性原理，在一塊范模上面模與背模對稱排列，利用榫卯構造兩兩對稱扣合，組成套盒，從而能用一塊范模翻制無數完全相同的子范，兩兩相對扣合、層層相疊，形成規模型鑄造。其后，疊鑄范子范片向正方、扁薄發展。南北朝時期，鼓勵民間鑄錢，由于范模制作技術要求高，于是因陋就簡，采用真錢實物替代范模，為適應母錢翻范的需要，不斷調整泥沙比，從而派生出母錢砂型鑄造，其內在動因一是降低成本、提高效益，二是提高標準化程度。至唐代翻砂工藝走向成熟，唐宋以后普遍采用母錢翻砂法鑄錢。可以說疊鑄和翻砂不僅是對中國古代青銅鑄造技術精華的繼承，同時也不斷推動中國傳統鑄造技術向前發展，對后世具有深遠影響。
天津市博物館黃娟從秦漢時期鑄幣工藝演進的角度，探討錢幣與社會政治和經濟關系。秦漢時期的鑄幣工藝屬于硬型范范鑄技術，可分為豎式合范和疊鑄兩種，豎式合范工藝又可分為刻范直鑄、模范鑄造（祖范、范模、鑄范、錢幣）兩種工藝類型。西漢中后期，豎式合范工藝發展至頂峰，新莽后期疊鑄工藝的推廣，不僅提高了生產效率，也保證了錢幣質量。鑄幣工藝的進步是技術發展的積累，同時也是中央政府加強中央集權、控制金融命脈、發展社會經濟的需要。可以說，秦漢時期鑄幣工藝的研究不僅是中國古代青銅鑄造技術研究的重要內容，更是秦漢社會政治文化研究的重要內容。
三、錢幣鑄造業考古的啟示與思考
會議最后，由中國考古學會秦漢考古專業委員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白云翔研究員做學術總結。白云翔表示，本次會議上共有16位學者進行發言，緊緊圍繞《手工業考古·長安論壇——以秦漢錢幣鑄造業為中心》這個主題，內容涉及田野考古發現與研究、錢幣與鑄錢遺址、鑄錢技術與社會的綜合研究等多個方面，從中可以得到一些啟示和收獲。
從田野考古發現與研究方面來看，主要有四個方面的啟示：
第一，鑄錢遺存的考古發掘要引起足夠的重視，在發掘中不僅要關注遺物，更要關注遺跡現象，重視考察共存遺物關系、共時性問題，還要關注遺跡的堆積過程。
第二，鑄錢作坊遺址是手工業作坊遺址的一種類型，有其特殊性，不同于一般的聚落遺址、城址、墓葬、水利設施，田野考古發掘中必須從鑄錢遺址的實際出發進行發掘，基于整體觀、演變觀，關注其布局、結構及演變。
第三，發掘鑄錢作坊遺址，需要學習、綜合錢幣學、鑄造學、青銅冶鑄等方面的知識，明晰鑄錢的工藝技術、生產過程、工藝流程。在發掘中要注意遺跡、遺物可能處于生產中的哪個環節，強化鑄錢工藝流程、技術，鑄錢作坊結構布局的意識。
第四，強化空間意識，將鑄錢作坊遺址放到更大的范圍內進行觀察。將具體的遺跡放在整個遺址中去，將遺址放到城址或聚落空間中考慮，加深對鑄錢作坊遺址的認識。
從錢幣與鑄錢遺址、鑄錢技術與社會的綜合研究來看，主要有四方面啟示：
第一，研究錢幣要關注錢幣本身，以地層學為依據，強調錢幣類型的劃分、斷代問題。
第二，研究錢幣、鑄錢的術語混亂。傳統錢幣學術語與考古學約定俗成說法之間存在差異，需要從鑄造學術語的角度將專業詞匯科學化、統一化。
第三，“技術是手工業生產的核心”，研究鑄錢技術是研究鑄錢業的核心問題。鑄錢技術研究需基于田野考古年代、共時性、演變分析等研究，在研究鑄錢技術及其演變的過程中，要關注技術演變的動因，也要關注鑄錢技術演變與其他鑄造技術尤其是青銅鑄造技術之間的關聯及其技術演變背后的政治、經濟、社會等文化動因，在詳實科學的材料、嚴密的邏輯論證基礎上展開研究。
第四，多種視野下觀察和分析問題。手工業生產的發生、發展及演變離不開環境、資源、工藝技術、產業、產品的流通及應用、社會經濟政策等，因此在研究錢幣鑄造業時，需要放寬視野，才能體現其學術性及現實意義。
秦漢錢幣鑄造業，從研究體系上歸入手工業考古，手工業考古的要點是資源、技術、產業、社會，這四個要點及其相互之間的關聯，是研究手工業考古的基本思路。資源是基礎、技術是核心、產業是平臺、社會是目的。希望通過大家的共同努力，將秦漢錢幣鑄造業的研究不斷推向前進。
撰稿：陳徐瑋 攝影：王新民 審稿：劉振東 徐龍國 責編：張小筑 荼 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