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和洗腦最大的不同在于多元意見和獨立思考。寫作者一旦內心出現了和題意略有不同的聲音,并確信這個聲音是經得起推敲的,這時候理性、穩妥和“不失尊嚴”的做法是:尊重材料和表達自我 要做到尊重材料、表達自我,用批判性思維謀求材料作文立意與構思,是一種比較合理的選擇。批判性思維,是通過理解、質疑、查證和推理考察論證的合理性從而決定應當信什么或做什么的思維 ——用批判性思維改進寫作 江蘇南京市中華中學(高中部) 徐 飛 一、“我不合題意”與“題不合我意” 考場上,學生不僅擔心“我不合題意”,還煩惱于“題不合我意”。然而,人們比較關注前一種抵牾對分數的影響,很少關心后一種捍格對心靈的困擾,以及對思維開放和公正的妨礙。 讀過2018江蘇高考作文題的那一段文字:
如果想到的是“道可道,非常道”(老子),甚至“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纓絡經》)之類,那該如何是好?這并非故意唱反調,也并不意味作文題的那段話說得不好,須知人文領域的斷言,常常能舉出反例。所以既不能苛求作文題無懈可擊,也不能忽視“異見”的價值。如果雕塑、基因……都可以用語言來解讀,那么陶淵明所謂“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又是怎樣一種情形?如果“語言豐富生活”,魯迅說“當我沉默著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又是什么原因?如果“語言詮釋生命”,席勒說“一旦靈魂開口言說,啊!那么靈魂自己就不再言說”又該如何理解?更別說于堅在《云南冬天的樹林》(蘇教版《現代散文選讀》)中的那段話了:
眾多關于語言局限性甚至遮蔽性的言論,有的來自哲學層面的思考,有些來自說話者特殊的生命體驗和領悟。這些對語言功能的另類反思,構成了對言語中心主義的制衡,抵抗著語言和理性的僭妄。語言是偉大的,但賦予它不該有的至高地位,則是對生命的多樣感受的壓制。 然而,這些可以在試卷上寫下嗎?在努力迎合題意的同時拼命壓抑內心的聲音,恐怕會是多數人的選擇。 當然,這是假想出來的一種令人痛苦的情形,但是這種情形即使不出現在今年的高考考場上,也曾或會出現在其他時候的其他考場上。 更讓學生痛苦的是,有些材料不許反向立意,有些材料允許反向立意甚至適合反向立意。該如何把握呢? 看這一則作文材料:
進取和達觀之人也會偶爾戲說甚至戲謔人生的況味和生命的困境,孤立地看這些“戲言”,會覺得有點頹廢或玩世,但其實這并不掩蓋言說者對生命的熱愛,只要將其置于言說者的人生大歷程就可以得到比較合理的見解。但這顯然苛求學生了。 類似這樣的作文題不在少數,學生一味迎合題意能推演出什么樣的結論呢? 尊重材料與表達自我 教育和洗腦都會改變人的觀點,但教育和洗腦最大的不同在于:受教育者觀點的改變基于對多元意見的開放,基于本人的獨立思考;被洗腦者只聽到一種聲音,而且沒有機會思考。 高考除了選拔功能之外,還有教育的功能。一個作文題不可能預設相關話題所有的合理見解,但是允許甚至鼓勵考生在充分理解題意的基礎上,表達可以補正、豐富和進一步完善題意的見解,是教育者應有的胸懷和境界。 而對于寫作者來說,一旦內心出現了和題意略有不同的聲音,并確信這個聲音是經得起推敲的,這時候理性、穩妥和“不失尊嚴”的做法是:尊重材料和表達自我。 尊重材料,就要在作文中表現出對材料觀點原原本本的理解(注意,“表現”未必“認同”);表達自我,就是在此基礎上有自己的思考。如果作文中既有對題意的理解,又有自己合理的獨立見解,那就可以說既沒有丟掉題意,也沒有丟掉自己。如果做到這一點,“題不合我意”這種沖突,不僅不是麻煩,還可能是一種機遇。 怎樣算得上是既“理解材料”又“表達自我”呢?
命題者對這位老師的態度并不可知,但是對“用科學真理否定權威、反抗權貴”,一定是肯定的。所以,類似這樣的意思一定要寫:
但是,如果對這位老師的具體做法不甚認同呢?老師的做法必然導致一個悖論:跨過老師的學生事實上是服從了老師這個權威的命令,未服從命令的又被視為不敢跨過老師這個權威。那么,到底是聽老師話跨過老師的算“反抗權威”,還是不聽老師的話不肯跨過老師的算“反抗權威”呢? 這一悖論源自老師本人對“反抗權威”的理解膚淺或教育方式偏頗。這樣一想,也許就有了另一層意思:
仔細考量,即使命題者原先是肯定材料中老師的做法的,第二段意思實質上也不抵牾。其一,寫作者是在理解作文題意、認同老師動機的基礎上表達的合理見解;其二,這種見解完全符合命題的核心——用真理反抗權威。 寬泛視之,尊重材料、表達自我是一切閱讀活動的基本原則。讀作文材料如此,讀一切文本都應如此。對高中生來說,還沒有讀懂文章就進行價值判斷是一種武斷和膚淺,但不加省察地接受文章觀點,用作者的思想代替自己的思考也是不合適的。合適的做法就是原原本本讀出作品的意思,同時盡可能冷靜、客觀、理性地考量這種意思。 學生養成了“尊重材料與表達自我”的閱讀習慣,稍有些“另類”的作品就敢于讓他們看。他們領略作品的獨特魅力但不迷失其中。有一回,我讓學生讀芥川龍之介的作品《竹林中》(后改編拍成電影《羅生門》)。他們的讀書筆記都自然寫成兩大塊:一是梳理情節和細節,努力揣測作者本意;二是表達作品對自己的啟示,以及自己對作品的思考。 有一位學生,很耐心地逐個分析證詞和背后的人物心理,然后總結:
但隨后他又道:
這最末一句,正體現了批判性思維的靈魂。 用批判性思維謀求作文立意與構思 有人會想,用批判性思維謀求立意和構思,是不是有點冒險?不,這恰恰是比較穩妥的辦法!批判性思維不會帶來奇崛和風險,而是帶來深刻與合理。 之所以很多人擔心批判性思維會使人“劍走偏鋒”,是因為目前仍有很多人對批判性思維存在誤解。例如,把批判性思維等同于“批判”,把批判性思維等同于“求異思維”,把批判性思維看作“高大上”的思維。 首先,批判性思維不等于批判和否定。事實上,批判性思維并不事先假定什么是對的什么是錯的,只是主張任何觀點及其論證都應該接受理性的省察,發現是錯的,就反對它;發現是對的,就維護它;發現是對的但還存在問題,就改進它。批判性思維其實是中性的,并不會使人偏激,讓人生出“反骨”,相反,它更可能使人包容、平和、客觀、中立。 其次,批判性思維不同于求異思維。批判性思維和求異思維相輔相成,但并不是一回事。批判性思維并非一定要樹立一個和已有觀點不同的觀點,而是要通過考察確定哪一種觀點更加合理與可信。如果考察發現已有的觀點更好,甚至反映唯一真相或最接近真相的就是這個,為什么還要樹立一個不同的呢?如果一定要,批判性思維就淪為撻伐異見的工具了。當然,在批判性思維過程中,考察不同的觀點是必要的,否則很難確定哪一種觀點最為合理與可信,這就會用到求異思維。可見,求異是批判性思維的過程而不是目的。 最后,批判性思維一點都不“高大上”。很多人認為批判性思維是一種“高大上”的思維,對其敬而遠之。事實上,批判性思維是一種很普通常見的思維。人們在面對或作出一些結論時,如果對結論不是簡單接受或斷然拒斥,而是研究這個結論有沒有依據,其中的推理是否合乎邏輯……這就是批判性思維。這樣的智力活動幾乎天天都進行。 從根本上說,批判性思維是把一切置于理性范疇內加以省察和評判的意識和能力,是通過理解、質疑、查證和推理等探究活動考察論證的合理性從而決定應當相信什么或不信什么的思維。[1] 可以從對象、目標、態度和工具四個維度來對批判性思維作簡單的分析。
下面舉例來闡明這四個維度。 批判性思維這個概念是20世紀西方提出來的,但不等于這種思維現代才有,也不等于西方才有,批判性思維是東西方自古都有的一種思維方式。明代馮夢龍的《智囊全集》里記了這樣一件事:
袁滋的做法是典型的批判性思維:
從這個案例及其分析來看,批判性思維的基本要點有三個:會質疑、重實證、講邏輯。[2] 寬泛視之,質疑、實證、邏輯實則人類理性之精華、求真之利器、創新之要件,是一切探索活動的因子。愛因斯坦所謂“提出一個問題往往比解決一個問題更為重要”為人們所熟知;而另一段話“西方科學的發展以兩個偉大的成就為基礎,那就是希臘哲學家發明形式邏輯體系,以及發現通過系統的實驗可以找出因果關系”[3],則被國內外不少學者看作破解李約瑟難題的一種思路。這兩段話深刻詮釋了質疑、邏輯和實證在一切探索活動中的關鍵作用。 那么,為什么批判性思維有助于“尊重材料和表達自我”? 把上述批判性思維的內涵要點貫徹到作文審題過程中就是:理解材料的意思,用質疑、查證、推理等探究辦法考察這個意思是否成立。 因此,在謀求材料作文立意的過程中,運用批判性思維的第一步是原原本本找到材料本身的觀點,觀點要在材料內部有足夠的論據支撐;第二步就是把材料的觀點放到寫作者的生活經驗和認知框架內來考察,看它是否存在問題,需不需要改進。一般來說,考察的結果無非三種:
而且,進一步分析批判性思維的具體原則和方法,就會發現這些原則和方法都可以在審題和構思中發揮積極的作用,最終把立意和思路凝聚到“尊重材料、表達自我”上。 批判性思維“始于質疑”,質疑往往是直抵文本核心的入口,也是作者觀點的試金石;批判性思維重視證據,一切基于證據的做法,有助于把握材料本意,并使作者的主張得到有力支撐;批判性思維講求邏輯,要求作者冷冷靜靜分析,扎扎實實說理,用推導的藝術傳播真知灼見;批判性思維要求挖掘隱含前提,作者可能因此有獨到的領悟,并從此處走向深刻;批判性思維主張考察替代觀點,文章的思路因此走向辯證、圓融和開放,使材料的觀點以及作者的考量自然結合。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十三五”規劃2016年度教育學一般課題“普通高中學生批判性思維培養研究”(課題批準號:BHA160148)成果。] 注釋: [1]徐飛.批判性思維與學科教學融合——以高中語文為例[J].課程·教材·教法,2018(7):64. [2]徐飛,李玲,張躍志.會質疑 重實證 講邏輯——南京市中華中學“普通高中學生批判性思維培養研究”課題研究紀實[N].中國教育報,2017-10-24. [3]愛因斯坦.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M].許良英、范岱年,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6:574. ——《語文學習》2019年第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