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究竟是誰建造的？

由于人們對三星堆文化的分期不熟悉，對其青銅技術源流和時間存在普遍誤解，加上西南少數族群特別復雜多樣，猶如一團亂麻。因此三星堆文化的創造者族系問題，至今仍未有準確說法。這里從族系和青銅技術源流做一個推測，如下：

三星堆的分期和文化溝通線

三星堆實際上包括三個文化，共分為四期：一期是寶敦文化，屬于新時期時代；二期年代在夏朝至商朝初期（公元前2100-前1600年）；三期對應商朝中后期和晚期（公元前1600-前1200年），以青銅器聞名于世；四期是十二橋文化，以古建筑遺跡為主（西周至春秋時期，公元前12世紀至前6世紀）。這三個文化（四個分期）的文物風格大不相同，為鎖定各個時期的族系，提供了線索。

整個三星堆文明還存在著幾條「文化溝通線」，對其各個時期的族系和文化有深刻影響，即：一是漢中地區，通過漢中而與關隴古代文明交流；二是岷山羌藏地區，與山地游牧文化有交通；三是東面的巴濮地區，與長江中游相溝通；四是西南方向的橫斷山區河谷交通線；五是南面的僰道，與西南夷交流。

夏之前的三星堆族系

按照考古研究，三星堆一期的寶敦石器文化是相對獨立的，它對應著一個史前時代族群。

文獻線索則始于黃帝時期，根據《史記·五帝本紀》和《國語·晉語》，黃帝部族勝利后，“賜姓十四子”，實行了初步分封，但今天已經很難弄清這14個封邦的具體名字了。其后五代子孫也繼續分封，到夏時已經很難計數。

具體的分封情況，可能分為兩種，一種是派出子孫及部族人口去領有和統治一些族群，命名特征是“有*氏”，如有虞氏、有苗氏、有窮氏、有仍氏、有熊氏、有緡氏等（有字代表王系）；另一種可能是王轄的封邦，如《夏本紀》明確記載的斟尋氏、彤城氏、襃氏、費氏、杞氏、繒氏、辛氏、冥氏、斟戈氏等。除此之外，在古籍里還可以看到其他邦氏的名字，如三星堆一帶的蜀山氏，良渚一帶的成鳩氏、防風氏等，可以認為，這種就屬于原來已經存在，只是名義上臣服的土著族群。因此，蜀山氏就是成都平原的最早族群，可以稱之為古蜀人。

所以，可以認為黃帝對成都平原的土著族群有所了解，但并未正式統治，他僅僅只是娶了蜀山氏之女，并生下昌意、顓頊。《華陽國志》認為，顓頊才開始分封蜀地，「封其支庶為侯伯之國」。也就是說，從顓頊帝開始，古蜀人與中原人發生文化交流。按照五帝世系計算，顓頊為夏禹之前四代，25年一代，即比夏朝早100年，即公元前2170年左右。這正好是三星堆一期和二期的過渡期間（碳十四測定）。

《史記·五帝本紀》：嫘祖為黃帝正妃，生二子，……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陽，高陽有圣德焉。”

《華陽國志·蜀志》：至黃帝，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陽，是為帝顓頊；封其支庶于蜀，世為侯伯。

按照《太平御覽》引《蜀王本紀》“從開明已上至蠶叢,凡四千歲”，可以看到，這個族群生活在成都平原已經太久了。具體有多久呢？根據《華陽國志》，開明為第五代蜀王，而第一代蜀王是在“周失綱紀”時始稱王的，那就是平王東遷，年代約為公元前770年。往下追加五代為125年，即公元前645年為開明時代。那么，開明之前4000歲，即為公元前4645年。

公元前4000-5000年，已經有很廣泛的石器文化分布了。分子人類學家應該可以給出古蜀人的父系單倍群類型。

夏代的三星堆族系

由上述分析可以得知，三星堆二期是受到黃帝部族的影響而形成的，時間約在夏朝建立前的公元前2170年左右，因此與原來的寶敦文化有了比較大的差異。

從夏代開始，文獻終于有了更多線索。《史記·夏本紀》明確羅列了12個正式封邦，其中襃氏被多數專家考證為位于漢中地區，從而與三星堆有了交通可能性。除此之外，古籍所見的夏代之前的“有”字系封邦有苗氏，也開始與漢中、羌藏一帶發生聯系。因為按照《尚書》記載，顓頊、堯舜禹都征伐過三苗，并“遷三苗于三危”，又戰三苗于荊襄。《后漢書·西羌傳》又說“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及舜流四兇,徒三危,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可見，有苗氏很可能在夏朝前的一百年里被遷徙到漢中、羌藏地區一部分，成為羌人

因此，夏人宗邦襃氏，夏之前的族群有苗氏，都可能在漢中、羌藏地區影響成都平原。

三、商代三星堆族系

但根據考古資料，三星堆二期也沒有特別發達的東西。也就說，整個夏朝，雖然不斷地有新鮮血液輸入，蜀地卻沒有孕育出特別繁榮的技術文明。這當然首先是因為夏朝的青銅文明本身也不是很發達。

真正的改變，可能始于夏朝滅亡。《尚書》記載“成湯放桀于南巢”。同時，眾多夏人宗邦也可能被驅逐了。例如，根據后世《晉書·載記》，氐人符洪為“有扈氏之苗裔”。有扈氏是《夏本紀》明確記載的夏人同宗，曾因為爭奪帝位而被夏啟討伐（即甘誓）。殷人建國后，當然有可能將夏人驅逐到遠處，按晉書的說法，很可能就是青川藏地區，成為后來的氐族。另外，《晉書·載記》也說到羌人姚弋仲是“有虞氏之苗裔”，有虞氏是黃帝集團的封邦，也有可能被驅逐到這里了，成為羌族的另一支系。這就是為什么甲骨文不斷地出現羌人犧牲的原因：他們與殷人一直就是仇家。

這場驅逐可能規模甚大，帶來了更多的交流。另一方面，荊襄到川東地區，可能在商代出現了百濮的擴散。于是形成合力，文明突然得到推動，就形成了諸如后世的昔阝、庸、麇這類方國，再加上來自夏人的技術，就足以成為一個自給自足的青銅文明體系。例如，昔阝地曾發現過商代早期青銅器（湖北鄖縣），麇地發現“錫穴”（今安城銅礦），都足以證明。

因此，三星堆文明鼎盛期的族群是多元的，以古蜀人為主體、夏人為領袖、羌氐先民和濮人為輔助。

最后

三星堆青銅器在技術上的特征是鉛含量較高，硬度不強，不利于實用；其鑄造工藝則與殷商一致；其藝術題材，明顯以古蜀文化為主，如「縱目人」，有浩瀚而虛誕的想象力。其個別形制，又可能受到域外的影響，如權杖、日輪盤，更可能是橫斷山區河谷進來的印度-西亞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