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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中國小說史，四大名著自然首屈一指，無與倫比，其極高的文學造詣令人嘆為觀止，也讓后人大有不可超越之感。 打開《三國演義》：參透人性的所思所想，把古代男兒馳騁沙場的熱血豪情一睹為快，一覽無余。 打開《水滸傳》：感受忠義良善和奸詐邪惡的交響曲，和哥們義氣，男兒豪情，敢作敢為，轟轟烈烈的赤膽忠肝。 打開《西游記》：馳騁在浪漫神話世界之中，逍遙游，無窮盡；美夢有，可成真。因為在這里你會發現，只有想不到的，沒有碰不到的。 打開《紅樓夢》：品位中國古代文化的源遠流長和博大精深，感受來自東方文明的精彩紛呈，其中的興衰榮辱令人嘆為觀止，驚嘆不已。 總而言之，中國古典四大名著可謂經典之中的經典，名著之中的名著。 但其實，“四大名著”是個約定俗成的說法，并沒有誰公開提出這個概念。是由明代“后七子”的領袖人物、著名的文學批評家王世貞最先提出了”四大奇書“這個名詞。 所謂的六大名著是解放前的說法。解放后，新中國成立了，隨即迎來了文藝高潮。國家想推出幾部影響力比較大的文學，決定重點推出四本，命名為四大名著。為什么只印刷了四部，難道那兩部的文學質量不高嗎？其實不是這樣的，因為當時國家出版局要求只能印刷出版四部，后來經過多次商量和比較之后，最終不得不放棄了那兩部著作。四大名著也是在這樣的條件下產生的，這也是偶然之間促成的結果。南開大學著名教授陳洪開了一門公開課叫《六大名著導讀》，也談到了這六本中國名著。 那么剩余的兩部著作是什么呢？ 《儒林外史》《儒林外史》是由清代小說家吳敬梓創作的一部長篇諷刺小說，約四十萬字，描寫了近兩百個人物。小說假托明代，實際反映的是康乾時期科舉制度下讀書人的功名和生活。在書中，吳敬梓運用生動、靈活、辛辣的的語言，刻畫了一批形象鮮明的人物，描繪出一幅光怪陸離的眾生相。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精辟地指出：“迨吳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時弊，機鋒所向，尤在士林；其文戚而能諧，婉而多諷；于是說部中乃始有足稱諷刺之書。……是后亦解有以公心諷世之書如《儒林外史》者。”可以說《儒林外史》是明清小說中不可不讀的精品。 小說開篇就唱到： “人生南北多歧路。將相神仙，也要凡人做。百代興亡朝復暮，江風吹倒前朝樹。功名富貴無憑據。費盡心情，總把流光誤。濁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謝知何處。” 這一首詞是開篇點題，狠狠擊中全書主腦——功名富貴這四個字，全書百數人物不管你愛它恨它，統統都是圍著它轉，接著吳敬梓便是以這功名富貴為脈絡，描摹儒林內外種種人情冷暖，世態炎涼，一人銜一人，一地銜一地，生動的人物形象和強烈的諷刺效果完美地結合在一起，構成宛如《清明上河圖》一般栩栩如生，纖毫畢現的儒林眾生圖。正如惺園退士所說，《儒林外史》描摹人情世故，真如鑄鼎象物，魑魅魍魎，畢現尺幅。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中也對《儒林外史》在藝術形象的塑造方面的成曾有過很高的評價：“敬梓之所描寫者……凡官師、儒者、名士、山人，間亦有市井細民，皆現身紙上，聲態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見)。在這幅儒林圖上，鮮明生動的人物不下幾十之數，而這些人也是五花八門種種不一，有個高下之分。 作者吳敬梓，清代小說家，字敏軒，號粒民。他出身書香門第，祖上幾輩都是科舉成名，得做高官，但他卻淪為窮儒，家境的升沉變化，使他體會到世態炎涼，為其創作《儒林外史》打下了基礎。吳敬梓自幼讀書習文，對經史文章、詩詞歌賦無不精通，但對科舉考試和八股文毫無興趣，所以他在《儒林外史》中對科舉和八股的反對態度十分明確。 全書共五十六回，三十多萬字，以寫“儒林”為中心，旁及當時的官僚政治和社會風尚。在書中，吳敬梓詮釋了世人對富貴功名的態度，他看透了當時黑暗的政治和腐朽的社會風氣，對丑惡現實進行了深刻揭露和有力批判，他抨擊以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從而揭示封建末世精神道德和文化教育方面的嚴重危機。作品也成功塑造了一群熱中科興、追求“功名富貴”的讀書人的形象，諷刺因熱衷功名富貴而造成的極端虛偽、惡劣的社會風習、這在當時是有其重大現實意義和教育意義的。它的語言是準確、生動、洗練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栩栩如生、諷刺手法高超絕妙，藝術上達到了較高水平。魯迅先生認為《儒林外史》的出現，“乃始有足稱諷刺之書”。 《儒林外史》作為一部長篇小說，其結構也很有特色。魯迅說它“雖云長篇，頗同短制”，即指整個作品是由很多個可以獨立的短篇連環而成。全書沒有貫穿始終的主要人物和中心事件，而是以一回或數回寫一個或幾個人物的故事，自成一環；然后，這些人物退居次要地位，新的人物又登場成為主要人物，于是，又構成新的一環。環環相扣，連成長篇。這種結構形式，使作品兼具短篇與長篇的特點，既顯示著傳奇與話本的傳統，又體現著作者的整體構思的創新。 幾百年后的今天,捧起《儒林外史》細細品讀，時而為當時士人名流的庸俗可笑而嘆息，時而又為貪官污吏的卑鄙丑惡而憤怒，但更為當今社會物欲橫流，一些人一生都在追求名利，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生活態度而痛心。 《聊齋志異》《聊齋志異》，是清代文言文短篇小說集，是蒲松齡在他40歲左右時完成的著作。“聊齋”是他的書齋名，“志”是記述的意思，“異”指奇異的故事，指的是在聊齋中記述奇異的故事。據說蒲松齡在寫這部《聊齋志異》時，專門在家門口開了一家茶館。請喝茶的人給他講故事，講過后可不付茶錢，聽完之后再做修改寫到書里面去，于是寫成此書。這部著名短篇文言小說集，全書共491篇，內容廣泛，多寫狐仙、鬼妖、人獸等故事。 《聊齋志異》上距干寶的《搜神記》已千年以上，距唐傳奇的興盛也近千年。對于文言小說的發展來說，《聊齋志異》的出現，是“文起千年之衰”，其功不在“文起八代之衰”以下。《聊齋志異》突出地提出了幾個重大的社會問題。在蒲松齡的筆下，當時的政治是非常黑暗殘暴的，轉別是中下層的封建官吏以及與之相勾結而受到庇護的豪紳惡霸，用蒲松齡的話說，就是“花面逢迎，世人如鬼”，“官虎而吏狼者，比比皆是也。蒲松齡在《聊齋志異》的自志,中說：“集腋為裘，浮白載筆，僅成孤憤之書。寄托如此，亦足悲矣。”他所說的孤憤，概括地說就是對當時黑暗社會的深惡痛絕。聊齋志異其中有不少屬于法制題材的作品，這些作品涉及的生活面極廣，在這些法制作品中，作者以獨特的方式揭露了丑惡黑暗的社會現實，把批判的矛頭直接指向了封建社會的最高統治者及其那些封建貪官污。如《促織》，《紅玉》，《商三官》這些作品都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帝王的昏庸和封建官吏的殘暴。反映了人民水深火熱的痛苦生活'。 《聊齋志異》不僅是一部文學名著，而且也是一部明清史料集，和記述那時人民生活的風俗集。通過對明末清初中國社會經濟、政治、法律、風俗、中外交往等方面的記載，還原了當時的社會場景，記載了一個相對真實的時代。蒲松齡象畫風俗畫一樣，廣闊地描寫了各種各樣的社會生活，轉別是中下層的人們的生活和農村的生活，創造了眾多的風彩各異的人物形象。蒲松齡雖然生活在黑暗腐朽的社會中，但他不僅看到生活中的污濁和罪惡，而且看到光明和希望。在作品中，他熱情地贊美和歌頌現實生活中人的種種美的品德，如反壓迫的斗爭精神、熱情無私、助人為樂、誠實純樸、勇敢機智、為官清廉等。《聊齋志異》還創造了不少在思想品格、精神面貌上與傳統的婦女迥不相同的新的女性形象。嬰寧是其中較顯著的代表。這個形象的創造本身，就反映了作者對封建社會中長期束縛婦女天性和生命的封建禮教的一種否定和蔑視。 《聊齋志異》用神奇怪異，曲折離奇的情節，并間以豐富多變，千姿百態的敘事手法，給讀者呈現了一場視覺盛宴。盡管《聊齋志異》使用的是文言，對于它的傳播和影響有些不利，但它在社會上還是能廣泛流傳開來，突破了語言的障礙，關鍵在于它是成功的小說，創造出了生動感人的人物形象，反映出了真實的社會，從而在讀者的思想感情里引起強烈的共鳴。正是如此，便進一步影響到美術、戲劇、影視的再創造，甚至在還產生了專說《聊齋》的評書名家。這又進一步間接地幫助《聊齋志異》在社會上繼續擴大影響，使之變成了家喻戶曉的書，變成海外許多國家爭賞的短篇名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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