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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演義》雖然突出了諸葛亮一生性格、品德、功業等的積極方面，但又把它無限夸大，把他描寫成智慧的化身、忠貞的代表，并將其神化成了半人半神的超人形象。 1、事無巨細、事必躬親。 2、不能知人善任。 其結果是諸葛亮死后蜀中無大將，廖化為先鋒。政治、軍事上沒有可當大任之人，加之后主昏庸、黃皓弄權，使蜀國迅速衰敗。諸葛亮識人的能力比劉備差，在街亭一戰中，劉備早已叮囑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但諸葛亮認為其軍事理論很好，就委以重任，結果造成阻援行動的迅速失敗； 3、隆中對的戰略錯誤。 4、治國有方、馭軍無能。 5、窮兵黷武。 蜀國人口不過94萬多，劉禪投降時有兵11萬多人，是三個國家中比例最高的一個。而當時魏國人口500多萬，吳國人口240多萬。在蜀國存在的42年間，大的戰爭就又征南、征吳、六出祁山、九伐中原等。連年征戰使得蜀國國力凋敝、人口減少，大量的精壯勞力從軍破壞了蜀國的經濟。 6、剛愎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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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諸葛亮為蜀漢江山立下了汗馬功勞，但是無可諱言的是可以說蜀國迅速衰敗與諸葛亮也是脫不了干系的。對此，可以歸結起來大致有六個方面的原因。
諸葛亮最大的一個致命弱點，那就是事必躬親，凡事都要“親往密察，以保萬無一失”，以致積勞成疾，過早謝世，未能為蜀國建立起一統天下之大業。 其結果是諸葛亮死后費祎、董允、姜維等人只能獨當一面，而不能統馭全局，致使政令、軍令不能統一。諸葛亮在前出師表中寫道：宮中府中，具為一體……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這樣的管法，即使劉禪有雄才大略，也無展示之處。諸葛亮在世的時候蜀中大小事情全憑“相父”決斷，劉禪根本就未親政，使得諸葛亮死后后主對軍國大事一無所知，更無法作出決斷。 
在隆中對中諸葛亮制定了占據荊州、奪取巴蜀占據漢中以為更本，然后以圖中原的戰略構想。造成原本弱小的蜀國不能集中優勢兵力于一點，只是兵力分散，處處薄弱。況荊州乃四戰之地，易攻難守，即使荊州不丟，問鼎中原也無可能。 
諸葛亮在治國方面可謂出類拔萃，在短時間內使蜀國改變了劉璋時期的暗弱政治，使百姓富足。但在軍事方面雖六出祁山皆無功而返，且首出祁山在一片大好形勢的情況下，因街亭之敗造成全線崩潰。首出祁山是三國鼎立后的首次北伐，其意義非同一般。當時，關中震動、隴西三郡望風歸降，魏國遣大將張合來抵御蜀軍。諸葛亮深知此次北伐的重要性，也知道張合乃魏之名將，更知道街亭對蜀軍的重要是生死攸關的，當時諸葛亮應親駕街亭，這樣斷無街亭之失。如是，潼關以西歸蜀國多時矣，三國歷史就有可能改寫。諸葛亮雖深知依蜀國的國力無法和魏國打一場曠日持久的消耗戰，應該以奇兵勝之，但在以后的五次北伐中，仍然以法進兵。而魏國統帥深知蜀軍的弱點，堅守不戰，致使蜀軍雖六出祁山皆無功而返。可見，諸葛亮的軍事指揮才能和魏國同帥司馬懿相差甚遠。三國演義當中為美化諸葛亮，把他描寫成一個“失敗的英雄”。
在首伐中原時，魏國派夏侯懋率軍抵抗，魏延上賬獻策曰：“夏侯懋乃膏粱子弟，懦弱無謀。延愿得精兵五千，取路出褒中，，尋秦嶺以東，當子午谷而投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夏侯懋若聞某驟至，必棄城望橫門邸閣而走。某卻從東方而來，丞相可大驅士馬，自斜谷而進，如此行之，則咸陽以西，一舉可定也。”諸葛亮卻以“此非萬全之策”為由，拒絕考慮。
其實六次出師，很難說諸葛亮純粹是為了報答劉備的知遇之恩，實際上他已經陷進了一個惡性循環：越是出師失敗，越是需要再一次出師證明自己的能力。換句話說，剿滅不了曹魏就說明這是一個錯誤的決策，一再出師還是剿滅不了就說明這個決策錯上加錯。但是諸葛亮還是一意孤行，而他任性的結果就是耗費了西蜀大量的人力物力，直接造成了西蜀的滅亡。
從這個角度上說，諸葛亮是不是將蜀漢政權拖入了戰爭的深淵，最后被魏國攻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