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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時期的書法在中國歷史上應當有非常重要的位置，魏蜀吳在短短的六十年（公元220-280年）的時間里，書法上承東漢，下啟兩晉，為東晉書法躍上不可逾越的巔峰振發先聲，奠定基礎，開辟新境。 中國書法是從有中國文字的時候就登上了中華文明的舞臺，從甲骨文、大篆、小篆，經歷了一千余年的歷史變更，直到秦代隸書的出現。隸書在西漢時期由“古隸”演變為“今隸”，東漢時期，隸書達到頂峰。隸書的出現，是中國文字史上的重大變革，草書、楷書、行書也因此應運而生，中國書法因隸書而完成了各種書體的全部演變。 以曹魏建立（公元220年）為坐標，可分為前后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軍閥混戰后的曹孫劉爭霸時期，此時尚屬東漢末年。第二階段是曹丕逼漢獻帝禪位，魏國政權建立。劉備、孫權分別與公元222年和229年建立蜀吳皇朝，這就是三國“魏蜀吳”時期。這個時期的書法仍然以承接東漢隸書為主，同時，也開始書體的創新。以下，簡要介紹幾種魏蜀吳時期的碑刻書法： 一、受禪表碑（圖一）。刻于魏黃初元年（220年），字體方正，筆畫有東漢《張遷碑》之遺風，結字則有《鮮于璜碑》之雍容。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中贊此碑是“鴟視虎顧，雄偉冠時”。 二、《孔羨碑》（圖二）。刻于魏黃初元年（公元220年），又名《魯孔子廟碑》。南宋洪適《隸釋》云：“魏隸可珍者四碑，此為之冠。”此碑結字方正寬綽，骨力健勁，氣勢瑰偉，用筆方齊質拙，茂密雄強，如斬釘截鐵。 三、范氏碑（圖三）。又稱《故廬江太守范府君之碑》，刻于魏青龍三年（公元235年）。此碑書法取《衡方碑》、《韓人碑》之結體，筆法中出現勾畫，以及方折收筆，對后來的北魏碑刻的影響很大。 四、三體石經碑（圖四）。刻于魏正始二年（公元241年），用古文、小篆、隸書三種字體刻《尚書、《春秋》兩部經書。 五、天發神讖碑（圖五）。又名吳天璽記功頌，刻于吳天璽元年（公元276年）。此碑傳為皇象所書，篆隸夾雜而又非隸非篆。此碑書法“以秦隸之方，參周籀之圓，勢險而局寬，鋒廉而韻厚，將陷復出，若郁還伸。”歷代書家對此碑贊譽良多，認為是“為兩漢來不可無一不能有二之第一佳跡”趙之謙、齊白石，以及李立等篆刻大家皆受此碑影響。 六、禪國山碑（圖六）。又稱《封禪國山碑》，刻于吳天璽元年（公元276年）。此碑書法繼承了篆書遺意，以圓轉為主。古樸秀茂，體式雄健，與方折為主的《天發神讖碑》相異成趣。 蜀漢無片石，三國時期的蜀漢沒有如魏吳那樣，留下記事碑刻。但據記載，蜀漢也有書家名噪當時。《宣和書譜》中介紹，蜀漢書法家僅諸葛亮一人而已。據說，《遠涉碑》（圖七）就出自諸葛亮之手。此碑如果真是諸葛亮的書法遺跡，那么，其草書水平就非常之高了。且此書基本上從章草中演化出來，屬于標準的今草。同時，落款“亮”字，又是標準的楷書。 不僅這個碑刻的書法水平很高，且能佐證兩件書法大事。一是今草確實是東漢末年成熟的，在當時章草依然盛行的時代，今草已經能與之并駕齊驅了。二是小楷書在三國時期就寫成唐楷的樣子了，筆法、結架都已經很超前了。 綠野老道非常質疑此碑的真實性，認為不是諸葛亮所書，而是唐代以后的偽托。原因恰恰就是落款中的那個“亮”字。 還有民間傳說張飛也是書法家，甚至說關于畫竹葉暗藏書法。這些都沒有可靠的依據來證實，只能算書法的趣談而已。 楷書的演變過程在三國時期就留下了非常可尋的痕跡，皇象、鐘繇二位書法大家的書法就能佐證楷書的誕生。所以，下面就要講到三國魏蜀吳時期書法的兩個代表人物了。 鐘繇（公元151-230年），字元常。，潁川長社（今河南許昌長葛東）人。鐘繇擅長楷書，被譽為“楷書之祖”。《淳化閣帖》收錄其《宣示表》等多件楷書作品，影響最大的則是《薦季直表》（圖八）。從鐘繇楷書來看，有明顯的隸書遺風，筆畫結構都是從隸書中化出。 鐘繇的大部分生活經歷都在東漢末年，以及前三國時期，其書法屬于當時簡約書寫的典型代表。鐘繇對后世書法的影響極大，兩晉王氏家族多以鐘繇楷書為范本，尤其是王羲之父子，更是深得鐘繇精髓。目前，流傳下來的《宣示帖》有兩個版本，一個是鐘繇所書，另一個則是王羲之的臨本。 楷書出現后，中國書法“真草隸篆”四種體式就形成了。在楷書的基礎上，行書也很快因為書寫的簡約和實用需要而誕生。實際上，行書應當作為中國文字的第五種書體，與真草隸篆并列。 皇象，三國東吳廣陵江都（江蘇揚州）人。皇象生卒年不詳，但從其書寫《天發神讖碑》的時間來看，大約要比鐘繇小很多，也應當主要生活在三國魏蜀吳時期。皇象存世的書法有《天發神讖碑》、《文武帖》（圖九）、《急就章》等。 章草化出于漢代簡牘，而簡牘又是隸書的快寫，或者是隸書的草書。隸書在漢代高度發達，因量變而開始質變，隸書也就因為書寫的需要而被簡化。從皇象的章草書法來看，楷書的筆法多有融入。再往上溯，漢簡的筆法中已經出現了楷書的方折筆畫，顏真卿楷書多出自漢簡，尤其是“橫豎鉤”的書寫，筆法幾乎就是漢簡的楷寫。 三國時期沒有存留紙本或者絹本的書法墨跡，僅憑幾塊碑刻和后世刻本，很難判斷這個時期的書法發展脈絡。但是，從書法發展大的趨勢來看，這個時期的書寫依然是以簡帛為主的“簡帛書法”。 1996年長沙市走馬樓西側的古文化遺址發掘出數十萬枚吳簡（圖十），經初步研究，斷定為孫吳嘉禾元年至六年（232—238）長沙郡的部分檔案。吳簡書法除了依然保留了漢簡中的隸法外，已經基本上接近楷書了。長沙尚德街的東漢簡牘（圖十一），書寫于靈帝時期，與三國時期比較接近，也是鐘繇楷書之前的一種書寫體式。不難看出，這個時期的書法也逐漸由隸書向楷書過渡了。所以，鐘繇楷書的出現，是經過隸書長時間發展而形成的必然結果。 因而，三國魏蜀吳時期的書法是中國書法發展史上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節點，在這個節點上，隸書被進一步簡約和演進，章草臻于完善，今草（都說張芝是草書之祖，恐怕還缺乏有力的證據。主流觀點認為，《淳化閣帖》中收錄的張芝書法，絕大部分被判定為偽作，有人說是張旭所書。但從其筆法結構來看，晉人書寫的可能性更大，其中，王獻之書法與之最為接近）應運而生，尤其是楷書的出現，為書法迎來兩晉高峰奠定了基礎。 三國魏蜀吳的書法承前啟后，值得引起書法界的高度關注。 （因最多只能上傳9張圖片，圖十、十一在評論中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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