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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茶作為中國日常生活重要部分有著漫長的歷史，正如民諺所稱：“開門七件事，油、鹽、柴、米、醬、醋、茶。” 今日世界飲茶之習源于四川，遠可追溯到西周，秦統一中國后，方傳到其他地區，這個歷史發展過程為國內外學術界所公認。 廣為流傳的陸羽的《茶經》，開篇即稱：“茶者，南方之佳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數十尺，其巴山峽川有兩人合抱者，伐而掇之。” 在古代中國，人們追求在幽雅的環境中飲茶，文人騷客經常描寫他們一邊品茗，一邊吟詩作畫的閑情逸致。清代畫家鄭板橋據稱是“茶竹雙癡”，作畫時茶與竹不可或缺，其追求的理想境界是：“茅屋一間，新篁數干，雪白紙窗，微滲綠色”，然后“獨坐其中，一盞雨前茶，一方端硯石，一張宣州紙”。 同鄭板橋一樣，一些喜歡茶的人不喜歡喧鬧，因此茶館不應是他們的選擇，他們甚至提議遠離茶館。抗戰時期《新民報晚刊》上一篇題為《吃茶ABC》的文章稱，飲茶應該有一個宜人的環境，干凈、整齊、高雅的家具和茶具。按照這個標準，“茶館決不是吃茶的理想地方，吃茶先得有好友精舍，甘水潔瓷”。 顯然鄭板橋試圖遠離世俗的塵囂，在大自然中得到創作的靈感。因此，茶館不可能營造這樣一種心境。的確，茶館對那些喜歡清靜的人來說，不是一個好去處。但也恰恰正是那個熱鬧的氣氛，作為一個自由交往的空間，茶館才吸引了眾多的茶客。 鄭板橋與竹 在成都，雖然茶館具備了茶竹兩者（使用竹椅并經常座落在竹林中），但通常是顧客盈門，熙熙攘攘。人們去那里不僅是喝茶，也追求濟濟一堂、熙熙攘攘的那種公共生活之氛圍，這或許反映了在日常生活中一般大眾與精英文人的不同胃口和情調。 古代中國的各種記載提供了有關茶葉、茶葉生產、飲茶、茶文化的豐富資料，但對茶館的記載多語焉不詳。茶館歷史悠久，但其何時、何地、以及怎樣出現的，則不得而知。 歷史資料提到諸多飲茶之處，諸如茶室、茶攤、茶棚、茶坊、茶房、茶社、茶園、茶亭、茶廳、茶樓、茶鋪等等，在不同地區、不同時間，有不同的形式和名稱。由于缺乏詳細的記載，我們并不清楚它們與今天所看到的“茶館”有多大的相同和相異之處。 不過，從有限的文獻可知，至少唐代便有所謂“茶室”，即喝茶的公共場所。在北宋首都卞京和南宋首都杭州，有不少“茶坊”，提供了為同行同業聚會、以及妓女活動的場所。明代也有不少茶坊的記錄，尤其是在南京、杭州、揚州等南方城市。 最早的記錄是唐代封演的《封氏聞見記》，說是在從山東、河北到首都長安途中，有許多賣茶的鋪子。另外，在《舊唐書》和《太平廣記》中，也有“茶肆”的記錄。 關于宋代茶館的記載如《東京夢華錄》、《夢梁錄》、《古杭夢游錄》等。唐代出現了茶師，宋代出現了茶館。茶館一出現便生意興隆，很快便如雨后春筍，挑戰酒館的地位。 《東京夢華錄》 在宋朝，茶館散布于全國城市和鄉村，那時“人們在茶館里開始和結束他們一天的生活，人們在那里做生意，作為社會中心”。例如周暉的《二續金陵瑣事》和張岱的《陶庵夢憶》關于明南京，田汝成的《西湖游覽志余》關于明杭州，吳敬梓的《儒林外史》關于明南京和杭州，李斗的《揚州畫舫錄》關于明揚州等，都有對茶館的描述。 《揚州畫舫錄》 成都亦有很長的茶館歷史。雖賈大泉、陳一石的《四川茶葉史》認為 “四川茶館的開設不晚于唐代”，但他們并沒有提供具體資料加以論證。元代費著的《歲華記麗譜》，便稱成都有“茶房食肆”，人們在那里喝茶時，有歌妓演唱“茶詞”。 不過，20世紀之前關于成都茶館的資料非常有限，目前所能見者無非是幾首竹枝詞。乾隆時期的成都著名文人李調元寫道： 秋陽如甑暫停車， 駟馬橋頭喚泡茶。 怪道行人盡攜藕， 橋南無數白蓮花。 據說李調元還寫有一幅關于茶館的對聯，不少茶館都喜歡懸掛： 茶，泡茶，泡好茶； 坐，請坐，請上坐。 李調元塑像 嘉慶時的一首竹枝詞提到成都的茶坊： 同慶閣旁薛濤水， 美人千古水流香。 茶坊酒肆事先汲， 翠竹清風送昔陽。 當然，從這首詩所透露的信息，我們也并不清楚他從一個茶館、還是一個茶攤買茶，但是至少我們知道那時已有賣茶水的生意。 一首19世紀初定晉巖樵叟的《成都竹枝詞》則提供了稍微詳細一點的記錄： 文廟后街新茶館， 四時花卉果清幽。 最憐良夜能招客， 羊角燈輝鬧不休。 該詞不僅描述了茶館的地點和氛圍，從目前所知的資料中，還第一次看到了“茶館”這個詞在成都的使用。 直至19世紀末20世紀初，現代概念的“茶館”在成都并不十分普遍，正如晚清曾任知縣的周詢所寫《蜀海叢談》中說：“茶社無街無之，然俱當街設桌，每桌四方各置板凳一，無雅座，無樓房，且無倚凳，故官紳中無人飲者。” 茶館使用高的方桌、凳子、長條椅，不便人們久坐，到20世紀初，各茶館逐漸使用矮方木桌和有扶手的竹椅，舒服的座位使顧客更樂意在此逗留，隨后其他茶館群起仿效。 “茶館”是現代中國對這類服務設施最常用的詞，但在四川，特別是民國及之前，最常用的說法是“茶鋪”。在過去成都，熟人在街頭相遇，最常聽到的招呼便是“去口子上茶鋪吃茶”。這里“茶鋪”可以指任何一類茶館。 如果說“茶鋪”是稱人們所使用的公共空間，那么“茶社”或“茶社業”則經常指茶館這個行業。在20世紀初，一些更優雅的茶館設立，一般稱“茶園”或“茶樓”。不少“茶園”提供演戲娛樂，而“茶樓”則指在有兩層或設在二樓的茶館，不少以評書招徠顧客。 在20世紀上半葉，許多到成都的外省人和外國人，對成都的茶館和茶館文化都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在他們的游記中常有生動的描述。成都人則自己調侃說成都有“三多”：閑人多、茶館多、廁所多。 在中國，成都的確以茶館最多、茶客最眾、在茶館中消耗的時間最長而名聲在外。如李劼人在《暴風雨前》所描寫的晚清： 茶鋪，這倒是成都城內的特景。全城不知道有多少，平均下來，一條街總有一家。有大有小，小的多半在鋪子上擺二十來張桌子；大的或在門道內，或在廟宇內，或在祠堂內，或在什么公所內，桌子總在四十張以上。 李劼人和家人 外來者還經常將成都茶館與其他地區進行比較。例如一個西方人發現在成都有飯館和茶吧（tea-drinking saloons），面街而開，后者起著與英格蘭的酒吧（public-houses）同樣的作用，但并無酒吧那樣的弊病。朋友們在那里聚會閑聊。他還注意到“大部分生意都在茶館成交”。 不過關于茶館最詳細的描述還是來自到成都的外省人。著名教育家舒新城1920年代到成都時，對他印象最深的是“此地人民生活的特別休閑”。抗戰爆發后，這種生活方式也改變不多。 左翼作家蕭軍1938年到成都，吃驚于茶館之多，便無不夸張地感嘆道：“江南十步楊柳，成都十步茶館。” 曾經留學法國的國民黨元老吳稚輝在1939年也稱：“成都茶館之多，有如巴黎的咖啡館。” 當代著名作家和文學評論家何滿子回憶： 茶館之盛，少時以為當屬江南為最；稍長，到了一次揚州，才知道更盛于江南；及至抗日戰爭時期到了成都，始嘆天下茶館之盛，其在西蜀乎！ 何滿子系江南人，除了戰時在成都以及反右后被發配西北幾年，他一生幾乎都在江南度過，但成都茶館卻是他常寫的主題之一，生動記錄了他在成都茶館中的經歷和觀察。實際上，何滿子不過是許多對成都茶館情有獨鐘的外鄉人之一，他們深受成都豐富的茶館文化之感染，哪怕是短暫的茶館經歷，也給他們留下了無窮的回憶和無限遐想。 何滿子書法 1943年，一個文人在《新民報晚刊》發表了一篇題為《關于茶館》的有趣文章，描述了他在各地茶館的不同經歷。作者不是四川人，小時候他父母不準他進茶館，因為那是“下流社會”像鴉片煙鬼和賭棍這些人呆的地方，即使他站在門外看里面的表演，父母也要把他狠揍一頓。因此，雖然他對茶館很好奇，但在18歲離開家鄉到武漢之前從未進去過。 在武漢，茶館的茶客也多是三教九流，他在那里學會了賭博、講下流話等惡習，成為遠近聞名的“惡少”。后來他改邪歸正，到過許多地方，便很少再光顧茶館。不過在上海和南京，茶館舞臺上的漂亮歌女和臺下衣冠楚楚觀眾，給他印象頗深。抗戰爆發后他到了四川，頭五年在重慶，“有幾百個夜晚”都消磨于謔稱為“外國茶館”的咖啡座中。 最后他來到成都，發現這里的茶館給各階層的顧客提供了一個舒服的環境，是當時“以五元的代價，消磨半天以上的時間”的唯一去處，因而感嘆地寫道：“成都茶館最偉大，真足甲觀寰中。”不過他也發現，成都茶館“一是太鬧，二是座位不舒服”，希望茶館座位舒服點，桌子間距離大點，噪音小點。 這些作者有著相異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背景，觀察的角度也各有不同，但他們對成都茶館生活的印象和感受卻非常相似。都認為成都茶館之多，其茶館文化之獨特，茶館服務之大眾化，接納各階層顧客之包容性，人們在茶館里所呆的時間之長，茶館與居民日常生活聯系之緊密，是其他任何中國城市所難以比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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