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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0歲那年，文壇大咖歐陽修，受命擔任科舉考試的主考官。 正是春寒料峭時，各地士子收拾行囊，滿懷希望，進京趕考。 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金榜題名，那是當時千萬讀書人畢生所愿。 這一年，是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看似平凡，其實并不平凡的一年。  科舉考試，一個可以改變命運的機會。 從當年正月初六，歐陽修權知貢舉，到三月初五，奏名進士，各科共錄取899人，其中，進士388人。 一甲三名為，狀元章衡，榜眼竇卞，探花羅愷。 都不認識？沒關系。同年考中進士的還有： 名列唐宋八大家的蘇軾、蘇轍、曾鞏； 宋明理學的引路人張載、程顥； 以及王安石變法的核心干將呂惠卿、曾布、章惇等。 這一年試舉，光輝照耀整個大宋。 2 蘇軾與蘇轍是在父親蘇洵的陪同下進京的。 老蘇很勵志，年少時讀不下書，四處交游，快意任俠。等成了家，有了孩子，他才知道，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 自27歲始，蘇洵發奮求學，曾連續六、七年宅在家，除了學習就是學習，并立志，學業未成，絕不提筆寫作。 什么時候開始讀書，都不算晚。大器晚成的蘇洵終于成為遠近聞名的大學者，開創蜀學。 有些遺憾的是，蘇洵一生都沒考中過進士。  嘉祐二年，三蘇進京。 希望就落在孩子們身上了。嘉祐二年，20歲的蘇軾和18歲的蘇轍進京參加省試（相當于明清時的會試），一舉成功。 蘇軾、蘇轍考中時這年紀是什么概念呢？ 可說是天縱之才。 要知道，清代的才子蒲松齡一生考了N次鄉試，一直到70歲，連個舉人都沒考到，更別說進士了。當然，也正是因為屢試不第，聊齋先生才有機會為我們留下一部名著。 蘇軾與蘇轍的成功，有一定原因是搭了當時古文運動的便車。 宋初曾一度流行西昆體和太學體等文體，其中，西昆體矯揉造作，太學體險怪艱澀，都是文壇毒瘤，卻受到廣泛推崇。 作為當時古文運動的領袖，歐陽修看不下去了，想趁這次試舉好好整治不正文風。 評策論的考卷時，歐陽修的好友，同時也是考官之一的梅堯臣，發現一篇《刑賞忠厚之至論》，觀點新穎獨到，行文不落俗套，讓人嘆為觀止。 歐陽修一看，確實不得了，策論第一舍他其誰，又轉念一想，這該不會是老夫的弟子，曾鞏所作吧？ 為了避嫌，歐陽修將這篇文章評為第二，等到名次揭曉后，才知道，這篇文章竟出自蘇軾之手。 歐陽修心悅誠服。 只是，蘇軾文中有一句“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歐陽修實在想不起出自何處，對此耿耿于懷。 后來，歐陽修當面問起蘇軾。蘇軾說，那是我編的啊！ 有才的人叫創作，無才的人那叫瞎編。 歐陽修還是不住給蘇軾點贊，他在給梅堯臣的信中說： “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 宋仁宗在讀過蘇軾兄弟倆的文章后，那叫一個激動，當即立下flag：“今又為吾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 后世也都領會蘇東坡的曠世才情，直至今天，中小學教材中要求“背誦并默寫”的，除了李、杜的詩，最多的就是蘇軾的詞了。 蘇軾一點兒都不考慮學生們的感受，相比之下，乾隆皇帝一生寫了4萬多首詩，就沒有一首收錄在中小學教材里，多么愛護祖國的花朵。 3 歐陽修會錯把蘇軾的文章認成是曾鞏的，是因為他對曾鞏這位得意門生相當看重。 唐宋八大家中，最沒存在感的，曾鞏要算第二，沒人敢當第一。 可在宋人眼中，曾鞏可一點兒都不打醬油。在文學上，他主張遵經明道、文道并重、文以經世，是古文運動的中流砥柱。 自打年輕時，曾鞏就是歐陽修的小迷弟，常以歐陽修為表率，“言由公誨，行由公率”。這才是追星的正確姿勢。 年輕的曾鞏鼓起勇氣，給偶像寫了一封自薦信，并附上自己寫的《時務策》。 歐陽修畢竟是位善于發掘人才的伯樂，史書說他“獎引后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為聞人”。 看到曾鞏的文章，歐陽修十分贊賞。可惜，曾鞏這人時運不濟，他擅長寫文章，但應試能力太菜了，一直被埋沒。 于是，歐陽修撰文為這位粉絲叫屈，寫了篇《送曾鞏秀才序》，贊揚了曾鞏一番，還順便把當時的選官制度批判了一下。 歐陽修說，不是你的錯，全是考官的鍋。由此可見曾鞏的才氣。 在歐陽修的鼓勵下，曾鞏鍥而不舍，終于在嘉祐二年高中。  唐宋八大家，嘉祐二年的進士就占了三位。 這一年試舉，北宋古文運動旗開得勝。蘇軾、蘇轍、曾鞏等人為文壇注入新鮮血液。 4 嘉祐二年考中進士的，還有曾鞏的弟弟曾布。 曾鞏潛心治學，在政治上鮮有成就，而曾布就不一樣，他踏入政壇如魚得水，日后成為叱咤風云的人物，是新黨的得力干將。 這人脾氣犟，為人剛直，倒是和他上司王安石很像，被梁啟超評價為“千古骨鯁之士”。 打虎親兄弟。嘉祐二年，有好幾對兄弟同科及第，除了蘇軾兄弟、曾鞏兄弟，還有林希、林旦兄弟，王回、王向兄弟等。 不過，那個時代，對后世思想影響最深的，還屬理學家“二程”兄弟，程顥、程頤。 其中，程顥也是嘉祐二年進士，而程頤雖然名聲在外，但和蘇洵一樣，一生都沒考中進士。 兄弟倆師承濂學開創者周敦頤，提出“理”是萬物本原，“存天理，去人欲”等主張，開創洛學。 而后來與程朱理學齊名的陸王心學，實際上也肇始于程顥。 兄弟倆可說是引導了以后幾百年思想史的發展。  二程的思想后來由朱熹等人發揚光大，影響深遠。 嘉佑二年，榜上有名者，還有另一位理學家張載。 張載是關學的開創者，主張“氣本論”，算親戚關系，還是二程的表叔。 叔侄關系很不錯，二程就差唱起來：“我家的表叔數不清，沒有大事不登門…” 程顥常和張載在寺廟中坐而論道，叔侄倆談天說地，無所顧忌。程顥豪言，古往今來也就咱倆聊天可以聊到這個高度。 人生在世，總得給自己立個小目標，張載沒想掙一個億，卻留下萬古流芳的四句話：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可說是歷代讀書人的崇高理想。 可惜，宋代以后，作為官學的理學逐漸變得壓抑變態，以至于到了“以理殺人”的地步，二程和張載等人的理想徹底跑偏了。 5 科舉說到底是選官制度，不是新概念作文大賽，嘉祐二年涌現了這么多文化名人，自然也少不了政壇精英。 從神宗在位時（1067—1085）的王安石變法，再到哲宗在位時的（1085—1100）元祐更化、紹圣紹述，都有嘉祐二年進士們的身影，新黨中有呂惠卿、章惇、曾布等，中間派及舊黨中則有蘇軾、蘇轍、程顥等。 雙方在朝堂之上明爭暗斗，甚至各自黨派內部也矛盾重重。 熙寧二年（1069），王安石任參知政事，開始執掌政權，主持變法。 呂惠卿是變法的二把手，在老王眼里，小呂是位好同志。 王安石比呂惠卿年長11歲，常一起討論經義，兩人意氣相投，結為莫逆之交。 王安石變法，事無巨細，都要與呂惠卿商量，大部分章奏出自呂惠卿之手，青苗、募役、保甲等法都是由他制定。 有我老王吃的，就有你小呂一份。可是，呂惠卿這人不厚道。 王安石還在前線振臂高呼：“兄弟們，上啊！”回頭一看，自家人都在互撕。 先是，呂惠卿和曾布交惡。 熙寧三年（1070），呂惠卿因父喪離職，曾布暫代他改定募役法。 等到呂惠卿回朝，發現曾布擅自改動了自己擬定的新法，絲毫不念及自己的勞動成果。 呂惠卿一向小家子氣，和曾布這梁子就這么結下了。 熙寧七年（1074），曾布被卷入市易務案。 市易法是為抑制兼并、增加財政收入實行的新法之一，市易務是市易法的執行機構。 市易法的原則就是由市易務出錢，收購滯銷貨物，等市場短缺時再賣出，以此限制豪商大賈對市場的控制。 曾布不得要領，指出市易務的判官呂嘉問派官吏到各地購買貨物，禁止商人先交易。 呂惠卿趁機利用曾布這直性子，誣告他背叛新法，王安石居然信了。 此案導致曾布被罷官，這是新黨內部第一次分裂。  王安石變法困難重重，呂惠卿曾是他最得力也是最信任的助手。 同年，王安石因朝野輿論，第一次罷相。 呂惠卿接任參知政事，瞬間自我膨脹直得瑟，完全忘了自己是王安石一手提拔的。 執掌朝政后，呂惠卿任人唯親，專橫跋扈，借機收拾政敵。 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國跟呂惠卿早有過節。王安國熱衷于吹笛，王安石曾勸他少沉迷玩樂，王安國卻反要老哥遠離小人。他所指的小人，就包括呂惠卿。 呂惠卿上臺后，將王安國削職放歸鄉里，沒過多久，王安國就病死了。 這可是恩人的親弟弟。 呂惠卿垂涎新黨領袖之位，不肯讓老上司王安石回朝，借用祭祀赦免的舊例，向宋神宗推薦任王安石為節度使。 那點小心思，宋神宗當然知道，立刻質問他：“老王又不是因罪被罷免，為何要以赦免的方式復官？” 第二年，王安石東山再起，回朝執政，搞了這么多小動作的呂惠卿慌慌噠。 王安石很生氣，后果很嚴重，他很快將呂惠卿排擠出朝。呂惠卿從此屢遭貶謫，疲于奔命。 盡管呂惠卿是變法的先驅，在邊境也忠于職守，卻再也難以進入政治中心，被新、舊黨共同嫌棄。 忘恩負義，真的會遭報應啊。 6 與此同時，舊黨反對新法的火力一點兒也不小，以司馬光為首的舊黨從熙寧年間就對新黨連續炮轟。 朝堂之外，至交好友飲酒賦詩，朝堂之上，新舊兩派黨同伐異。有時候，同樣一撥人，在生活中是朋友，到了朝廷，就成為政敵。 蘇軾與章惇的恩怨極具代表性。 章惇是蘇軾多年好友，二人感情深厚。 據說，有一次，蘇軾和章惇一起出游，路過一處獨木橋，橋邊景色宜人，橋下是萬丈深淵。 章惇跟蘇軾提議：“要不咱倆一起過去，到對面石壁上題個字？” 豪放的蘇軾難得冷靜一回，覺得沒必要冒這個險。 章惇不怕，大笑一聲，快步走過，在石壁上寫下“蘇軾、章惇來游”，然后從容不迫地走回來。 蘇軾對章惇說：“子厚兄以后能殺人。” 章惇問，何出此言。 蘇軾笑道：“你連自己的命都不顧了，還會顧惜別人的生命嗎？” 一語成讖，多年以后，章惇確實差點兒要了蘇軾的命。  作為新黨干將的章惇被時人評為“承天一柱，判斷山河”。 章惇的科舉生涯也有幾分傳奇色彩。 嘉祐二年，章惇進京，高中進士。可章惇一看，狀元居然是自己的族侄章衡，當場就不爽了，拒不受敕，打道回府。兩年后，重頭再來，又一次考中。 社會我章哥，就是這么自信。 王安石變法期間，章惇和呂惠卿等人一樣，是草擬和制定新法的骨干，而作為舊黨的蘇軾一向心直口快，好議時政。 元豐二年（1079），蘇軾身陷烏臺詩案，被政敵群起而攻之，命懸一線。 章惇不懼被新黨同僚排擠，仗義相助。他撰文勸慰蘇軾，并上書神宗： “蘇軾弱冠之年就擢進士第，23歲應直言極諫科，評為第一。仁宗皇帝見過蘇軾，將他視為一代之寶。如今反而將他置于牢獄，臣實在擔心，后世借此事說陛下聽諛言而惡訐直啊。” 在章惇等人的援助下，宋神宗網開一面，將蘇軾貶為黃州團練副使，同時受牽連的還有他的弟弟蘇轍，被貶為筠州鹽酒稅監。 這一年，作為朝臣的蘇軾“死”了，作為文人的蘇東坡卻“活”了。 謫居黃州期間，蘇軾過著清貧的日子，能用來打發度日的，不過幾畝薄田，幾壺濁酒。 他詠古抒懷，“故國神游，多情應笑我，早生華發”。 他豪放灑脫，“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他樂觀曠達，“誰道人生無再少？門前流水尚能西，休將白發唱黃雞”。 他慨然長嘆，“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 同時，蘇東坡也有哀傷的一面。在黃州的第三年寒食節，蘇軾作了兩首五言詩，揮筆寫下有“天下第三行書”之稱的《寒食詩帖》，“何殊病少年，病起須已白”，郁郁不得志的惆悵之情溢于紙上，  有“天下第三行書”之稱的《寒食詩帖》，現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 7 風水輪流轉，宋哲宗即位后，改元為元祐，皇帝年紀尚幼，舊黨領袖司馬光在宣仁太后的支持下上臺執政，力主廢除新法，新黨倍受打擊，史稱“元祐更化”。 蘇軾被召回朝，這會兒輪到章惇倒霉了。 元祐元年（1086），司馬光等舊黨上書要求廢除募役法。章惇據理力爭，立刻遭到舊黨攻擊，其中還包括蘇轍寫的的論狀。 一向自視甚高的章惇，心都涼了，不久就被貶知汝州，元佑年間一直被貶到嶺南，比蘇軾當年還慘。 狂傲的人一旦自尊心受到打擊，難免都會性情大變，章惇正是如此。 元祐八年（1093），宋哲宗親政，次年改元紹圣，再次起用章惇、曾布等新黨舊臣，恢復變法，史稱“紹圣紹述”。 章惇的命運再一次發生轉折，而他重新得勢之后，便對舊黨進行報復，他對老友蘇軾的最后一絲仁慈也消耗殆盡。 紹圣元年（1094），蘇軾作為舊黨份子，遭到清算，貶至惠陽（今廣東惠州）。蘇軾繼續發揚樂觀主義精神，寫下詩句“為報詩人春睡足，道人輕打五更鐘”，好不逍遙自在。 章惇可沒有蘇軾的氣度，經過大起大落的他，內心早已扭曲，他看不慣蘇軾的瀟灑，心里滿是憤恨。 章惇給蘇軾挪個地，直接將其貶到最偏遠的儋州（今海南儋州）。 此時，蘇軾已年近六十，去了，恐怕就沒命回來了。 8 元符三年（1100），年僅24歲的哲宗，英年早逝，沒有子嗣。 風頭正勁的新黨再次詮釋，什么叫，生命不息，內斗不止。 章惇和曾布在立儲一事上起了分歧。 曾布等人認為，應立哲宗的弟弟端王趙佶。 孤傲的章惇站在眾臣對立面，認為趙佶“輕佻無行”，不宜繼承大統。 這一回，章惇站錯隊了。眾所周知，趙佶，便是宋徽宗。  沉迷于藝術人生的宋徽宗即位后，新舊黨爭也將落幕。 徽宗即位后，章惇被罷相，貶出京，5年后，病死于湖州團練副使任上。 就在章惇被貶的這一年，遠在海南的蘇軾遇赦北歸。 第二年六月，蘇軾途徑京口，偶遇章惇之子章援。章援是元祐年間蘇軾知貢舉時考中的進士，與蘇軾有師生之誼。 章援擔心，一旦蘇軾被起用，會報復章家，因此懷揣不安與蘇軾通信，請他看在往日的情分上，對章惇一家多多關照。 蘇軾當即表態：“某與丞相定交四十余年，雖中間出處稍異，交情固無增損也。” 當初，章惇欲置蘇軾于死地，如今，蘇軾不僅沒有怨恨章惇，反而發自內心地表達對友人的關愛。 在烏煙瘴氣的朝廷，這樣的博大胸襟真是難能可貴，與章惇的心狠手辣形成了鮮明對照。 遺憾的是，蘇軾等不到施展抱負的那一天，也等不到章惇的和解，65歲的他，在北歸途中，病逝于常州。  一生瀟灑的蘇東坡終究沒有等來官場得意的那一天。 章惇離京后，曾布本有機會一家獨大，偏偏宋徽宗信任的是另一位權臣，蔡京。 蔡京先是揪住了曾布的把柄。 曾布有意提拔自己的親家陳佑甫為戶部侍郎，蔡京上奏說：“官爵是陛下的賞賜，宰相哪來的權力私自授人呢？” 曾布在朝堂之上，與蔡京爭辯，沒想到越說越激動。 蔡京的親信，尚書右丞溫益當面呵斥，甚至直呼其名：“曾布，你怎敢在皇上面前如此失禮？”宋徽宗對曾布開始有些不耐煩。 隨后，蔡京又想對曾布加以貪污的罪名，命開封知府呂嘉問逮捕曾布諸子，進行威逼利誘，以此來給曾布羅列罪名。 這個呂嘉問，正是當年市易務案中被曾布彈劾的那位。曾布估計跟他八字相沖，這輩子倒了兩次霉，都跟他有關。 失去了宋徽宗的信任，曾布被一貶再貶。 大觀元年（1107），72歲的曾布在潤州知州任上去世，嘉祐二年進士中的最后一位權臣黯然落幕。 在政壇上幾經浮沉的曾布，功勛卓著，日后卻與章惇、呂惠卿等一起被史官列入《奸臣傳》。  對新法有功的曾布等人，竟被評為“奸臣”。 而他哥哥曾鞏，一生為官廉潔，一心專研學問，在《宋史》中被給予了很高評價，其文章與王安石、歐陽修齊名，“卓然自成一家”。 同年考中進士的兄弟倆，評價如此大不同。 章惇和曾布先后離京后，宋徽宗命蔡京將前兩朝參與“黨爭”的大臣列出來，整理成一份黑名單。 于是，蔡京七拼八湊，找出“元祐黨人”309名，將這些人定為奸黨。蘇軾、章惇、曾布等赫然在列。 宋徽宗不許黨人子孫留在京師，且列名的人一律“永不錄用”，隨后由蔡京手書姓名，發至各州縣。 這些英才，斗爭了大半輩子，最后居然什么也沒得到。 嘉祐二年初春，士子們躊躇滿志，一心為國效力，卻在不知不覺間分道揚鑣。 有的人眼睜睜看著理想破滅，有的人在漫漫長路上漸漸迷失，還對同年舉起了屠刀。 參考文獻： （元）脫脫：《宋史》，中華書局，1985年版 曾棗莊：《文星璀璨：北宋嘉祐二年貢舉考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王連旗：《北宋嘉祐二年進士研究》，河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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