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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會雛型 宋代，絲綢商品經濟已相當繁榮，絲織手工業和絲綢商業性城鎮大量涌現，如開封、成都、蘇州、杭州、婺州（金華）、鄂州及濮院、王江涇等。行業的相對集中又進一步推動絲綢生產的商品化發展，并向周邊地區擴散。 隨著北宋政權的南遷，我國絲綢業重心亦隨之南移。兩宋時期，絲綢生產除官營以外，還有私營及官府民機包織等形式。與此同時，農村還出現半脫離土地的準蠶織戶，有些流入城市，成為待人雇傭的絲織工匠，又稱機匠或機工，還有些則擁機備料自織，又稱機戶或織戶。 機工、機戶為聯絡同行情誼，互通信息，以一個共同崇拜的行業祖師——機神（機圣）為聚會場所，建立最原始的同行組織。如杭州早在宋太宗至道元年（995）建通圣廟，祀褚遂良九世孫褚載，因其將“織綾錦法，歸授里人，世襲為業”[1]。蘇州于宋神宗元豐年間（1078 — 1086）在祥符寺巷建立機圣廟，又名軒轅宮，除軒轅外并祀先蠶圣母西陵氏及云機先圣伯余等。元成崇元貞元年（1295）在玄妙觀內建吳郡機業公所[2]，為中國絲綢行會之雛型。南京及鎮江亦有類似的組織，但總的看來皆處于初始階段，比較松散。
2 行會萌芽 明代，江浙一帶絲綢經濟進一步發展，絲綢手工業及商業成為城市產業中之主業，舉足輕重。明中后期，蘇州城內織工、染工各達數千人，東半城比戶皆織，尚不包括城廓外五六十里地之農村，絲織業中已孕育出資本主義萌芽，出現稍具規模的織造工場，設機督織，并分化出專業性較強的機戶和機匠。明英宗正統年間（1435 —1449）在玄妙觀三茅殿基建機房殿，祀軒轅黃帝，成為當地絲織業的正式行會組織。凡機匠向機戶攬織，其后甚至各鄉區攬織機只，概向機房殿書立承攬，交戶收執，規定凡承接加工和雇工織造，都要到此按章程辦理手續，以資憑證。 杭州則“??所出（絲綢）為天下冠，而天下被服，亦為杭州是賴??”又“武林之工藝，莫大于綢與箔，業綢者居城東北隅，業箔者居城之西北隅，十萬煙火，二業實居其半??”[3]由于杭城業綢者密集，明以前就有三處機神廟，分別位于今涌金路、艮山門外閘弄口和東園巷。 宋以來的機神廟之類的早期行會大多系手工業性質。 晚明，蘇南浙北出現一批絲綢特色的新興市鎮，鬻絲賣綢，引來四方商賈，俱到此收貨，形成了零星上市和批量收購之間的矛盾，于是產生了專事絲綢貿易的牙行和牙人，市集牙行集零為整，轉輸他方，貨暢其流，促使絲綢貿易的進一步繁榮。 牙行、牙人和客商的出現使商幫性質的行會組織萌生，如安徽絲商在明萬歷年間已在浙江湖州府雙林鎮建式好堂，為早期的同鄉同業組織。
3 行會發展及興旺 清代，康熙王朝以后進入盛世，社會趨于穩定，絲綢經濟繁榮，行業內部分工細化，絲綢商貿活動活躍，絲綢生產的資本活動擴大，出現了頗具實力的牙行和包買主。與此同時，絲綢產區間的商旅活動和經濟交流亦日趨頻繁，各幫客商來往于各絲綢市集間。練染、絲線、絲繡、踹軸、漿粉之類的作坊亦日漸增多。為保障同業同行或同鄉利益，在求生存同發展的意識下，絲綢各行業紛紛組織起來，成立自身的同行組織，中國絲綢行會逐漸步入發展期。至清中葉，中國絲綢行會組織已相當健全，成為中國工商行會組織中最具影響力的一支。 1840 年后，為適應新的經濟形勢，中國絲綢行會步入近代化進程，主要體現在推動絲綢行業的近代工業化和絲綢對外貿易的擴展上。而行會組織日趨強盛，職能日益完善，并橫向發展，出現了跨地區、省區乃至全國性質的絲綢行會組織，其中還有一個特例，就是洋行絲商在中國土地上建立的行業組織。 筆者從經濟史料、地方志書、絲綢專業志書中搜集到清代至民國年間各地各類絲綢行會組織，列于表1，并以此為據評述中國絲綢行會的發展歷程、作用和功過是非。 表1 列的148 家絲綢行會具有三大特征：第一，以江浙地區為密集。第二，城市集鎮居多。以上兩點緣因清代以后蘇浙一帶已是全國絲綢重點產區，而且工商市鎮密集。第三，行會的業務屬性以絲織手工業和絲綢商業為主，蓋因該兩業是絲綢行業中的主導產業，次及絲商業，再次是練染踹軸手工業和其他各業，隨著絲綢工業的近代化又派生出蠶種業、繭業、繅絲工業和絲織工業等新興行會組織。 表1 清代至民國年間中國絲綢行會：       來源：2005年《絲綢》第10期（未完待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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