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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雖然已經悄然逝去幾十年了，但他們的形象依然鐫刻在我的記憶長河里。身為警中一員，時常會想起自己和“警察”這個職業的情緣。而這份情緣的淵源，也許冥冥之中決定了我對職業選擇的最終走勢。 說情緣，話情緣，我就先不說孩提時經常吟唱的那首 “我在馬路邊撿到一分錢，把它交給警察叔叔手里面”膾炙人口的兒歌了，也不說少年時觀看過的《羊城暗哨》《今天我休息》《斗熊》等一大批公安題材的電影了。這些文藝作品中機智神勇、和藹可親的警察形象雖說也令我感動，但在情感接受度上基本是屬于“熏陶與教育”。如今，就來說說我心目中最初對警察這個職業，以及從事這個職業的個體的那份真切感知吧（這種“原始”的感知，應該就是所謂的情緣吧。）它，來自于三個曾經在我早年生活圈中出現過的老警察。 第一位警察姓郭，具體叫什么名字我已記不得了，只曉得大家都熱情地叫他老郭。他是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我家的鄰居。那時我家住在10室，老郭家住在1室，戶主老郭是楊浦公安分局長白新村派出所的一位戶籍警。那時長白派出所坐落在靖宇東路與延吉東路路口，印象中的老郭總是穿著一套藍色的警察制服，整天笑呵呵地奔走在派出所和長白新村之間。最初我并不知道老郭是個警察，只知道他在新村里說話很有“力道”。鄰居之間發生糾紛了，只要請老郭出來擺兩句閑話，矛盾就會很快平息。新村里再蠻橫的流氓阿飛，只要有人對其大喝一聲：“老郭來了！”立馬就不敢發聲，老老實實地躲到一邊。當然，也有的會嬉皮笑臉地向老郭示好幾句：“老郭警察，儂辛苦了，來，抽支香煙！”而此時老郭則會嚴肅地呵斥對方：“儂太平點噢，不老實的話，括臺風奈儂括進去。”當年，公安局經常“括臺風”，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嚴打”。 “曉得了，阿拉拎得清的。”那些平日里飛揚跋扈的小流氓，見到老郭簡直就是“一帖藥”。 “爺叔，迭個人哪能嘎結棍？”一天，我悄悄地向一個年長的鄰居問道。“啊呀，小赤佬，儂伐曉得啊，伊是老派里廂做的呀！” 老派？老派是做啥事體的？鄰居的回答讓我一頭霧水。后來才曉得，所謂的老派，就是指派出所。當年上海灘的老百姓都喜歡將派出所喚作“老派”。哪個小孩調皮搗蛋，人們就會說“奈伊捉到老派里廂去關幾天。”因此，我們只要聽到大人講：“老派里廂來人了，”腳骨就會發抖。“老派”不僅是派出所的簡稱，也是警察的代名詞。 順便說一句，稱派出所為“老派”，似乎還可以理解。但讓我直到如今還搞不懂的是，雖然從市級機關的派出機構序列上來說，各區有公安分局、工商分局、稅務分局等等，但長期以來，只要你說一句“我是分局的”，別人馬上就明白他是警察，絕對不會把你誤認為是工商分局或者稅務分局什么的。尤其是那些企圖做壞事，或者圖謀不軌的人，你只要對他喝道：“我是分局的，”他立馬“心領神會”，知道站在自己面前的是一個“老派”，也就不敢輕舉妄動了。 真的，很靈的。“我是分局的”這句話，幾乎就等于說我是警察，這其中究竟隱含著什么樣的社會心理，還是一個蠻值得研究上海風俗的學者關注一下的有趣語言現象。當然，如果你不是一個警察，就千萬不要在大庭廣眾隨便說：“我是分局的，”否則一不小心就觸犯了“冒充人民警察”的法律啦！ 七十年代初期，正是文革的鼎盛時期，在砸爛“公檢法”的浪潮中，老郭被下放到上海熱處理廠接受“勞動改造”。以后隨著我家的搬離，也就不知道老郭的情況了。只是后來聽老鄰居說，文革結束后，老郭提前退休，被其從農場返滬的小兒子頂替進楊浦公安分局工作。也不知這個老郭警察現在是否還健在，他是我在日常生活中第一個零距離接觸的警察。 第二位警察叫莫文杰，他是我父母的同輩人。聽母親說，莫文杰和其父母早年居住在南市區的王家嘴角街時，和我外婆、外公是關系很好的老鄰居，與我外婆、外公、母親很熟。后來他到楊浦公安分局當了一名警察，而我家居住在楊浦區，也就免不了和他產生一些聯系。父母經常和我說，莫文杰對他們很關心，他們在生活中遇到什么難題，也時常會向他討教，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有困難找警察。父母時常感念：“小莫這個警察，真正是人民警察為人民。” 曾經在父母家見過莫文杰幾次，那時我還小，好像也沒和他說過什么話。印象中的莫文杰是個斯文儒雅的中年人，從外表上看根本就看不出是個警察。可是，當他穿上威嚴的警服，騎著自行車到轄區里巡查時，那些調皮搗蛋的小流氓，見到他個個都拔腳開溜，唯恐被“莫老派”盯住后被訓上幾句。而周圍的阿姨爺叔見到他，就像見到自家的親人般一個勁兒地小莫長、小莫短的，他總是笑呵呵地聽著他們敘述，為他們解憂排難。后來聽說他當領導了，擔任過好幾個派出所的所長，在工作中屢創佳績。這個“馬天民”式的好民警，為轄區的一方平安，做出了一個老公安的貢獻。如今的莫文杰，早已退休在家，安享晚年。 第三位警察叫章承煜，曾經擔任過楊浦公安分局五角場派出所所長和大橋警署署長。巧的是，莫文杰是章承煜在五角場派出所時的前任，章承煜到五角場派出所當所長時，接的正是莫文杰的班。說起章承煜這個警察，只要是在長白地區居住過、年齡在四五十歲左右的中年人，對他都不會陌生。七十年代中期，他從外地插隊落戶回到上海后，成為了長白派出所的一名普通的戶籍警。由于他年紀輕，個子小，干勁足，所以居民群眾都稱他“小章”。 當我還在中學讀書時，小章已是我們學校的校外輔導員了，老師經常把他請到學校里來給我們“訓話”。學校中的那些不良少年，只要聽說“老派”里的小章來了，馬上就會規矩起來。而在我的青春記憶里，與小章有關的有這么兩件事印象特別深刻。一是，抓吃香煙的人。當年，青少年抽煙是一種被視作必須“嚴打”的惡習，學校里是不允許學生抽煙的，如果哪個學生抽煙，一旦被老師發現，那就是一起性質嚴重的違紀事件。盡管如此，還是有學生偷偷地抽煙。于是，學校就時常請小章這個校外輔導員出場來嚇唬那些抽煙的學生。他們一聽說“老派”來學校抓“壞人”了，頓時嚇得屁滾尿流，把香煙一扔，逃之夭夭。二是，組織校外巡邏隊。小章成為長白地區安圖中學、圖們中學的校外輔導員后，便把這兩所學校的學生組織起來，利用課余時間在轄區內進行治安巡邏。他像個孩子王一樣，經常率領我們穿行在大街小巷。其實，我們這些“兒童團”并不清楚巡邏是為了保一方平安這個大道理的，只是覺得屁顛顛地跟在“老派”的人后面逛馬路，雄赳赳氣昂昂地太好玩了。以后，隨著我走上工作崗位，和小章也就沒有了聯系。 想不到，數十年后，我居然會和小章成為“同一條戰壕里的戰友”。不過此時的小章，已經是一個管理幾十名警察的章所長了。那年，我看到一份楊浦區五角場派出所攜手五角場地區駐軍，開展軍警民聯合治安巡邏，并得到公安部領導批示表揚的簡報后，當即來到五角場派出所采訪。沒想到，這個先進經驗的創造者竟然是當年的小章。當我和章所長在“老派”里廂重逢時，彼此緊握雙手，連連感嘆：“有緣分，有緣分，想不到你也當警察了，我們又‘混’在一起了！” 一個“混”字，道盡了我們之間的情深意長、歲月嬗變。這里還有個插曲，采訪結束時，章所長讓派出所內勤鄔建平帶我到食堂去就餐時，我和鄔建平左看右看，總覺得彼此很面熟，細細一問，原來我們竟是1976年4月8日上午乘坐同一艘雙體客輪，前往崇明島躍進農場且一起分配在農機連的兄弟。 正是太巧了，又是一份情緣啊！文筆不錯的建平兄，以后陸續給我寫了不少接地氣，反映基層民警心聲的稿子，我在“警務札記”欄目編發后，受到了廣大一線民警的歡迎。 今年春節前夕，我意外地在黃浦區盧工郵幣市場偶遇章承煜。他笑哈哈地說：“我已經退休好幾年了，現在業余時間玩玩郵幣卡，為晚年生活增添樂趣。”握著他的手，我不禁暗暗感嘆：雖說廉頗老矣，但他的嗓音依然宏亮，他身上那股警察的精氣神依然還令人蕩氣回腸。讓我情不自禁想起，我撰寫的那篇記述偵破震驚全國的魏廣秀“敲頭案”的長篇報告文學《神秘的敲頭幽靈》中的章承煜“形象”。發生在1997年的那起系列“敲頭案”，時任五角場派出所所長的章承煜，他的一個“布置”，為案件的偵破起到了重要作用。 “敲頭案”接連發生后不久，在共青森林公園又發生了一起襲擊一對來公園游玩的老人的慘案。當晚，楊浦公安分局領導立即在全區范圍內布置落實控贓工作。晚上9時，章承煜所長從分局開完會后，回到所內立即召開全體民警會議，再次落實在轄區內對控贓范圍內的金銀飾品修補行業進行查漏補缺。 4月15日上午，民警曹學軍來到朝陽百貨商場金銀飾品柜臺了解情況。修理工莊某告知曹學軍，一個小時前有人來此修理過“明月”兩字的雞心掛件。他立即回所將這一重要情況向章承煜所長匯報。 經深入了解，此人系一外地民工模樣的男子，剽悍強壯，操一口并不純正的普通話，身著紫紅色茄克衫，且不止一次來此修理、重鑄金銀飾品。這一消息，猶如晴天驚雷，迅速反饋到市局專案組，神筆張欣立即繪出犯罪嫌疑人的模擬像。當晚，專案組偵查員通過技術手段，終于從5個可疑的窩點中確定淞南鎮華浜二村某號202室為犯罪嫌疑人魏廣秀的落腳點。一支由時任市公安局刑偵總隊重案支隊支隊長劉道銘率領的特別行動隊直撲淞南，一舉將魏廣秀擒獲。 歲月荏苒。日前，當年安圖中學、圖們中學校外巡邏隊“兒童團”的幾個兄弟和“小章”重逢時，回憶起魏廣秀“敲頭案”的偵破和中學時代跟著他走街串巷參加治安巡邏時的如煙往事，時光仿佛又回到了那個激情燃燒的歲月。 感念如上所述的三位老警察，總讓我心潮澎湃。在我們國家“警察”這兩個字前面是有前綴的，叫人民警察。面對老郭、莫文杰、章承煜這三位為人民鞠躬盡瘁了一輩子的警察，當我“一不小心”也成為“業內人士”后，不僅是夢中的那份情緣，更是讓我讀懂了“人民警察”這四個字背后的酸甜苦辣。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人民警察肩負著維護一方平安的重任，默默奉獻著鮮血和生命，人民警察永遠是改革開放的守護神。老郭、莫文杰、章承煜都是令我尊敬的前輩。 至此于紀念改革開放四十周年之際，我向三位公安前輩，致以崇高的敬禮。
作者簡介：劉翔，全國公安文聯會員，上海市作家協會會員，供職上海市公安局政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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