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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四百八十寺 ——中國佛教建筑史話之三 孫宗文 一 概說 東晉之后，宋、齊、梁、陳相繼據有南方之地，是為南朝，共169年（420一589）。北方則先后為魏、北齊、北周所據，是為北朝，共195年（386一581）。合稱南北朝。南朝歷代統治者均都建康（南京）；惟南朝史跡在南京的現已百不得一，而其中尤以佛教建筑遺構數量最少。但是我們翻開中國佛教史來看，則知當時南朝佛事，頗為興盛，寺塔建筑必多；惜因我國建筑向以木材構造為主，惟木材不耐久且易火焚，尤其是經過歷代的戰爭，當日遺物早已蕩然無存了。故欲推求當時的建筑形制，只可在文獻資料中去找尋。 溯自兩晉佛法隆盛以來，帝王間有崇奉釋教的，據晉書所載，則如東晉的司馬紹（明帝），司馬丕（哀帝）、司馬昱（簡文帝）、司馬昌明（孝武帝）等，均為其著者。南宋劉裕（武帝）以下諸帝，類皆信奉佛教、齊、梁以降，佛教益盛。重要的建筑史跡如吳孫權（大帝）的立建初寺[附注1]，晉司馬昱就長干寺造三層塔，臨瓦官寺聽法汰講放光般若經；晉司馬德文（恭帝）復親迎佛像，步從十余里。宋劉或（明帝）踐祚，亦舍宅為湘宮寺。齊蕭道賾（武帝）傾金寶造禪靈寺，梁蕭衍（武帝）舍宅為光宅寺，且三度舍身于同泰寺，梁蕭綱（簡文帝）立天皇寺，陳陳霸先（武帝）亦二度舍身大莊嚴寺。其他帝王之造寺講經，不可勝計，“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于是梵宇琳宮，遂遍布江東，形成了當日南朝首都的佛教建筑之燦爛史跡。 歷代帝王既提倡佛教而造寺塔，他們的后妃公主們興造寺塔之風也甚盛，如晉康帝褚皇后的建延興寺，晉穆帝何皇后的造民寺，即名何皇后寺；晉恭帝思皇后褚氏的立青園寺（在復舟山），宋晉陵公主的造南林寺（在中興里），臨川公主的造竹園林，路太后的造大莊嚴寺并建塔七層（當今之笪橋西），南昌公主及新蔡公主的立禪林寺，梁永慶公主的造永慶寺（今五臺山），永定公主的造浮圖五級于開善寺（今明孝陵），梁武帝妃阮修容的造梁安寺、宣業寺，并資助捐造福成、定果、靈光諸寺，試覌金樓子后妃篇稱:“大同九年六月二日，修容薨于江州之內寢，信至京都，梁安、宣業、福成、定果、靈光、正覺諸寺，同皆號哭，如喪親戚焉。”又如梁永康公主的造幽巖寺，陳文帝章皇太后的舍宅為國勝寺諸例，文獻記載，不勝枚舉。再晉丞相王導敬禮西域沙門尸黎密多羅，時人呼為高座，后人追旌往事，遂名其寺為高座寺（今雨花臺），高官顯閥舍宅造寺的，代有所聞。后人搜集諸書，統計南朝佛寺得二百余所[附注2]，其他失名不見記載的，更不知凡幾。 諸寺之中，以大愛敬寺最為宏麗，寺為梁普通元年（520）所造，越三年建七層靈塔，中大通四年（532）又造一丈八尺的旃檀像。寺既成，昭明太子復建讀書臺于山上；蕭衍（武帝）常去游覽賦詩，候景變亂時，寺區淪為戰場，全遭毀滅，今日登鐘山絕頂，猶可見其遺址。 南朝帝王造寺甚多，但當時記載亡佚，后世追述又多附會，難以一一考證。至有關佛教建筑的造像事業，更不易詳。茲僅就僧祐法苑雜緣原始集目錄（出三藏記十二）摘出其有關的如:宋孝武皇帝造無量壽金像記、宋明皇帝造丈四金像記、宋明帝齊文皇文宣造行像八部鬼神記、齊武皇帝造釋迦瑞像記、皇帝（梁武帝）造純銀像記等等。其中佛像也有用玉造的，如雜緣目錄有宋明帝陳太妃造白玉像記（文見廣弘明集，出沈約手，在永明四年即公元486年）。又南齊書云，永明七年（489）越州獻白珠，自然作思維佛像，帝為之起禪靈寺置剎下；逮東昏侯淫侈，剝此寺塔寶珥，莊嚴寺玉九子鈴，及外國寺佛面光相，以作潘妃殿飾（見南朝寺考引齊史），于此可見南朝寺像的庸俗富貴氣。按北朝造像都用石質，惟南朝帝王鑿石造像之風卻不多見，有之僅南京棲霞山大佛、十佛巖與剡縣大石佛，以外，尚有鑄鐘、造磬、造經藏、藥藏、為舍利作金藏等，因與本文無關，故不再述。 二 南朝寺院特征——雙塔舍利、詩意畫景 南朝寺院的建筑除一貫師承前塔后殿制度以外，對于佛塔方面有二事尚應一述。一為雙塔的產生，一為安置舍利的位置不在相輪之下而在中心柱下。茲分別說明如次: 1.雙塔的產生 嘗考我國佛寺建筑上的采用雙塔，在現存遺物上看，以要算河南安陽寶山靈泉寺大殿前的雙石塔為最古[附注3]。不過我們如果從文獻上或雕刻上去覌察，則佛寺雙塔之風，早在北魏時期已開其端了。據歷代名畫記卷五一稱:“王廙字世將，瑯琊臨沂人，善屬詞工書畫……元帝時……鎮軍謝尚于武昌昌樂寺造東塔，載若思造西塔，并請廙畫。”按東晉元帝時為公元317至322年之間，較之有雙塔浮雕石刻的大同云岡石窟之開鑿時期，尚早約一百五十年左右；至于雙塔的位置究在何處，因文獻記載不詳，甚難明了，不過既稱東塔、西塔，殆即兩塔作左右對立狀。至于在南朝佛寺中表現得比較突出的例子，有湘宮寺一處。據南史卷七十虞愿傳稱: 帝（按即宋明帝劉彧）以故宅起湘宮寺，極奢麗，以孝武莊嚴剎七層，帝欲起十層不可立，分為兩剎各五層。 文中所謂的剎，即指塔而言，建塔時期則在泰始七年（471）年。惟雙塔是否如東西塔之作對立狀，則已難明。又金陵梵剎志卷四十八引金陵新志稱: 湘宮寺舊在青溪橋中，北唐以后徒置清化市北，慶元志近有人于上元縣治后軍營中掘出斷石，上有湘宮寺三字，以此知舊寺所在與實錄注合，東出青溪桃花園，皆今縣東地也。寺本宋明帝舊宅，備極壯麗，欲造十級浮圖而不能，乃分為二。 文中所謂欲造十級浮圖而不能，大概是為了限于建筑材料之故，乃分立為二塔。此外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匯編神異典卷五十九釋教部匯考引續文獻通考稱， 大同四年九月十五日，帝（梁武帝）至長干寺設無礙大會，豎二剎，各以金罌次玉罌盛舍利及爪發內七寶塔內；又以石函盛寶塔分入兩剎，剎下及王侯妃主百姓富室所舍環釧等珍寶充積。 長干寺雙塔原就阿育王寺佛塔改造。大同四年即公元538年，為繼湘宮寺雙塔的后一例。 2.安置舍利的位置不在相輪之下而在中心柱下我國佛塔傳自印度，而印度佛塔的原始型態如一半圓球形的大墳墓，頂部有寶匣作方形，匣上建以剎竿，竿上有相輪，佛舍利即安置在寶匣中。惟中國在六朝時的佛塔，卻不如此，蓋中國的佛塔建筑，其中每用中心柱，所謂中心柱即一般人俗稱的塔柱，也稱剎柱。如高僧傳卷十三慧受傳稱:“初立一小屋，每夕復夢見一青龍從南方來，化為剎柱，受將沙彌試至新亭江尋覓，乃見一長木隨流下來，受曰:必是吾所夢見者也，于是雇人牽上，豎立為剎，架以一層，道俗競集，咸嘆神異。”所述雖涉神話，但由此可證中心柱實為佛塔的重要構材，舍中心柱則塔無從建立。今日本法隆寺五重塔猶存此制，殆即傳自我國者。 日本法隆寺五重塔中心柱下，有空穴一處，徑三尺七寸左右，深九尺六寸，上覆石板，中心柱即置于石板上，石板下的空穴就利用它而奉藏佛舍利。考中心柱下的空穴乃施工必然的結果，因為依照建筑方法言，古代無起重機，其樹立中心柱，必然預掘深穴，以柱根就穴，再用繩索曳而起之，一若今日的豎立電線木桿狀。此種中心柱下的空穴，在我國稱為“龍窟”，其中也一如日本法隆寺五重塔例藏舍利發爪，以及施舍金銀珍寶的。根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匯編神異典卷五十九釋教部匯考引續文獻通考稱: 慧達游行禮塔，次至丹陽，未知塔處，及見越城四望，見長干里有異氣，因就禮拜，果是先阿育王塔所，屢放光明。由是定知必有舍利，乃集眾就掘入一丈，得三石碑，并長六尺，中一碑有鉄函，函中有銀函，函中又有金函，盛三舍利及發爪各一枚，發長數尺，即遷舍利近北對簡文所造塔西造一塔。十六年，又使沙門仁尚加為三層，即是武帝所開者也。初穿土四尺得龍窟，及昔人所舍金銀環釧釵鑷等諸雜寶物。可深九尺許，至石磉，磉下有石函，函內有鉄壺，以盛銀坩，坩內有金鏤罌，盛三舍利，如粟粒大，圓正光潔。函內有琉璃盌，盌內有四舍利及發爪，爪有四枚，并為沉香色。 文中所謂龍窟深九尺許，核與日本法隆寺五重塔穴之尺寸相合。總之，我國佛塔之安置舍利的位置不在相輪之下，而在中心柱下面的龍窟中，此殆六朝僧人奉藏舍利的覌念及地點、容器、銘文等已皆受中國固有的傳統習慣之影響關系，所以與印度者不同了[附注4]。 南朝寺院特征除雙塔、舍利二點外，在平面上更有一大特征，即布局的采用“詩意畫景”，因為南朝寺院每附帶有園林建筑，配以天然的環境，極富詩意。在今日留存古剎中，常有名園殘跡，即此之故，此亦可說是江南佛寺風格特色之一。 試覌唐代著名大詩人杜牧在江南春一詩中所詠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真可謂當日寺院建筑的一幅寫照。相傳同泰寺（今南京雞鳴寺）大師閣七層璇璣殿外，積石如山，天儀激水，隨滴而轉。至環境的清凈，尤以棲霞寺為最。按棲霞寺在南京棲霞山，風景清幽，向為勝跡。由此可知當日寺院的平面與庭園布置也有相當關系。 三 今日的南朝佛寺遺跡 南朝四百八十寺，但今日遺存在南京的史跡，十之八九已亡，雖其中有的佛寺當日不一定全在建康，如建陵寺則在丹陽，但此為例外，因為絕大部份的佛寺均不出建康地域。現在要考證當日寺址頗感困難，茲根據宋人張敦頤所撰六朝事跡編類寺院門所載諸寺，并補充自宋以后的寺名立表如下（見20面）: 其中比較重要的佛寺或今日遺跡尚存的，另再加以敘述二三例，并作本文之結束。 表列鉄索羅寺，據六朝事跡稱此寺，本系東晉時代創立的尼寺。南宋元嘉十年（433）有錫蘭鉄索羅女尼至，遂就此建尼寺即以鉄索羅取為寺名，我國的有尼寺殆始于此，而中國比丘尼之傳授戒律亦始于此，所以此寺對中國佛教史來講，也有它一定的意義。但遺跡現已不存在，今日的所謂碧峰寺，已經是明代洪武初年（1368年頃）的建筑物了。 茲將南朝佛寺中的同泰、瓦官、棲霞三寺沿革簡介于后，并攝得三寺近影以供參閱。
1.同泰寺 始建于梁大通元年（527），當日寺制據南朝佛寺志卷下稱: 同泰寺在宮城北掖門外路西，本吳之后苑，晉廷尉故署也。梁武帝以其地為寺，于宮后別開一門與寺南門對，取同泰返語名為大通，即以之改元焉。帝晨夕講議，多由此門出入。寺有浮圖九層，大殿六所，小殿及堂十余所，東西般若臺各三層，大佛閣七層，璇璣殿外積石為山，蓋天儀激水隨滴而轉。所鑄十方金像、十方銀像皆極壯麗……迨中大同元年，寺為天火所焚，唯余瑞儀相殿，乃更造十二層浮圖未就而侯景亂作，景圍臺城，其黨范桃棒據同泰寺則其寺邱墟矣。……南唐即其地為凈居寺，又改為圓寂寺。宋分其半為法寶寺云。
（圖1）雞鳴寺 覌此，可知梁朝的同泰寺在中大同年間（546年頃）已部份毀去，到了侯景作亂范桃棒占領該寺時，殆已成為邱墟了。迄至明洪武二十年（1387）就寺地建雞鳴寺（圖1），遷靈谷寶公函瘞于此山，并建浮圖五級，稱志公塔。寺前有施食臺，石表高揭，為宋文憲公書。洪武初年迎藏僧結壇施食，以度幽冥。寺后之閣，即南唐涵虛閣，為游覽勝處。塔今廢，寺經清同治年間重修，迄今仍完好。 2.瓦官寺 寺在小長干，地名三井岡，即今日的城南花盝岡鳳凰臺一帶。該處原為燒窯的陶官地，晉興寧二年（364），僧慧力乞地造寺取名瓦官[附注5]。此寺規模雖不太大，在晉時卻是一所極著名的寺院，寺中藏有三絕，即（1）戴安道所制金像五軀，（2）師子國（今錫蘭）所貢玉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潤潔而形制尤特殊，（3）顧長康所畫維摩圖。此外更有戴颙所冶丈六金像及張僧繇畫壁亦在寺內，均為我國美術史上所重視。惜此寺在宋（趙宋）師南下時被毀，所藏存的名貴佛教藝術手跡，均經毀滅。
（圖2）鳳游寺 當宋元嘉十六年（439），時有異鳥三只，飛集該處，乃置鳳凰臺，里稱鳳臺里，山稱鳳臺山。梁時出寺塔舍利，敕市數百家宅地，造諸臺殿并瑞像，就建高閣稱瓦官閣，高二百四十尺（一說高三百四十尺）。后瓦官閣西南漸欹，至唐開元九年（721）為風自正，當平旦時影落江水，暮則返照入郭，風景甚佳。六朝以后，建康蕩為平地，而獨鳳凰臺瓦官閣，仍為江南名勝，唐代詩人時來憑吊，以李白的“鳳凰臺上鳳凰游”七律和橫江詞“白浪高于瓦官閣”之句最著名，當年景象可想而知。楊吳時改寺為吳興，南唐改寺為升元，閣名皆隨之而變，后吳越兵來，千年古跡，付之劫灰。宋太平興國五年（980），復建為崇勝戒壇院，筑盧舍那佛閣，明萬歷十九年（1591）僧人圓梓復創剎寺，后來由文學家焦竑改寺為鳳游（圖2），今日該寺只剩數間房屋而已。 3.棲霞寺 寺在棲霞山。按棲霞山又名攝山，離今日南京東北約四十里，為我國過去佛教勝地之一；寺有一千五百年的歷史了。當南朝劉宋泰始年間（465－471）有處士明僧紹者結茅該地，于齊永明五年（487）舍宅為寺，請法度居之，名日棲霞精舍。僧紹的兒子仲瑋，即就該山西峰石壁鐫造無量壽佛，高計坐身三丈二尺，通座四丈，左右有二菩薩侍立，高約三丈，像的面貌慈悲和藹，神氣充足，表示其系一種江南秀美典雅的作風，此為與北魏云岡造像不同點之一。到了齊、梁二代，又加琢了無數的石像，故當時有千佛巖的稱號（圖3），而棲霞寺名則因而大著。
（圖3）棲霞山千佛巖 棲霞寺為古三論的宗庭，是僧朗、僧詮的禪覌道場所在地，而其中石刻藝術，在我國佛教史跡來講尤珍貴非凡。寺中石刻除上述之千佛巖造像外，尚有石碑及石塔，石碑即位于寺門外的一塊“明征君碑”。考明征君碑系為紀念明僧紹而立的，碑文是李治（唐高宗）所制，高正臣所書。今有碑亭以資保護，故碑尚完好。此碑除六朝陵墓前諸墓碑外，可算得是今日南京所存一塊最古的石碑了。石塔即寺內的一座舍利塔，塔始建于隋代（601年頃），到五代南唐時期（937－975）又大加整修一次，仿阿育王式，塔柱刻有佛經上的偈文，塔身并雕有佛教故事的石刻，精美絕倫，極著名于世。 總之，南朝佛寺雖盛，但因限于天然地形環境，故無適當的巖石山壁可作石窟，雖有之亦屬小型作品，棲霞山千佛巖石刻即為一代表性的佳例，且因在江南一地，面積雖小而其遺物的可貴也就在此。 (1)因吳赤烏十年（247）康居國人沙門僧會初達建業，營立茅茨，設像行道，孫權為建塔立寺，以江東始有佛寺，故號建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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