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秦漢金餅貨幣類型考略

中國古代黃金貨幣大致起源于戰國時期，以楚國“郢稱”等戳印文字的金版為典型代表。此外，在同時或稍后，圓餅形狀的金餅貨幣也大量出現，在出土的窖藏黃金貨幣中，這類金餅往往與楚金版同出。餅形是金屬澆鑄中常見的坯錠形制，是金屬鑄造的最原始形態之一，戰國秦漢金餅貨幣這種形制的原始性，表明了其早期黃金貨幣的性質。歷經大統一的秦朝，金餅貨幣在西漢時期大放異彩，成為當時主流的黃金貨幣形制。從存世情況看，金餅也是秦漢時期最主要的出土黃金貨幣類型。

由于戰國秦漢黃金貨幣主要以窖藏出土為主，缺乏明確的年代信息，使學界探索戰國秦漢金餅的分型分式和分期增加了困難；再加上海昏侯墓考古發掘之前，學界往往把戰國時期的中空橢圓形和中空圓形金餅，誤認為漢武帝馬蹄金和麟趾金，這在很大程度上淆亂了戰國秦漢金餅貨幣的研究。安志敏、黃盛璋、張先得等諸先生均發表論文，探討戰國秦漢黃金貨幣，他們的相關文章成為該領域代表性的論述，只是囿于時代局限，以上諸先生文論尚未能夠確切辨析戰國秦漢不同時期金餅的特征。

近年來，海昏侯墓出土了漢武帝時期的馬蹄金與麟趾金，即完全模仿“馬蹄”和“麟趾”并鑲嵌掐絲金帶和玉片（或琉璃片）的黃金貨幣。這次重大發現與1973年河北省定縣40號漢墓出土5枚同樣的馬蹄金和麟趾金互相印證，明確了真正的馬蹄金和麟趾金的形制特征，為推進戰國秦漢金餅的類型研究創造了條件。

戰國時期的金餅貨幣，根據其形制的差異，大致可分為A、B兩型。

A型：實心金餅。圓形餅狀是金屬鑄錠的原始形態，按照有無專門設置鑄造型腔，可分為無型腔平板鑄造和淺坑狀型腔鑄造兩種工藝類型，由此可分為Aa、Ab兩個亞型。采用無型腔平板鑄造工藝的金餅為Aa型，簡稱“平板金餅”；采用淺坑狀型腔鑄造工藝的金餅為Ab型，根據凹面凸底的鑄造形態可稱為“凹面金餅”。

Aa型：平板金餅。無型腔平板鑄造是非常原始的黃金澆鑄工藝，該工藝是將熔化的金水直接澆注在陶質、石質等的平面上，靠金水自然流淌和表面張力凝固成接近圓形的坯餅。由于沒有專門的型腔約束黃金熔液的形狀，平板金餅往往是不規則的圓形。平板金餅的表面通常密布戳印，且經常被切割使用。

Aa型平板金餅，主要的出土發現有：1972年，在咸陽市窯店公社西毛大隊路家坡村發現了楚國金幣8枚，均戳印“陳稱”銘文，其中3枚是圓形或接近圓形的金餅，分別重250克、250克、249克（圖一）。1978年，河南省襄城縣王洛公社北宋莊村窖藏黃金貨幣中出土了半塊“羕陵”戳印金餅（圖二）。這兩次出土的金餅都是接近圓形的坯餅形態，屬楚國黃金貨幣。該類金餅都與類方形（或稱龜甲形）、長方形楚國金版貨幣同出，應視為最早期金餅貨幣。

圖一　咸陽窯店鄉西毛五隊路家坡出土平板金餅

圖二　河南襄城縣北宋莊村出土“ 羕陵”戳記平板金餅

Aa型平板金餅的特征，其正面與底部均較平順（同坑出土的類方形、龜甲形金餅底面多為弧面版狀），正面沒有明顯的金屬凝固補縮落差和龜裂紋，底部沒有明顯的波紋、瘤狀凸點或凹坑；外形不標準，僅是接近圓形。

Ab型：凹面金餅。凹面金餅鑄造工藝是將熔化的黃金熔液澆注在淺坑狀型腔內，鑄造成底部凸起，面部由于黃金熔液凝固補縮而凹陷的金餅。

戰國凹面金餅主要以1982年江蘇省盱眙縣穆店公社南窯莊出土的金餅為代表。該窖藏黃金貨幣中有實心凹面金餅10塊，圓餅狀（圖三），大小重量不一，直徑4.7—6.4厘米，重量248-379克。9塊完整（圖四），僅有1塊缺一側。其中4塊正面刻劃陰文直行正書文字“斤八兩”“一斤二兩九朱”“一斤八兩四朱”、“一斤八兩四”等。1978年河南省襄城縣王洛公社北宋莊村出土的黃金貨幣窖藏中，有金餅7塊。完整的1塊，編號9（圖五），呈圓形，正面凹陷，底面突起，正面刻“||||”字，重251克。其他均殘缺。這兩批凹面金餅都與楚國“郢稱”金版同出，且都數量較大，應為同時代文物。具體說來，由于盱眙縣南窯莊黃金窖藏同出的“郢稱”金版有兩塊長方形的，戳印更多，文字更規整方正，屬楚國金版的后期類型，戰國凹面金餅大致出現在楚金版使用的中晚期。

圖三　江蘇盱眙縣南窯莊出土凹面金餅

圖四　江蘇盱眙縣南窯莊出土凹面金餅

圖五　河南省襄城縣出土凹面金餅

Ab型凹面金餅特征為：凸出的底面，整體如隆起的鼓包，鼓包上分布著斷續的波浪紋、瘤狀凸點和大小不等的凹坑，沒有后來西漢標準金餅底部大面積的空洞。金版正面往往刻畫有標識重量的文字。重量和直徑個體差異較大，標準化程度不如后來的西漢標準金餅。

B型：中空金餅。該型中空金餅，長期被誤認為漢武帝時期“馬蹄金”和“麟趾金”。其實，這類中空金餅通常與各類楚金版同時伴出，一般不出現于漢代墓葬和窖藏中，是確切的戰國時代黃金貨幣。中空金餅在中國境內發現數量較多，北到遼寧、北京，西到陜西，南到楚國統治后期版圖及臨界地區的河南、江蘇等地。從出土情況看，中空金餅在戰國時期多國是普遍流通的，中空金餅流通的下限可能到了秦朝。

根據B型中空金餅形制上的差異，可分為兩個亞型，即Ba型中空橢圓型金餅和Bb型中空圓形金餅。根據考古資料，這兩個亞型中空金餅一般同時伴出。從新中國成立后幾次重要的戰國黃金貨幣出土發現來看，該特點更為明顯。1982年江蘇省盱眙縣穆店公社南窯莊出土黃金貨幣一批，其中包括“郢稱”金版11枚，實心金餅10枚，中空金餅15枚。中空金餅分為兩個亞型：Ba型中空橢圓型金餅8塊，共重2973.2克（平均枚重372克）。形狀為背面中空，底面作橢圓形，如馬蹄狀（圖六），單枚重量自295.8克至462.2克。Bb型中空圓形金餅7塊，共重1841.4克（平均枚重263克）。背面中空，底面為圓形或不規則圓形（圖七），單枚重量自240.5克至288.6克不等。

圖六  江蘇盱眙縣出土橢圓形中空金餅

圖七 江蘇盱眙縣出土圓形中空金餅

1978年，河南省襄城縣王洛公社北宋莊村出土一處黃金貨幣窖藏，其中有各類楚金版26枚，“馬蹄金”（圖八）14枚，金餅7枚。該14枚“馬蹄金”即中空金餅，重量在245.8-306克之間，單枚接近一斤的重量。編號1（直徑5.2厘米、高3.2厘米，重258克），圓形（圖九），底面稍內凹，周壁向上收縮，內空，前側斜度大，后側斜度小，但向內稍凹；編號4（直徑5.8厘米、高3.5厘米，重280克），圓形，與編號1同類；編號2（縱5.2厘米、橫6厘米、高4.6厘米，重292克），橢圓形，底面稍內凹，周璧向上收縮成斜面，口小內空，后側凹槽，外壁有鑄造形成的水波紋；剩下的11塊也均為橢圓形，底面稍內凹，周壁近直，內空，不規則，大口，與底相等，后側內凹，左邊有一窩。從中可知，該窖藏出土了12枚Ba型中空橢圓型金餅和2枚Bb型中空圓形金餅。

圖八  河南襄城縣出土橢圓形中空金餅

圖九 河南襄城縣出土圓形中空金餅

1974年，河南省扶溝縣古城公社古北大隊發現金銀窖藏，其中有中空金餅11枚，底面內凹，周壁向上收縮，上口稍小，內空。1號一塊，完整，大而薄，底長6.5厘米，寬5厘米，呈橢圓形；2號一塊，完整，底圓形，直徑5.2厘米。該文中的11枚中空金餅包括了Ba型中空橢圓型金餅和Bb型中空圓形金餅，可惜作者未進行更細致的披露，兩種中空金餅各自數量不詳。

戰國中空金餅的橢圓面或圓形面是正面，開口是底部。戰國中空金餅的正面和戰國實心金餅的正面基本一致，鑿刻文字也都在正面。橢圓形和圓形中空金餅中存在著平面中心鑿刻“上”字陰文的情況，而且“上”字有同樣鑿刻的圓圈套住，這種現象在中空金餅中占有一定的比例，是一個較為普遍的現象。中空金餅正面鑿刻“上”字，除了戰國秦漢時代以黃金為上幣和標示檢驗合格，如同西漢主流實心金餅普遍捶打“Ｖ”形戳印等原因外，還可能是標示放置方向，平面向上，空腔向下，這與人們放置盛器空腔向上的習慣不同。

Ba型中空橢圓型金餅和Bb型中空圓形金餅，是同種工藝鑄造、形制相似、同時流通的姊妹貨幣。兩者的共同特征可歸納為：立體，中空，正面呈橢圓形或圓形，底部敞口偏斜，內腔廣大，主腔外還有一個小的弧形淺腔，空腔內外側都有金屬熔液自然流動的紋路，與漢武帝馬蹄金、麟趾金內側僵硬的范鑄痕跡完全不同。二者在類型學上的區別是：Ba型中空金餅的正面是橢圓形，底部敞口寬大，也是寬扁的橢圓形；Bb型中空金餅的正面是圓形，底部敞口較小，也為不規則橢圓形或圓形。

中空金餅的形制較為奇特，鑄造工藝值得探究。黃金是貴金屬，在重量已知的條件下，成色就成為衡量其價值最主要的因素，黃金貨幣在鑄錠時要盡量顯示黃金的高成色，立體、薄壁和金水自然流淌凝固出波紋就成為一種鑄造外觀的選擇。“這兩種黃金貨幣之所以做成立體中空的形狀，應該是在鑄造過程中通過熔化的黃金液體自然流動成型，來彰顯黃金貨幣的高成色和沒有劣質金屬夾雜。”

戰國金餅，無論是A型還是B型，除了完整個體流通外，皆存在大量剪鑿使用的痕跡。以1974年扶溝窖藏為例，窖藏出土剪鑿金餅100余塊，從外形看，許多呈四分之一和十六分之一金餅的外形。其中，13號一塊只存四分之一，重64.6克，推斷原金餅重258.4克左右；四分之一大小的金餅9塊，每塊殘重61.4—67克不等，平均重63.66克,由此推斷完整金餅重254.64克左右。此外，還有大量的扇形金餅碎塊，重約14—16克。這種重14—16克的扇形金塊切割得相對規整，重量接近當時的一“兩”，應是當時的一“兩”衡重單位的黃金貨幣。戰國各類型金餅存在大量的切割使用的情況，再加上每一枚相對完整的黃金貨幣個體重量差異也較大，說明該時期的黃金貨幣的本質還是稱量貨幣，還沒有實現黃金貨幣的標準化。

需要指出的是，戰國金餅的主要出土地都在楚國的版圖內，這也和古代文獻有關黃金產地記錄吻合。《韓非子·內儲說上》載：“荊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人多竊采金。采金之禁，得而輒辜磔于市,甚眾，壅離其水也，而人竊金不止。”楚國荊南地區河流盛產沙金，民眾偷采黃金現象猖獗，即使處以分裂肢體的酷刑也難以禁止。這也從側面反映了當時楚國出產沙金的盛況。從世界視角看，公元前7世紀，小亞細亞半島上的呂底亞王國鑄造了世界上最早的黃金貨幣，其原料也來自呂底亞王國河流中出產的沙金。因而，東西方最早的黃金貨幣原料多來自相對易得的河流沙金。

戰國時期，各諸侯國之間的商貿往來是較為頻繁的，黃金也普遍成為各諸侯國的流通貨幣形式。戰國中空金餅“在中國大江南北都有出土，北到遼寧、北京，西到陜西，南到楚國統治后期版圖及臨界地區的河南、江蘇等地。”黃金在先秦國家甚至成為罰款的標準。西漢初年的呂后《二年律令·奏讞書》中，論及先秦法律涉及到“罰金”：“異時魯法：盜一錢到廿，罰金一兩；過廿到百，罰金二兩；過百到二百，為白徒；過二百到千，完為倡。”并有柳下季與魯國國君就此的問答。柳下季是春秋時人，該魯國律條不會那么早，應是魯國后期律法假托先前名人所作，但其中傳達出了當時魯國法律以黃金作為罰款標準的事實，是黃金作為貨幣支付手段職能的體現。

秦朝僅存在了15年，史書中鮮少秦朝黃金貨幣的記載，考古發掘的秦朝墓葬中也沒有金餅出土，使得研究秦朝金餅的工作步履維艱。所幸，有幾次據推測為秦朝遺物的征集調查被披露，為秦朝金餅的研究工作帶來了曙光。由于秦國晚期已經處于統一六國的進程中，是秦朝的前夜，制度文化十分接近，故本文將秦朝金餅的探索也引申到稍前的秦國晚期。

陜西省博物館對征集自興平縣念流寨和出土于臨潼縣武家屯的古代金餅進行了考察。1929年，興平縣念流寨里村農民段志亮在該村西門外土壕掘土時，發現7枚金餅，被一堆泥土包裹著。其中6枚當時已向銀行兌換，僅保留一枚（重261克）（圖一〇）于1963年7月由陜西省博物館征集入藏。金餅出土地念流寨村，是秦廢丘古城遺址的所在地，金餅出土的地層是戰國晚期至秦代。從考古報告披露的信息看，此枚念流寨金餅與戰國Ab型凹面金餅特征基本一致。

圖一〇　陜西興平縣念流寨里村出土凹面金餅

1963年，臨潼縣武家屯管莊東村農民李海峰、韓忠敏在管莊東村東南100米左右的地方掘土時，在1米深處發現一個銅釜，內裝金餅8枚。銅釜口用殘瓦片堵塞。銅釜和堵塞釜口的殘瓦片，據研究判斷，認為是戰國晚期的秦國器物。該批金餅有4枚被中國歷史博物館調撥，剩下的4枚數據如下：其一，直徑60毫米，厚7毫米，重249克。其二，直徑60毫米，厚9毫米，重250克。其三，直徑58毫米，厚9毫米，重249克，中心切割一處，未斷開。其四，直徑58毫米，厚7毫米，重248克。從公布的照片看，均被捶打鏨鑿，表面原始鑄造形態被破壞，很難進行準確的類型學判斷。

1972年，陜西省博物館在興平縣樹寨公社寨里大隊收購一枚金餅，直徑50毫米，厚21毫米，重256克，正面邊緣刻一“王”字（圖一一）；此外，1979年，西安市阿房宮高低堡子出土1枚金餅，張志孝上交，直徑50毫米，厚19毫米，重251克（圖一二）。這兩枚是征集品，據調查信息看，均出自秦國舊地，形制為凸底凹面，隆起的底部有不連續的波紋、不規則的瘤狀突起和凹坑，與Ab型凹面金餅特征相符。第二枚出土地阿房宮更是秦朝的標志性建筑，這兩枚金餅應屬秦朝或秦國晚期遺物。陜西省博物館還披露，1971年咸陽窯店毛王溝大隊朱才均上交1枚金餅，該枚直徑54毫米，厚16毫米，重252克（圖一三）。從其外觀特征等信息綜合看，也與Ab型凹面金餅特征相類似。

圖一一　陜西興平縣寨里大隊出土凹面金餅

圖一二　西安阿房宮高低堡子出土凹面金餅

圖一三　咸陽窯店毛王溝大隊朱才均上交凹面金餅

從以上征集的金餅文物看，所謂的秦朝金餅特征與戰國Ab型凹面金餅特征類似，秦朝金餅應是沿襲了戰國Ab型凹面金餅的形制和鑄造工藝，類型學上可歸入戰國Ab型凹面金餅范疇。從這些披露的秦朝金餅貨幣的重量看，分布在從枚重248克到261克的區間，雖已經比戰國時期的金餅貨幣相對均勻，但仍不是十分標準化的黃金貨幣。秦時官府使用黃金來獎賞功勞，如湖北睡虎地出土的《法律答問》中有：“捕亡完城旦，購幾可（何）？當購二兩。”即抓捕逃跑的完城旦刑徒，獎勵黃金二兩。這類以黃金賞功的律條在當時法律中并不鮮見，說明戰國晚期的秦國和秦朝已經普遍使用黃金作為支付手段。

西漢和新莽王朝通常被一起稱為廣義上的“西漢”時期，史書記載當時黃金貨幣存世和流通量極大，是中國歷史上黃金貨幣存世和流通最多的時期。西漢早期金餅出土資料較少，陜西省博物館藏一枚原始形制的金餅，1972年長陵出土，直徑58毫米，厚6毫米，重239克（圖一四）。整體特征和戰國Aa型平板金餅類似。該枚金餅出土于漢高祖劉邦和呂后的陵墓，可視為西漢初年金餅形制的代表。

圖一四　咸陽長陵出土平板金餅

1979年，廣西貴縣羅泊灣二號漢墓出土金餅1塊（圖一五）。圓形，正面凹陷，背面隆起，正面豎刻“—××|||”符號，實重239克，直徑5.5厘米。報告稱，墓葬年代在西漢初年，屬于南越王國時期。墓的下限也應在漢文帝前元元年至十六年之間（前179年-前164年）。該枚金餅從形制看與戰國Ab型凹面金餅類似，應視為戰國工藝的延續或戰國、秦朝金餅的傳世。

圖一五　廣西貴縣羅泊灣2號墓出土凹面金餅

西漢早期之后，出現一種面部帶自然龜裂紋，底部孔洞凹坑遍布，重量相對均勻的實心金餅，并成為當時主要流通的金餅類型。該類金餅與早期基本沒有龜裂紋的A型實心金餅和B型中空金餅都明顯不同，本文定為C型金餅。根據C型金餅的重量不同，分為兩個亞型，即一斤重的Ca型和一兩重的Cb型。

1961年，山西太原東太堡出土金餅5枚，直徑分別為5、5.5、6.3、6.3、6.4厘米，重量依次為5兩、5兩、4.3兩、4.9兩、4.9兩，發掘報告中金餅重量單位太過粗疏，且沒有一一對應的金餅照片或拓片。山西省錢幣學會曾將這5枚金餅的彩圖披露，有兩枚帶“V”型戳記（圖一六），這兩枚連同另一枚直徑相似的，正面都密布龜裂紋，屬于漢代主流形制的金餅，定為Ca型；另兩枚直徑5厘米（圖一七）和5.5厘米（圖一八）的金餅，正面基本沒有龜裂紋，其特征與廣西貴縣羅泊灣二號漢墓金餅相同，與戰國Ab型凹面金餅類似。鑒于太原東太堡墓葬同時出土42斤四銖半兩錢，其墓葬下限應該在漢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發行五銖錢之前，即漢武帝初年，該墓出土金餅大致是在漢武帝初年及稍前的文、景時期鑄行的。太原東太堡金餅出土的意義在于證明了：“文景之治”時期及漢武帝初年，漢代主流形制的打印“V”型戳記的金餅就已經鑄行；同坑出土的5枚金餅，分屬兩種類型的鑄造工藝和形制，說明該時期是兩種金餅流通的并行期和過渡期。這對研究西漢金餅的分期提供了有力的節點支撐。

圖一六　山西太原東太堡出土凹面金餅

圖一七　山西太原東太堡出土凹面金餅

圖一八　山西太原東太堡出土凹面金餅

Ca型，是面部帶自然龜裂紋、底部孔洞凹坑遍布、重量相對均勻、重一斤的實心金餅。該型金餅系西漢主流形制的金餅貨幣，以譚家鄉金餅和海昏侯墓金餅為典型代表。

1999年，西安市未央區譚家鄉出土219枚金餅（圖一九），形制基本統一，僅大小、厚薄和重量略有差異。外觀為圓餅形，直徑5.67-6.60厘米，平均直徑6.30厘米。背面凸起，正面凹陷，垂直高度0.82-1.64厘米，平均高度1.19厘米。邊輪卷唇，圓潤，輪郭清晰。個體稱量多在247克左右，全部金餅總重量為54116.1克，平均重量約247.11克。

圖一九　西安未央區譚家鄉出土凹面金餅

根據發掘整理報告，譚家鄉金餅各部分的形制特征為：正面，“表面光潔，金黃，中心稍薄，向心范圍內有不同程度凹陷；均有冰裂現象，冰裂或呈現為曲線紋路、紋樣，或有刻銘和刻劃文字、符號等。”底部，“表面粗糙，總體或局部隆起，周邊呈現盤旋狀或散亂狀澆鑄波紋、瘤狀凸斑；普遍有空洞、坑洼現象”。邊輪，“普遍為卷唇式樣”。戳記，“較為普遍，總計占到182枚。戳記有近似‘V’（圖二〇）、‘U’、‘T’、‘S’形等四種，前者占到戳記總數的97%以上”。

圖二〇　西安未央區譚家鄉出土的部分凹面金餅

概括一下，譚家鄉金餅，屬Ca型金餅，其類型學特征為：大小形制較為均勻，圓形相對標準，平均直徑6.3厘米，平均厚度1.2厘米，平均重量247克；正面凹陷，普遍密布龜裂紋；邊輪變成了相對均勻的唇邊，底部唇邊有一定寬度，較為平展，沿著外緣有不規則平行的水波紋，唇邊之內的金餅底部則丘山隆起又溝壑縱橫；金餅表面普遍打印戳記，尤其以打印“V”形戳印為標準性特點。該戳印是“檢驗黃金成色和重量的勾對符號”，更說明了Ca型金餅貨幣鑄造流通的標準化達到了新高度。金餅正面密布的龜裂紋，其實是鑄造過程中黃金熔液劇烈冷卻形成的縮裂缺陷。這種縮裂現象一般出現在迅速吸熱的金屬模范中，根據對中國古代銀錠貨幣鑄造的研究，可以推測西漢主流金餅的鑄造很可能采用了厚體的鐵質模范。筆者同意考古報告對譚家鄉金餅年代的論定：“應可定性為西漢遺物，其鑄造年代的上限可早至文、景時期，埋藏下限可能遲到新莽末年前后。”

近年來，海昏侯墓的考古發掘舉世矚目，據已披露的信息，共計出土黃金貨幣478枚，其中有標準的漢武帝馬蹄金48枚（大馬蹄金17枚、小馬蹄金31枚），麟趾金25枚，金版20枚，還有385枚金餅（圖二一）。這385枚金餅的出土，刷新了譚家鄉金餅出土的歷史記錄，是迄今為止一次出土金餅貨幣最多的考古發現。海昏侯墓黃金貨幣還沒發表整理報告，全面確切的信息不詳，但海昏侯墓文物展覽展陳出了相當部分的出土金餅實物，這些實物均顯示出金餅形制大小非常整齊劃一，普遍打印有“V”形戳印（圖二二），特征都與譚家鄉金餅極為相似。海昏侯劉賀死于漢宣帝神爵三年（前59年），這批金餅的下限即在此時。部分金餅帶有墨書題記（圖二三），都有漢宣帝“元康”年號（前65—前62年）字樣。據此推斷，海昏侯墓金餅應該主要是“昭宣中興”時期的黃金鑄幣，不排除有些早到漢武帝時期。海昏侯墓金餅應是西漢中后期金餅貨幣的典型代表。

圖二一　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出土凹面金餅

圖二二　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出土凹面金餅

圖二三　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出土凹面金餅

全國許多地區西漢墓葬也出土有金餅，基本都是Ca型金餅。2006年湖南長沙望城風篷嶺考古發掘一座豎穴巖坑木槨墓，出土金餅19枚，表面有冰裂紋，刻劃有“V”形標記。直徑6厘米，厚0.5厘米。每件重250.5克。根據披露的信息，風篷嶺金餅屬Ca型，是西漢主流形制的金餅。考古報告認為此墓埋葬的是西漢中晚期某代長沙王王后。該墓同出西漢五銖錢163枚，其中有65枚為磨郭五銖，這一信息也把墓葬年代指向西漢晚期。

1971年廣西合浦望牛嶺發掘出一座土坑豎穴木槨墓，出土金餅兩枚，圓形凹面，一刻“阮”字（圖二四），在阮字上方細刻一“位”字，直徑6.5厘米，重247克；一刻“大”字,在大字下方細刻“太史”二字，直徑6.3厘米，重249克。報告認為從墓葬的規模以及某些隨葬品推測，這座墓應是西漢晚期合浦地區的郡縣官吏或合浦地方豪強的墓葬。該墓也出土西漢五銖錢約200枚，較晚期的有漢宣帝五銖錢。這兩枚金餅特征完全符合西漢主流金餅的形制，即Ca型金餅。這兩枚合浦金餅，是主流西漢金餅在中國版圖最南部出土的代表。

圖二四　廣西合浦縣望牛嶺出土“阮”字凹面金餅

1995、1996年，山東長清雙乳山一號漢墓出土完整金餅貨幣19枚，19枚金餅都發現于內棺墓主頭下玉枕外側，南北兩排東西擺放。其中15枚面朝上，4枚面朝下。正面中心內凹，邊緣突出上卷，光滑；背面隆起，澆鑄痕跡清晰，高低不平。正面多刻劃有文字或符號，并有鈐印。文字、符號和金餅直徑、重量都不盡相同。最小的直徑62厘米，最大的67厘米，平均每枚直徑64毫米；最輕的每枚178.5克，最重的246.9克，平均每枚重221克左右。根據考古報告信息，形制與Ca型基本一致，唯一與主流標準西漢金餅不同的是，其平均重量僅221克，和當時標準金餅的247克相差26克左右。雙乳山金餅均重221克，可以視為度量衡制度在濟北國的地方標準。考古工作者認為雙乳山漢墓墓主是濟北王劉寬，劉寬于武帝天漢四年（前97年）繼位，死于武帝后元二年，與武帝幾乎同時去世，在位11年。雙乳山一號墓入葬時間當為武帝后元二年。聯系該墓出土的21枚五銖錢，在類型學上都具有漢武帝五銖特征，也印證了考古發掘者的推斷。

以上金餅均為“一斤”類型的，西漢也有“一兩”類型的金餅，定為Cb型，以西漢中山靖王劉勝、竇綰夫婦墓出土金餅（圖二五）為代表。Cb型一兩重小金餅根據鑄造加工特征，可分為兩式，即Cb型Ⅰ式，自然鑄造的小金餅；Cb型Ⅱ式，鑄造后又捶扁的小金餅。

圖二五　河北滿城西漢中山靖王劉勝、竇綰夫婦墓出土小金餅

Cb型Ⅰ式，平板澆鑄小金餅。劉勝墓出土40枚，形制特征：呈不規則圓形，完全的鑄造形態。正面中間縮裂凹陷，底部基本為平面，但表面粗糙，存在顆粒和孔洞。該40枚統計數據：直徑1.7-2厘米，厚0.45-0.65厘米，重14.2-20.4克，共重719.4克，每枚平均重17.99克。

Cb型Ⅱ式，捶扁小金餅。竇綰墓出土29枚，形制特征：呈不規則圓形，表面是密布捶打痕跡，較Cb型Ⅰ式更寬大薄平。該29枚統計數據：直徑2.6-3.1厘米，厚0.2-0.35厘米，重12.6-17.3克，共重438.15克，每枚平均重15.11克。Cb型Ⅱ式小金餅，應是Cb型Ⅰ式小金餅的捶扁減重型。

西漢一斤一般約等于250克，若以譚家鄉219枚西漢標準一斤金餅的平均重量為247克為準，漢制16兩為一斤，西漢一兩約等于15.4克。Cb型Ⅰ式小金餅均重約18克，多出了2.6克；Cb型Ⅱ式小金餅均重約15.1克，則少了0.3克。整體而言，兩式小金餅與西漢一兩重量接近。據發掘報告稱：“兩座墓都營建于西漢中期，前后相差不出超過十年。……二號墓的營建時間可能稍晚于一號墓。”為什么兩個相差不超過十年的墓里出土的金餅在制作工藝、形制和重量上差異這么大？這期間中山國地區黃金衡制發生了什么變化？尚需更深入的探索。

整體來看，西漢早期金餅基本承襲了戰國后期和秦朝凹面金餅的形制和工藝。到“文景之治”和武帝前期，國家休養生息，經濟恢復，社會穩定，黃金貨幣日趨標準化，出現了形制統一，重量在247克左右，普遍打印校驗戳記的標準化特征明顯的金餅貨幣。這種標準化的黃金貨幣成為當時的主流貨幣，以譚家鄉出土金餅和海昏侯墓金餅為代表。

黃金在西漢時期發揮著充分的貨幣職能。《二年律令·錢律》規定：“錢徑十分寸八以上，雖缺鑠，文章頗可智（知），而非殊折及鉛錢也，皆為行錢。金不青赤者，為行金。敢擇不取行錢、金者，罰金四兩。”即指出黃金與銅錢都是流通貨幣。《二年律令·算數書》還談到了黃金和銅錢的比值：“金賈（價），賈（價）兩三百一十五錢，今有一朱（銖），問得錢幾何。曰：得十三錢八分（錢）一。”說明了當時黃金和銅錢之間兌換結算的頻繁。此外，西漢政府的罰款、贖金、債務等都普遍使用黃金支付。《二年律令·金布律》中規定：“有罰、贖、責（債），當入金，欲以平賈（價）入錢，及當受購、償而毋金，及當出金、錢縣官而欲以除其罰、贖、責（債），及為人除者，皆許之。各以其二千石官治所縣十月金平賈（價）予錢，為除。”“贖死，金二斤八兩。贖城旦舂、鬼薪白粲，金一斤八兩。贖斬【斬左趾、斬右趾之省稱】、府（腐），金一斤四兩。贖劓、黥，金一斤。贖耐，金十二兩。贖?（遷），金八兩。有罪當府（腐）者，移內官，內官府（腐）之。”其中，贖死刑，要繳納黃金二斤八兩，贖腐刑要繳納黃金一斤四兩，當時司馬遷就是因為繳納不出政府規定的黃金數量而遭受了腐刑。

西漢時期，黃金充分的貨幣職能與黃金貨幣形制的標準化是相輔相成的，這時期是中國古代黃金貨幣的繁榮期。

東漢時期，在經歷了西漢末年的戰亂之后，社會經濟殘破，豪強田莊經濟興起，田莊經濟多自給自足，對外交換需求減少，商品經濟落后，黃金的貨幣角色減弱，主要作為財富被貯藏起來。當時文獻很少有關黃金的記載，考古發掘的東漢墓葬中也極少出土金餅。

2001年，湖南常德漢壽縣發現一座東漢磚室墓，公安部門從當地村民手中追繳回被拿走的金、銀餅一批，共計金餅8枚，總重1628克（均重203.5克）；銀餅46枚，總重9970克（均重216.7克）。“金、銀餅發現時裝在一個繩紋灰陶罐內，陶罐出土后被毀棄。……此次出土金餅的墓葬為磚室墓，而這一地區西漢時期流行土坑墓，所以，該墓應屬東漢時期。從盛裝金餅的陶罐來看，所飾繩紋似麻布紋，也是當地典型的東漢時期。”

常德出土該批金餅分鏤空金餅和實心金餅兩種。鏤空金餅以前未見，定為D型。實心金餅，與以前實心金餅也不同，定為E型。

D型，鏤空金餅。根據其圖案紋飾等特征，可分為兩個亞型，即Da型和Db型。

Da型，龍虎錢紋鏤空金餅（圖二六）。該金餅整體仿制Ca型凹面金餅。正面凹陷如鍋底，范鑄出規整的網狀龜裂紋；底部均勻隆起，鑄造出鏤空的西為白虎、東為青龍、中間錢紋的圖案。考古報告稱：“錢周圍鏤空雕有兩條盤曲的龍”，是錯誤的。“該式金餅僅一枚，直徑6.6、厚1.8厘米，重244克。”

圖二六　湖南常德東漢墓出土Da型鏤空金餅

Db型，多孔鏤空金餅（圖二七）。該式金餅也是整體仿制Ca型凹面金餅，與龍虎紋鏤空金餅分屬不同的仿制類型。正面均勻凹陷，刻意鑄造出整齊的龜裂紋；底部呈幾何圖形分布著13個圓孔和邊緣的5個長方形孔。該型金餅有兩枚，其中一枚“直徑6.5、厚1.95厘米，重192克”。

圖二七　湖南常德東漢墓出土Db型鏤空金餅

常德出土的鏤空金餅透露出明顯的仿制意味，仿制對象是西漢主流形制的Ca型金餅。該種東漢仿制金餅，鑄造工藝完全不同于西漢主流金餅，感覺就是兩個時空的東西。從這個角度上講，到東漢時期，西漢金餅的鑄造技術已經失傳，東漢人憑借偶爾看到的西漢金餅實物和想象力，仿制了這類鏤空金餅。常德鏤空金餅工藝復雜，還鑄造出豐富生動的龍虎錢紋，其意義已經脫離鑄造流通貨幣的范疇，更像是在某種信仰影響下的藝術品制作。因此，常德東漢鏤空金餅應不是用于流通的黃金貨幣，而是具有精神象征意義的黃金財富。

E型，實心金餅，常德出土5枚，形制粗糙，制作工藝原始，呈現坯餅狀態。正面相對平整，邊緣往中間有淺淺的凹陷；背面隆起，密布粗糙的顆粒和小坑。有一枚最規整的，凸起的底部經過捶打整形，不見顆粒和凹坑。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枚（圖二八），直徑4.55-4.75厘米，重210克4]。

圖二八　湖南常德東漢墓出土實心金餅

常德出土的實心金餅，形態原始，鑄造粗糙。這種東漢實心金餅的原始程度甚至超過了戰國A型實心金餅，顯得更隨意，外形更不統一，更像是作為財富貯藏的貴金屬坯錠。

五結語

根據對戰國秦漢各時期出土金餅的形制、重量、鑄造特征等的辨析，大致可以梳理出戰國秦漢金餅貨幣的分型分期脈絡，即在戰國時期，以平板實心金餅為最早，平板實心金餅、凹面實心金餅和中空金餅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并存流通，并延續到秦朝，甚至西漢初年；大致在“文景之治”時期和漢武帝前期，西漢主流實心金餅開始出現，在漢武帝、“昭宣中興”時期興盛繁榮，成為具有壓倒優勢的黃金貨幣類型，該勢頭一直延續到西漢晚期和新莽時期；東漢王朝，商品經濟不發達，黃金貨幣屬性消退，黃金重新退回到貯藏財富階段，西漢主流金餅鑄造工藝失傳，東漢金餅的形制具有財富的意味，不是為了流通的需要。

表一　戰國秦漢金餅類型分

對戰國秦漢數百年間金餅貨幣進行分型分期探討，有利于廓清中國金餅貨幣發展歷程的迷霧，有益于中國早期黃金貨幣發展史的研究；此外，對金餅貨幣的分型分期探討，梳理出早期金餅貨幣分型分期規律，將為考古零散出土、博物館收藏、民間遺存金餅貨幣的考證定年，提供科學依據和學術支持。

附記：本文資料得到了廣西錢幣博物館潘信豪館長、山西博物院李勇副院長、湖南省錢幣學會唐武云老師、江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領隊楊軍老師、陜西省錢幣學會張吉保老師等的大力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