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在西安市北郊炕底寨村西北，發掘了北周天和六年（公元571年）的康業墓。該墓為斜坡墓道穹隆頂土洞墓，由墓道、甬道和墓室三部分組成。墓室緊靠北壁置圍屏石榻一具，該石榻明確了北周時期同類石質葬具的性質，而石榻上的線刻卻與同時期的粟特人葬具上的圖像相去甚遠，本文擬就康業墓石榻上的線刻圖像做簡要論述。 一、研究現狀自1999年、2000年和2003年在山西太原、陜西西安相繼發掘了隋代虞弘墓、北周安伽墓、史君墓和康業墓后，引發了中國學術界關于入華粟特人的大討論，討論的主題涉及粟特石棺床及相關內容，粟特墓志及其他，美術史中的東西交流，粟特人在中亞以及粟特人在中國等內容，在種類繁多的粟特研究中，但凡提到粟特人石質葬具的，如西安出土的安伽墓圍屏石榻、史君墓石堂、康業墓石榻，山東青州出土的北齊墓石質葬具，甘肅天水石馬坪出土的石棺床，太原出土的虞弘墓石槨，日本Miho博物館館藏石棺床，巴黎吉美博物館館藏圍屏石榻，安陽石棺床等必定是探討的焦點，仔細翻閱這些研究，發現關于康業墓石榻線刻圖像的研究多是與同時期入華粟特人石質葬具圖像相比較的，既有整體圖像配置的，也有針對某一特定圖像討論的，但論及粟特人宗教信仰與粟特美術史研究時，康業墓常常因為其圖像的特殊性而被排除在外。 2004年，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與法國遠東學院、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等單位合作舉辦的“粟特人在中國——歷史、考古、語言的新探索”國際學術研討會，基本上對當時研究入華粟特人的各個方面進行了一次探討和總結，而后在陸路絲綢之路的相關研究中都不可避免地涉及了入華粟特人的問題，2009年和2014年分別舉辦了兩屆絲綢之路研討會，更從各方面展示了十余年間入華粟特人的研究動態，不論是入華粟特人的聚居地、路線，還是國內出土的粟特人墓葬、葬俗、葬制，入華粟特人的宗教信仰、死亡觀念，粟特人葬具上的圖案，入華粟特人的漢化，粟特人在中西交流中的重要作用等，都有不同的專家學者撰文研究。 自康業墓發掘至今已十四年，除了發掘簡報、墓志考釋、康業家族入華經歷推測，康業家族漢化程度等之外，以鄭巖先生的研究最為詳細，他談到與康業墓相關的學術課題主要有兩個：其一是考古學和美術史學界長期以來關于喪葬畫像的研究，其二是近十年來學術界關于入華西域人喪葬美術的討論[1]。在鄭先生的兩篇文章中全面分析了康業墓石榻線刻圖像，其中比較復雜的五幅圖像與一些北魏石質葬具上圖像以及相關北齊墓葬壁畫的比較，證明這種構圖的許多元素來源于6世紀佛教、道教、儒家孝子故事以及與玄學有關的高士等不同題材的繪畫，并進一步借助康業墓的材料論證了這個時期人物畫的一些特征[1][2]。另外,林圣智先生從康業墓的研究現狀說起，以北魏洛陽葬具作坊為切入點，進一步探討了康業墓石棺床的圖像配置原理，認為康業墓可作為北魏洛陽至北周長安葬具作坊之間的具體聯結[3]。 對圖像進行研究時，首先要尋找可對比的對象，例如同時期的同類葬具，又或者是內容相似的其他載體。康業墓石榻線刻圖共10幅，左側2幅，正面6幅，右側2幅，內容以會見賓客、出行為主[4]。線刻人物身著中國傳統服飾，大部分面部特征為漢人，也出現有著圓領窄袖袍的胡人。為了便于敘述，將石榻的10幅線刻圖由左側至正面再至右側依次編號為1～10，具體內容發掘簡報中已有詳細描寫（圖1-圖10），此不贅述，只在下文對比其與北魏以來中原地區葬具圖像上的相似之處，與入華粟特人葬具圖像上的差異，以期能對康業墓線刻圖像有新的認識。 二、對本土文化的吸收與自身傳統的改變對于墓葬人物圖像來說，它不是藝術家在靈感與個性的引導和支撐下創造的藝術作品，墓葬圖像整體來說是一種集體的喪葬祭祀意識的產物，它首先要滿足的是喪葬禮儀或祭祀的需要，表現的是社會對于喪葬觀念的普遍理解[5]。對于此說，筆者大體是認同的，在墓葬中出現的圖像當然不能單純地作為所謂的藝術品去評判，藝術品是具有某種特殊目的而專門去創作的，墓葬中的圖像應當具有一種普世的價值觀，是當時社會大眾對喪葬觀念的反映。葬具中的人物線刻圖像其實也是對當時喪葬文化甚至是社會制度的反映，因此對圖像風格的解析有利于深入了解當時的社會生活。 圖1 康業墓石榻線刻左側第一幅 圖2 康業墓石榻線刻左側第二幅 圖3 康業墓石榻線刻正面第一幅 圖4 康業墓石榻線刻正面第二幅 圖5 康業墓石榻線刻正面第三幅 圖6 康業墓石榻線刻正面第四幅 圖7 康業墓石榻線刻正面第五幅 圖8 康業墓石榻線刻正面第六幅 圖9 康業墓石榻線刻右側第一幅 圖10 康業墓石榻線刻右側第二幅 康業墓首先從葬具上吸收了中原本土文化，縱觀從中亞地區到中國新疆地區的粟特人葬具，至今，還未在中國內陸地區發現祆教在喪葬過程中使用的寂寞塔，在新疆及其以東地區曾出土有一些納骨器，但內陸地區至今也未有發現。納骨器是信仰祆教的粟特人很重要的一種葬具，由于火葬的尸骨需要容器來盛裝，所以在納骨器上留下祆教的文化特征，成為中亞地區普遍流行的一種方式，例如在納骨器上仍然可見祆教的宗教儀式場面，甚至是伎樂與舞蹈場面（圖11）。而進入中原地區的粟特人在葬具上進行了巨大的改變，北朝時期中原地區的傳統喪葬文化講究對尸體的尊重，提倡人死后入土為安和夫妻合葬的葬俗，墓葬形制采用豎穴土坑或者漢代以降的土洞墓和磚室墓，葬具為棺槨，因此粟特人這種特殊的葬俗，都與中國內陸傳統的喪葬觀念不符，《南齊書·顧歡傳》云：“棺殯槨葬，中夏之制；火焚水沉，西戎之俗[6]。”為了更好地融入本土社會，他們不得不在一個族群最為堅守的葬俗上做出改變。入華的中亞人，他們的葬具與中亞地區有所不同，但在葬具上卻也反映了祆教文化因素。 康業墓石榻線刻圖像的技法、內容與北魏時期的一些石質葬具上的非常相似，如大同智家堡墓石槨[7]、司馬金龍墓石棺床[8]、沁陽西向石棺床[9]、方興石棺[10]、洛陽瀍河公社石棺[11]，以及散落海外的寧懋石室[12]（現藏美國波士頓藝術博物館）、元謐石棺[13]（現藏美國明尼蘇達阿波利斯美術館）、孝子石棺（現藏美國堪薩斯納爾遜藝術博物館）等。首先，均采用了細密線刻的技術；其次，作為輔助人物存在場景的樹木與山石都是這些圖像中共同的道具（圖12），如墓主人與賓客等均坐于樹下的榻上，這種構圖形式是相同的；最后，人物圖像中反復出現的主人在突出位置，形象較高大，與賓客相對或出行時前后簇擁的模式（圖13），也與北魏這些石質葬具中的一些出行圖像相類似。另外，康業墓石榻線刻圖像的場景與上述東魏北齊、西魏北周墓葬中出現的壁畫或勒石內容也有相似之處，如墓主人正面像、帳下宴飲、出行隊伍有隨從和牛車（圖14）等。
圖11 中亞及中國新疆地區出土納骨器 經由陸路絲綢之路入華的粟特人一直在絲路沿線存在著自己的聚落，之所以進入中原地區后在喪葬習俗上發生了如此大的改變，不得不說是他們對融入本土圈子的迫切向往，盡管在北周擔任薩保的粟特人仍然是管理粟特人內部事務的，但這一官職已經是中原王朝正式承認的系統內官職了，或許是為了顯示他們得到了朝廷的正式認可，所以才在自身傳統上做出了改變。康業墓除墓葬形制、葬俗上的漢化外，在葬具圖像上的改變可謂更徹底，盡管我們對康業及康業之父擔任的“大天主”一職還不甚了解，但經由西胡豪族舉薦擔任該職務，至少說明這一職務在胡人圈子內部很有影響力，而在他自己的墓葬中出現這種對自身傳統的徹底改變，不得不說其融入本土文化圈的意圖更加明顯。 通過上文的分析，筆者更想說明的是，在討論入華粟特人時，康業墓是有其特殊性的，康業墓石榻圖像采用的線刻技法，在技術上明顯繼承了北魏以來的線刻技術，而與其他入華粟特人葬具上貼金彩繪的浮雕差異較大，這種與不同族屬人葬具圖像的同一性，與同族屬人葬具圖像的差異性也正表明了入華粟特人對中原本土文化的吸收和對自身傳統文化的改變，也是康業墓石榻線刻圖像的重要意義所在。 總體來說，康業墓的線刻圖像是南北朝繪畫風格轉型過程中逐漸定型的一種表現，在這中間應該看到漢民族文化因素與少數民族文化元素的互動與統一，也應該看到地域間文化藝術的交流與融合。 三、結語文化的交流是一種極為復雜的雙向交互過程，中亞地區處在東西方文化交流的要道，又是長久以來陸路絲綢之路的重地，這個區域本身就是多重文化的承接者，他們入華經商、求學、為官或是最終融入本土，后代在華繁衍生息，這種廣義的移民始終未曾間斷。
圖12 康業墓線刻中的山石與樹木
圖13 1.康業墓石榻線刻女主人樹下會賓客 2.康業墓石榻線刻女主人榻上會賓客3.康業墓石榻線刻男主人出行 4.康業墓石榻線刻女主人出行 假如說安伽墓與史君墓的石質葬具浮雕圖像為了解入華粟特人的宗教信仰及埋葬習俗提供了研究資料，那么康業墓不僅從葬具上明確了入華粟特人石質葬具的真正使用方法，也提出了另一種生存方式的可能，或許連入華路線也存在著不同。他們雖然來自同一地域，但入華經歷卻不盡相同，而不同的入華經歷則引申出入華路線的不同。 從墓志記載來看康業父親曾擔任過羅州使君，“南朝宋元嘉三年（公元426年），在廣州高陵郡羅江口住石城，置羅州縣，南朝梁大通年間（公元 527—559 年），升羅州縣為羅州”[14]①筆者注：所引論文中將南朝梁大通年間的公元紀年寫為（527-559年），但根據歷史紀年表，南朝梁大通年間的公元紀年應為（527-529年）。，根據墓志考釋與曹旅寧先生的分析，南朝梁大通年間才正式有羅州建制[15]，再加上墓志所言康業父親卒于大周保定三年 （公元563年）正月，也說明其擔任羅州使君的時間應該在公元527—563年期間。康業卒于60歲，推算其生于公元512年，即生于南朝梁武帝天監十一年或北魏宣武帝延昌元年，但根據其父擔任羅州使君的時間，更傾向于康業生于南朝梁武帝天監十一年。所以康業家族要么是在父輩由海路入華，在南朝短暫為官，后又入北朝為仕；要么是在其祖輩便入華，由于魏晉時期的動亂輾轉來到南朝為官，后又返回北朝。但按照墓志中所載各西胡豪族對康業之父擔任“大天主”時的大力舉薦，是否康業家族并未脫離北朝的粟特人聚落太久，那么第一種推測也許更合理些。 康業墓石榻線刻人物圖像對北魏以來墓葬壁畫及勒石風格的傳承，一定程度上歸結于康業家族慕華之風的心態，而在喪葬文化中極大地采用了漢氏傳統，這在同時期的入華粟特人墓葬中也有體現，例如北周安伽墓墓志述其祖先時用了“黃帝之苗裔”，也說明入華粟特人在某種程度上都有淡化胡人血統的意識，只是采用的方式方法不同而已。 另外，康業墓石榻圖像與其他入華粟特人葬具圖像的差異，常常被作為判斷入華時間長短的因素，倘若結合各方面因素考慮，發現這種判斷未免太過簡單，入華粟特人的漢化程度高低并非一定與入華時間長短成正比，他們在喪葬習俗上的改變與墓主人的信仰、社交圈子、入華經歷等都存在很大的關系，另外也與這個家族在中原王朝的地位脫不了關系。
圖14 1.山西大同沙嶺北魏壁畫墓宴飲圖像 綜上所述，康業墓石榻線刻圖像之所以會顯得不同，其實也體現了中外文化交流是個雙向交流的過程，無論其表現形式是哪一種，都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一種形式，盡管葬具圖像與其他粟特人葬具圖像存在差異，也正說明文化交融從來沒有單一而固定的模式，而這種多元化也是從北朝圖像風格多元化到隋唐時期較為固定模式的一種過渡。 參考文獻： [1]鄭巖.逝者的“面具”:再論北周康業墓石棺床畫像[J].美苑,2010(2):7-14. [2]a.鄭巖.北周康業墓石榻幻想札記[J].文物,2008(11):67-76. [3]林圣智.北周康業墓圍屏石棺床研究[M]//粟特人在中國:考古發現與出土文獻的新印證.北京:科學出版社,2016:237-263. [4]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西安北周康業墓發掘簡報[J].文物,2008(6):14-35. [5]王江鵬.魏晉南北朝墓葬人物圖像與藝術轉型 [D].西安:西安美術學院,2012:65.[6]蕭子顯.南齊書 [M].北京:中華書局,1974:931. [7]王銀田,劉俊喜.大同智家堡北魏墓石槨壁畫[J].文物,2001(7):40-51. [8]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館,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馬金龍墓[J].文物,1972(3):20-33. [9]鄧宏里,蔡全法.沁陽縣西向發現北朝墓及畫像石棺床 [J].中原文物,1983(1):4-13. [10]王太明,賈文亮.山西榆社縣發現北魏畫像石棺[J].考古,1993(8):767. [11]洛陽博物館.洛陽北魏畫像石棺[J].考古,1980(3):229-241. [12]鄭巖.魏晉南北朝壁畫墓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102. [13]鄭巖.魏晉南北朝壁畫墓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102-104. [14]程林泉,張翔宇,山下將司.北周康業墓志考略[J].文物,2008(6):82-84. [15]曹旅寧.與嶺南有關的北周康業墓志[M]//碑林集刊（第十七輯).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57. （作者單位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 |
|
|
來自： 汐鈺文藝范 > 《東亞史研究中國民族史、地方史志、考古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