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姚鼐：這位清代桐城派大佬，他晚年在干嘛，又有著怎樣的心事？

人在生活中體察人事有一個視角問題。視角的擇取導致偏見的形成。而偏見擴大的結果，就是形成西方心理學或新聞傳播學中所謂的'stereotype',中文翻譯為“刻板印象”。它的主要意思是說人們的認知，是無法全知的，因為材料的有限，對某些人事往往有先入為主，形成概括性、普遍性、固定性的看法，而忽視個體差異。

我們在生活中，有太多的誤解，推而遠之，在公共領域里，存在有太多的爭執，往往就源于這種刻板化印象。我們所指責的、所堅持不讓的“這樣”、“那樣”，往往就已經失其本真。

我自能讀的幾本書以來，素不喜桐城文章，也不喜歡桐城人物。對方苞、劉大魁、姚鼐這些開山祖師都簡直可以用嗤之以鼻來形容，更別說那些等而下之的嘍羅末流了。

印象中桐城文章陳腐無味，桐城人物頭巾氣十足，古板方正迂腐騰騰，唯一感覺有個性神靈活現的像方東樹，又近乎攘臂叫囂無理取鬧，那種固執蠻橫的性格讓人喜歡不起來。又向來有一個看法，以為中國文章，墻基始敗壞于唐宋八家，至極于桐城文派，已被摧毀的面目全非，凌壞殆盡。看昭明文選一路下來，中國漢字的排列組合是何等高粹華美，到了韓柳蘇歐，已經是強弓之弩力不從心，進而為《望溪先生文集》諸作，已然尸居余氣形神分離。

因為文章一旦成為載道的工具，義理的附庸，“文學”得以成為文學的“文學性”（literariness）被抽離，文章的美感也會隨著流失，詩性的語言特征也悄然隱沒。記得若干年前，讀張舜徽先生《壯議軒日記》，看到張公屢屢勸人從桐城派入手學古典文章，斯人也有斯論，簡直匪夷所思，多次與友人談起此事，訾笑此老固絕頂聰明橫絕一世，有時候也不免腦袋生銹了。

平日里翻讀清人文集，也基本跳開桐城諸公，避之若浼，可見厭薄之深。

前幾天逛圖書館，發現新進了一本《惜抱軒尺牘》，北師大2013年出版，這是此前未經眼的，見獵心喜，遂攜以歸，認真翻閱，生發了很多意外的感想。

這批書信是姚氏與親友、弟子等書信的集結。這批書信總有數百封之多，姚氏生前并無意編輯出版，是其弟子陳用光出于對老師的尊敬和愛戴，不斷有意地搜集、訪求和整理，終在道光二年（公元1822）姚鼐去世八年后輯錄成書，并付諸剞劂。

沒有材料和信息可以透露姚鼐本人是否知道或預見這批信件會在身后被公布出版。總體上，就文字和內容而言，這批書信是非常私人化的產物，面對的對象又是“與親故者，亦兼及家人瑣瑣事”（梅曾亮序），幾無所避忌，寫的非常率性、坦誠，輕松，絕少矯偽，文字所襯托的內心世界是非常坦白的。涉及的內容又非常的廣泛，庭闈瑣屑，講學論文，臧否人物，以至于竹頭木屑馬勃牛溲種種瑣事、種種心事無不托諸于信札，實為其言為心聲的托寄。

這批信件可以說是姚氏暮年的“心影錄”，學術觀點也是其“晚年定論”，可覘其一生立身出處行止歸依，更可瞥一代學術沉浮起降之端倪。

就我個人而言，閱讀這批書信，最大的收獲在于“重新發現姚鼐”。

通過這些書信所構建的姚鼐形象，與我印象中的完全不同，可說對之前“刻板化”的姚鼐形象造成某種程度的消解甚至是顛覆性。在我之前的視閾中，姚鼐只是一個編纂了一部張揚古文傳統選本的“衛道者”，一個完善并實踐桐城文派理論的“半吊子文論家”，腦海中自然呈現出的是一個典型的明清之際理學家形象，固執、陳腐、識少見卑、方正古板、虛偽矯飾、言語無味面目可憎，讓人喜歡不起來。書信里透漏的姚鼐，實際上并非如此。

講性格，他自然還是固執的，但那種固執其實是君子有所不為的堅持，對信仰、原則的一種護惜，實際上他為人非常溫和寬容，古道熱腸，樂于聽取不同意見，平居樂易，不孤僻狷介，也絲毫沒有通常道學傳中人崖岸自高的習氣，也不會動輒揮動道德大棒；論精神氣質，他不是那種風流自賞放浪形骸“才子型”性情，更多是一種謹言慎行中庸正大的學者氣象，也像典型的古代士紳那樣，致仕歸田后，“毅然以鄉先達自居，勉之以修己之學，濟物之功”（梁章鉅《歸田瑣記·鄭蘇年師》），但為人不是嚴苛呆板的，實際上非常和易通達，隨遇順生，平和隱忍，有理想，有信仰，但絕對不會給自己或他人設置什么準繩，友人袁枚、程晉芳那樣的疏狂不羈蕩檢逾閑，他有時也會盡朋友之責略為規勸，但更多是表現出一種理解和包容。

對待兒女，也不一味板起臉孔，而能平心靜氣從容商量。在他的書信里，我們絕少看到對人對事意必固我式的求全責備，偶有指摘，也基本限制在學術觀點上不做人身攻擊；他一生以“師道”自居，不因循茍簡，自信自身所持守的理念是超拔而永恒的，但并不因此始終端著架子，日移月磨成一偽君子，他實際是非常坦誠直率的，直面自己的困惑，指責當時學術于道的偏移，有惋惜有希冀但不憤世嫉俗，是大君子式的雍容謙和；摘下有色的眼鏡，認真看他所寫下的文字，實際上他的文章也極好，衡之有清一代，完全可躋身一流作手之列，只是表現出和汪中袁枚洪亮吉張惠言等人不一樣的風格儀范，實際上，他自己對此也很自信，深信”文章必傳”，在后半生默默耕耘著.........

這樣的一份圖譜和勾勒，雖然簡單不全面，但大體就是書信里所展示出的晚年姚鼐形象。這是一個可愛的老頭，讓人親近，也讓人敬畏，溫和，嫻雅，熱情，謙虛，決斷，有毅力，有堅持，有原則，有信仰，有自信，“雖千萬人吾往歟”，與此同時，內心又非常清高敏感，始終不忘小心翼翼地維護著自己的那份體面和尊嚴感，有時不免有點忸怩。

從現代心理學上看，實際上表現出一種“領袖型人格”（Leader）特征：有著巨大的人格魅力，容易讓人親近又使人不忘保持一份至高的敬意。桐城文派，向來祖述“三祖”：方苞、劉大櫆、姚鼐，承前啟后發揚光大的中樞和核心人物實際上是姚氏。是姚鼐籠聚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師友，進而推波助瀾，將桐城文這樣一種實際上是地方性小圈子相互影響、家學祖述性質的文學風格和理念紹介至全國。

而姚鼐生前，并非朱筠阮元類的高官顯貴，亦非錢大昕紀昀那樣的學術領袖，不過一人事組織、司法部門中層官僚、地方書院講師，在其身后，其理念卻風行百年，以其為中心形成一影響深遠的門派，在漢學成為壓倒性的時代文化學術思潮中，蔚然成軍隱若敵國，除開其本身主張的歷史合理性之外，不能忽視姚鼐本人的人格魅力所起的巨大作用。

讀其門生陳用光、梅曾亮、管同、劉開、姚瑩等人真摯深情的追述、回憶文章，都不難深切地感受到這一點。

書信有數百封。其中除了一則“與劉海峰先生”（劉海峰即劉大櫆）是姚氏宦游京師時所發，其余均是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姚鼐辭官以后陸續寫就。

辭官時，姚鼐四十四歲，按古人說法，是近天命之年。在那一年，他帶著無奈和落寞決然遠離政治、文化中心，蟄居故里，余生40年為謀求衣食、裁成人材常年奔走于安徽歙縣、安慶、江蘇揚州、南京等各地方書院主講，最后歿于南京鐘山書院。姚鼐的一生，論經歷可謂平淡無奇，波瀾不驚，無非做官講學，其行藏用舍，像乾嘉時代學者所普遍選擇的那樣，前期志在兼濟天下，此望不遂，退而講學庠序，著書立說，以求立言不朽。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對姚鼐來說，是其生命中的關鍵點。那一年，按他自己的說法，是“以疾請歸”（《古文辭類纂序目》），明眼人一看即知是個托辭。以彊仕之年黯然隱退，實際上有諸般無奈。做此重大的人生抉擇，意味著從此改弦更張重尋人生的路徑，姚氏當時內心也一定充滿掙扎。姚氏當時及以后都沒有提及當時心境，但從有限的材料中，我們也不難找尋出蛛絲馬跡，還原一些當時姚鼐的真實境況。

姚鼐辭官時四十五歲，清朝制度，文官六十歲令致仕，留給姚氏的仕進時間只有十五年，而那時，姚鼐不過是刑部廣東司郎中，后充四庫館纂修官，不過五品中層官僚，投閑置散的文學侍從之職，若非當道有力者的強援，可以想見余生只能在宦海中上下沉浮。在姚瑩所作的行狀中，這樣寫道，“文正公以御史薦，以記名矣，未授而公薨。先生乃決意去，遂乞養歸里” （《朝議大夫刑部郎中加四品銜從祖惜抱先生行狀》），“文正公”即劉統勛，是當時實際上的宰相，位高權重。

姚氏受此頓挫，不免沮索，可能自覺在事功上難有作為，大概還有天意如此的宿命感和幻化感，因而直接促成了他掛冠歸去的舉動。

但這也只是直接而表面的觸因。實際上，姚鼐居京師時，在學術思想上也難找到同道，心情是郁郁寡歡的。當時的京師，云集著一批漢學大師，講求實學，文字考訂、文獻整理、經史考據儼然成為學術主潮，而姚鼐遵奉程朱，維護義理之學，在當時的主流學術圈，實際上難得合志同方之友，也屬于聊備一格的小人物，自然不免郁郁寡歡。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年初，四庫館草創，姚鼐亦因薦入局。此際四庫館臣，隱然以紀昀、戴震、錢大昕等漢學大師為中心（周積明《文化視野下的四庫全書總目》），姚鼐廁居其中，比較受輕視，實際上和他們雅不相能。在姚瑩的《行狀》中，曾明白地提及此中景況：“纂修者競尚新奇， 厭薄宋元以來儒者， 以為空疏 ，掊擊訕笑之，不遺馀力 。先生往復辨論， 諸公雖無以難， 而莫能助也 。將歸 ，大興翁覃溪學士為敘送之， 亦知先生不再出矣， 臨行乞言， 先生曰：諸君皆欲讀人未見之書 某則愿讀人所常見書耳 ”。

若干年后，在與朋友的書信中，偶然提及，姚氏依然若有恨聲，近乎謾罵：“去秋始得《四庫全書書目》一部，閱之，其持論大不公平。鼐在京時，尚未見紀曉嵐猖獗如此之甚，今觀此，則略無忌憚矣。豈不為世道憂邪？鼐老矣，望海內諸賢，尚能捄其敝也”，（卷三：與胡雒君）在姚氏的晚年書信中，這幾乎是其唯一的一次失態。可見其銜恨之深，與當時受到的精神刺激之大。

姚鼐晚年的選擇，從官場急流勇退，轉而立志于文學與學術著述，不能不說在深層次與受到此種精神刺激有關.倘若不是這樣，便很難解釋姚氏此后半生的諸多舉動、諸多主張，乃至心理狀態。

這其實也是考察乾嘉時代陷入漢宋之爭旋渦的學人的一個有力視角和向度。實際上所謂漢宋之爭，并不涇渭分明，往往學人之間相互影響相互推動，在互相爭論乃至互相刺激中發展，即使具體到某個體學者，其身上是漢學是宋學的歸屬其實也并不分明，那種對壘明確、截然兩分的描繪泰半出自后世的擬設。姚鼐也是如此。

姚鼐的晚年，籠統概括地講，其實只集中做了兩件事，一是著書立說；二是裁成人才。

而二者又是互為表里的，最終目的又歸為姚氏一生之宗旨：溝通漢宋，發揚義理。按姚氏自己的說法，“國家方盛， 時書籍之富， 遠軼前代， 而先儒洛閩以來， 義理之學 ，尤為維持世道人心之大 ，不可誣也。 顧學不博不可以述古， 言無文不足以行遠， 世之孤生 徒抱俗儒講說 ，舉漢唐以來傳注屏棄不觀， 斯固可厭。 陋而矯之者， 乃專以考訂訓詁制度為實學 ，于身心性命之說， 則斥為空疏無據， 其文章之士 ，又喜逞才氣， 放蔑禮法， 以講學為迂拙 ，是皆不免于偏蔽， 思所以正之 ，則必破門戶 ，敦實踐， 倡明道義 ，維持雅正” ，姚氏是對現狀不滿，思以矯之。

為此，姚鼐晚年勤于著述，投注極大的心力陸續寫成《九經說》十九卷、《三傳補注》三卷、“以通義理考據之郵”，實際上，這兩本著作，姚鼐也是擇取了漢學考據的方法論，力圖以此為手段推導出新的義理見解，不能不說，這兩部得意之作，是姚氏包容漢宋的學術企圖的展現，也是漢學氛圍下受刺激、求得時人接受的產物。

而晚歲四十年萍蹤漂浮，輾轉書院，汲引才俊如恐不及，一方面是為衣食謀，另一方面則是有得英才教之培養讀書種子傳承自身理念的深層用意。早在乾隆三十七年，姚鼐還在京師，就曾致書劉大魁，表示謹守家法的決心，并希冀有“英異之才”與他同行，（王達敏《論姚鼐與四庫館內漢宋之爭》）可以說，培養人才，傳之其人，是姚鼐一生所垂注的。

姚鼐晚年，除了因轉任主講的書院偶爾在江浙皖省間奔波外，基本上過著一種閑適安雅、平靜祥和的生活。

從現有的材料中按查，乾隆三十九年那年，姚鼐選擇退隱時，其時父親已經去世近十年，家中有一年邁的母親，原妻子已逝，續妾尚在，還有三女二子（后納側室梁氏，并生一子）。比照當時人的家庭，家累其實并不算重荷。清朝制度慣例，官員退休可領半俸，姚氏桐城老家又累積有田產可得租賃收入，常年主講的都是名書院，待遇較為優渥，在南京鐘山書院時姚鼐自己說是每月50兩銀子（《與馬雨耕》），單單此項實際已相當一縣長官的收入（張仲禮《中國士紳的收入》），又有修志等額外進項，所以晚年的姚鼐在經濟上不至于陷入困頓，使其有寬綽嫻雅的心境從事讀書著述的事業之中。

在晚年的這些書信之中，姚氏也少提及經濟上的困擾，種種跡象表明還是寬裕有余的。晚年兒女陸續婚娶，開支漸大，族里親戚又時常需予賑濟，書信中始出現一些籌謀劃策為錢發愁的談論（《與四妹》、《與師古兒》），但大抵還在能力范圍之內，此時還有多處出現買地置產的文字（《與馬雨耕》）。

同時期的許多的學人，諸如程晉芳、汪中、洪亮吉、黃仲則等等，往往因不善治生產導致經濟困頓，而姚氏則差能免于此擾，從書信中一二線索也可表明，姚氏大概是頗能勤儉持家流量入為出精打細算的，以至能免于饑寒凍餒，乞食權門，雖然為子孫所累垂老之年仍然奔波辛苦，但還是能因此保持著一份精神和人格上的獨立姿態。

后來，姚氏又有幼兒及孫子三人漸漸長成，姚鼐對此幼子和孫兒大概頗為偏愛，諸如“攜雉兒及復孫來書院聊伴岑寂”、“今歲有一小孫，讀經于此，吾自課之”（《與陳碩士》）類似的字眼多次在書信中出現，頗得含飴弄孫之樂。種種和樂安適，使得老人的書信中較少出現一般文人學者文字中照例多有的傷春哀秋、哭窮嘆老。姚氏享年八十五歲，在古人中已經是特出的高壽，不能不說與其這樣較為舒暢的境遇息息相關。

實際上，乾嘉時期與姚鼐生活經歷、條件、性情相近的學人也普遍高壽，論終年段玉裁八十歲、王鳴盛七十六歲、錢大昕七十六歲、趙翼八十七歲、王念孫八十九歲，紀曉嵐八十一歲，都是顯例，比之戴震、閻若璩、汪中等人困頓短命，實在不能不說蒼天待之也厚，莊子所謂“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乾嘉學人這種罕見的群體性高壽，對促進其時學術之繁榮，委實功莫大焉。

生老病死，人生四苦。晚年的姚鼐同樣要面對這樣的頹唐人生。

姚鼐年輕時，據他后輩族親姚瑩說，是“體弱多病”，大概像古代多數常年從事腦力活動而少運動健身的讀書人那樣，身體是比較羸弱的。而從晚年的書信中看來，已臻高齡的姚鼐身體狀況基本是比較良好的，幾乎沒有出現大的病癥。

只是多次提及經常性的“疝氣”發作，“吾近疝氣亦小為患”（《與師古兒》）、“我在此平安，疝氣不能大癒，卻亦不為大患害”（《與四妹》）、“疝氣間發”，然不甚也”（《與張兼士》），類似這樣的字眼在晚年書信中頻繁出現。從現代醫學看來，疝氣實際上是一種腸胃病，老年患者易出現尿頻、尿急、夜尿增多等膀胱或前列腺疾病，是一種慢性常見病癥。

在給弟子陳用甫的信件中，姚鼐多次清楚地說是“近苦脾泄，間止間作”、“鼐患脾疾，久不得癒”、鼐時患肚腹不寧，亦時作止，不至困臥耳”（《與陳碩士》），所謂脾泄，通俗地講，就是腸胃不適拉肚子，這是一種讓人非常尷尬而乏體面的間隙性病癥。晚年的姚鼐大概頗為此所苦，所以屢屢告訴于親友，但也能坦然對待，并不因此特別急躁煩惱，每每訴說完也都輕松補說沒什么大問題。對一個老人來講，這也確實不算什么大病。可以說，他的身體，總體是甚為良好的。

而從書信中，可以推究，姚鼐的健康與高壽，除了境況差好、性情和緩之外，大概也和他良好的起居作息、飲食習慣有關。姚鼐一生捍衛程朱理學頗為用力，晚歲卻開始篤信佛教，深究佛學，在給親近的門生陳用甫的信件中，明確寫道，“老年惟耽愛釋氏之學，今悉戒肉食矣，石士聞之，毋乃笑其過邪，然其聞頗有見處，俟相見詳告耳”（《與陳碩士》），對袁枚生平詆佛，給予毫不客氣的批評，認為“我輩所當鑒以自警也”（《與馬雨耕》）。對于宗教的探究和身體力行，實際上對于其身體的康健也帶來了莫大的好處。晚年的姚鼐變得更加平和通達，“老夫尚能方便遣情”、“既而思此亦人理之常，死生大事亦如此耳”（《與馬雨耕》）等等散見的語句，顯然來自佛教的體悟，與程朱理學的論調大相徑庭；他飲食上基本上不再肉食，“鼐已全戒食魚肉，然此等亦只是滯名著相中事，若言了當大事，則全未耳”、“常飯亦較舊少淺”（《與馬雨耕》）；他經常性的打坐收束精神，“近略靜坐”（《與馬雨耕》）。

恬和寡欲的心境、清淡克制的飲食、收束身心的靜養，對一個老人來說，實在是葆持身體康健的良方。姚鼐一生作為程朱理學的擁躉，晚年轉而同樣遵奉佛教，實在是一個有趣的現象，對于我們探究此時之士人心態，不失為一個有效的路口。

說到底，宋明理學終究只是一門修身克己的功夫，對于生命之真切意蘊、人生之終極關懷，著墨不多，偶有論及也不免膚淺，對于老年的姚鼐來說，生命已經逐漸走到盡頭，一生之所歷電光火石恍然黃粱一夢，佛教所揭示的種種大概給客居異鄉的暮年姚鼐帶來不少的安慰和欣喜吧。

姚鼐的晚年，最高興的，莫過于兩件事情。

一件是他埋頭寫作的兩本著作終于在生前寫成了，在他心中，對于這兩部著作，他有著足夠的自信，他是毫不懷疑能夠藏諸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的。這就是他念茲在茲的《九經說》十九卷、《三傳補注》三卷。晚歲幾十年，他其實投入了極大的心力，在寫作這兩本書籍，后來使其名聲大燥的《古文辭類纂》反不甚措意，晚年書信中較少談論，只在一二回復后輩的書信中泛泛提及取讀“可知門徑”。

對一個有壯志的學者來說，明顯地更在意個人著述，這才是最值得珍重的名山事業。而且早年在京師入局四庫館時，漢學大師們的輕視和壓力大概給予了姚鼐極大的心理創傷，當年致書戴震乞列門墻被拒、紀昀等人公然輕視的屈辱感大概還無法消去（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那種“影響之焦慮”（Harold Bloom,“The Anxiety of Influence”）始終與影隨行，促使和激勵著他不斷地在漢學上做積累，希圖在以程朱義理為中心主體的前提下，運用考據之方法，做出獨樹一幟的經學解釋，既能被主流學術界所接受，能又成就他溝通漢宋、敉平爭論，“破門戶偏黨之見”（《與王懷祖》）的學術抱負，成一家之言，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于后.

在晚年的書信中，他不斷提及這兩部得意之作，不惜自我表襮三復斯言，言語中滿含自負和喜色。“《九經說》與《三傳補注》則先后刻成，此蓋為可喜”（《與胡雒君》）、“前所寄《經說》.........每于一經內，有一二條的論，自當為后之專治一經者所采用。姑存此書，以待其人耳。”（《與陳碩士》）、“吾《九經說》補刻成，今寄汝二部，嶺南或遇一真讀書人，可與之”、“如吾《九經說》內所載三條，則義精而詞備矣”、“如吾《九經說》所載乃佳，此非數年之功不能”（《與石甫侄孫》），類此自伐自矜的辭句書信中幾難盡舉。

與成書生前的欣悅相當的另一件喜事，大概是晚年裁成了一批能繼承其志傳其薪火的門生弟子、學問與精神上的接班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姚鼐受邀主講南京鐘山書院，其后不久繼錢大昕之后接任山長，在此期間，姚鼐陸續發現陳用光并后來著名的“姚門四杰”中的梅曾亮、管同、劉開、方東樹等人，對于引導、推介這批青年才俊，姚氏可謂不竭余力，晚年書信中有大半是與這些學生魚書雁信談論交流的產物，更有一批書信姚鼐拉下身段致書已多年不同音訊的當朝與學界有力人物，目的只是為了引薦自己的這些學生（《與朱石君》、《與王懷祖》等），逢人說項樂當人梯的拳拳真心讓人感動。

實際上，也正是弟子不辱師門，在以后的乾道咸年間紛紛成為文化界的風云人物，安其學而親其師，雖離師輔而不反，推闡師說不遺余力，風從云合，從而使得桐城文派隱然成為此后近百年文學中樞力量。嘉慶十五年（1810年），姚鼐八十歲，門生弟子紛紛給其拜壽，書寫文章誠摯地稱頌這位老師一生的學問成就，乃至感人的德業（梅曾亮《柏枧山房詩文集》），當此際時，老人徘徊于老家桐城惜抱軒內，沉吟于亭亭如蓋的銀杏樹邊，內心一定是充溢著欣慰和滿足的。暮年光景，小軒南浦，平生萬事，功名塵土，最讓其感念的，大概就是這種真摯而深切的人間情愫的守望相系吧。

倘若駛往乾嘉時候的地鐵已經開通，我很想去拜訪這位老人。凡是老人我都喜歡。何況是這樣可愛可敬的老頭。

匆筆，閑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