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了，總有人陪不了我們走這么遠

前注：音頻略長了一點，就怎么也上傳不了。

我知道得很清楚，分上下集就簡單了。又怕被人說吊胃口。

于是只好忍痛刪除一些。因此，與下面的文字版不完全相同。

邊看邊聽會有點跳的。完整的，還是請看文字版。

為此，從早上一直弄到現在。唉，說了其實也沒用。事非經過不知難啊。

啊50 來自畸筆叟 00:00 21:46

1969年，我們下鄉插隊。眼睛一眨，整整50年就這樣過去了。

很多知青都在紀念，搞活動。有的還組團回到大山里去。

我哪里也沒去，靜靜地呆在家里。連散步都懶得散。

三月九日的健身記錄

也許，我確實有點怪，有點癡。

插隊插到那么苦，我竟然會覺得，當年，那么多少男少女在一起，多少有點像《紅樓夢》里的大觀園。再說，誰當年不是爺娘心頭的賈寶玉。

因此，我的回憶里都是大家初次相見時的純真幼稚。特別是女孩子們像剝光雞蛋一樣充滿膠原蛋白的臉，窈窕的身材，眼睛里無邪的光芒。她們都是可以進入金陵十二釵畫冊的人物，哪怕副冊又副冊。

我真的不大想看到，這一切都變成了眼前的白發、皺紋和肚腩，還那么密集，以及言談中避也避不開的寶釵式的圓熟。

我一直歡喜賈寶玉的態度。他是一早就看穿了的。

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一樣要散場，早散晚散都是散。

去年底，我又重回那個小山頭，什么也沒了。端的是“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凈”。

只有這個當年少男少女們洗衣服的河埠頭還在

當然，誰沒有一絲兩絲掛念，總有幾個人是想要見一見的。

而那些我想見的人里，有的再也見不到了。

沒等散場，他們已經離場。

畢竟50年了，總有人陪不了我們走這么遠。

1

有一個人，他下鄉插隊才一年，就生病故去了。他只活到18歲。他有一個響亮的名字，叫李小龍。我和他未曾謀面。他的一切，都是我的好朋友李偉民告訴我的。他們是同學，并一起在港尾插隊。

老李說，最后一次去看他，坐下后，自己習慣性地點了一根煙。李小龍就斜倚在病床上幽幽地說，“儂還吃香煙啊？儂看看我呀。”

老李只有苦笑。

即便是沒話找話，找的也還是當前的珍惜。

頭兩年，我和老李談到他時，總會長嘆一聲：“阿拉又比李小龍多活了幾年了噢。”后來就不講了。

人心還是會麻木的。

老李現在還在吃香煙。

前排中即江勤昇。1994年10月。

2

東莊有個江勤昇，家住“交大小花園”，當年與“三家村”（即南村、北村、市民村）齊名。他家的兩層紅磚房子在弄堂里有點鶴立雞群的意思。他很早就有個綽號叫“老克勒”。當年，這是一個很普通的綽號。由此也可見，當年“老克勒”只是個隨便叫叫的名稱而已。

他是老高中，因此，人們把他名字里的“昇”寫作“升”，其實他是很生氣的。就像有人把我的“奠耳鄭”講成“關耳鄭”一樣。

很多高中生都早早上調了，他沒有。無奈之下，只好托親戚從江西轉到河南洛陽，謊報年齡進了拖拉機廠。喝了酒，他總是拿身份證出來給我們看，說，其實他的生日是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1990年代初，他好不容易說服廠方，讓他在上海開了一個只有他一個人的辦事處，這樣，他總算也回到了上海。為了慶祝這一高光時刻，他找了二三好友，在陜西路的“美心”請我們吃了一頓“酒飽”。我在那篇《夢回淮海路最后的街角》里提及過。

后來，我們經常一起打牌、喝酒、聊天。他和我，當年都是李小南家的常客。14年前的一天，李小南突然告訴我說，“老克勒”沒了。

“老克勒”是要面子的人，他一生只想告訴別人，他不差。

1994年我與金兆驥在我倆原來住過的宿舍前

3

橫橋有個金兆驥，家里住在塘子涇。即虹橋路番禺路口，以前都是本地房子。

我就是在他家第一次吃到本地人過年吃的大團子。好像是一個年初七，我們一幫人在他家“大怪路子”打到天亮，他姆媽老清老早起來幫我們蒸團子。現在想想有點難為情了。

我和小金在實驗場住一間宿舍。他從橫橋來時，我們素昧平生。他就走過來問我一句，我住你這里行嗎？我說好。宿舍又不是我的。那時候的日子就這么簡單。

記得1975年的一個春雨之日——落雨天，在我們那時是叫“外國禮拜天”的，因為可以不出工。而我，不巧，正好要下去幫公社里寫材料。臨出門，他突然來了這么一句：別忘了買瓶酒上來，菜我都準備好了。我反倒問他，啥個菜咾酒嗰？他說，咦，儂忘記忒啦，今朝儂生日。

等到我傍夜快上來，小小臺子上已放了三四樣菜，有他從家里帶來的香腸，還有用帶來的紫菜沖的蛋花湯，春天有筍，帶來的咸肉還沒吃光，當然還有腌篤鮮。其實我們的腌篤鮮里沒有鮮肉。

那是我23歲生日。此前，我沒在鄉下過過生日，此后也沒有。

小金的高光時刻，是1991年交大食堂改制開餐廳，他當了經理。我當然去捧過好幾次場。有一次，我們一幫人喝多了，跳到圓臺面上唱歌。我還記得當年跳上去的人里，好像很多人后來都很有些名氣。比如電臺的阿瞿。

我最后一次見小金，是參加他女兒的婚禮。已經聽人說過他的身體狀況，但看到他那天還是神采奕奕，被女兒挽著走T臺，我還是為他高興。阿拉寧波人講法，總算人生幾樁大事體，他“和總扳落了”。

右一即史賢華。左一為阿吳，左二為篤哩。1972年。

4

下村有個史賢華，外號“大模子”，年輕時確實長得魁梧。家住康平路余慶路口，現在成了街心花園了。我倆相識也晚，不過，插隊最后幾年，我倆幾乎一個禮拜要碰兩三次頭。碰著就聊天，好像有說不完的話。他算是知青里不多的喜歡看書的人，因此我們的話題也就更多。

后來我去了縣劇團，他還留在下村。

有一樁事體，我一直無法證實，當他的面我又一直不敢問，如今再也沒了證實的機會。

“病退風”刮起來的時候，大家都拼命在自己身上尋毛病，很多人著急啊，尋來尋去尋不著呀。他是“大模子”，就更加尋不出了。我在縣里聽說，甘坊有人用很多辣椒面下酒，痛到打滾，后來，縣醫院的診斷是“胃部彌漫性大出血”？我當然不敢相信是他了。

我們都沒想到，幾十年后，根本用不著在身上尋來尋去尋毛病，毛病早就尋著我們了，而且來了就不肯走了呢。

回城后，我倆一直失聯，直到前幾年。我清楚地記得，他們幾個開了車來尋我，就在我家附近的芝麻餐廳（現在也沒了）里吃了一頓飯。

四個老男人坐了一桌。想想也好笑。他們的綽號分別是：大模子、老尼姑、篤哩和四眼。

大家講得興奮啊！眼睛一眨，他去把賬結了。

1972年就玩露天秀胸肌了。左三為史賢華。左一為毛刁。

他的高光時刻，在一家外貿單位的“三產”企業當到了工會主席，還入了黨。結果呢，編制死活轉不進去。最后企業改制，他還是落了個“老協保”還是“新協保”，早早回家吃“老米飯”了。

現在都講勵志，講努力，我是一直不大相信的。盡管我也一直很努力，但我不信。

人算終究不如天算。

講兩個南昌知青朋友。當年都在一個實驗場里摸打滾爬。

傳說中的那個小山頭。1994年。

5

一個叫姜冬茍。綽號“死狗”。其實心靈手巧。心靈，一口上海話絕對可以以假亂真。上海話不好學的。手巧，一手無師自通的木匠生活。后來就靠這手藝立足上海灘，成為了金陵無線電廠的正式職工。他還因此討著了上海娘子。

很多上海知青回城，不靠頂替，都難以做到。

說起來，我們曾經同屬上海市儀表局（我曾在上海無線電十八廠），也是一種緣分。

在農場時，我們就無話不談。印象最深刻的是，夏天晚上，我倆躺在那個小山頭的草地上，看著星星聊天。因為有蚊子，就把有橡皮筋的藍色線褲的褲腳往下拉，罩在腳面上，再穿鞋子。香煙吃光了，他就一個一個男生宿舍去尋。人家睡著了，也去摸人家的枕頭下，衣袋里，摸到半包算半包，摸到一根算一根。直到把別人的香煙都吃光了，我倆才只好收攤。

找不到姜冬茍的照片。右一為浦鈞樂。

他曾被毒蛇咬到過，在右小腿上。當時，我的另一個朋友上海知青浦鈞樂正好在附近，跑過來就幫他用皮帶扎牢止血，并用嘴幫他把毒血吸出來。多年后，我們在虹橋路上的鄧家菜（也沒了）聚會，說起來，那次還是“老克勒”做東。我倆又在一起聊天，說到這一節，他還很記浦鈞樂的恩呢。

他的眼光也很不錯。那天，他在我面前把所有他認得的上海知青評說了一遍。現在回頭再想，一點沒錯。

我們在廬山。左一為吳超仁。

6

還有一個叫吳超仁。綽號“豬頭”。無非長得胖些。他要算是那批南昌知青里最有文化的了吧。我倆還通過信對過詩呢。回城后，他也混得很不錯，當過正經國企江西變壓器廠的工會主席。

他也講得一口好上海話。自從1994年我們重新聯系上以后，他除了給我寫信，還一直保持了一個習慣，那就是每年過年，他會給我打來拜年電話，然后聊個十來分鐘。一律用上海話，盡管我們離開江西那么多年，他早就沒有了那個上海話語境。

后來，我在博客上寫回憶文章，他也一直都看。每次打電話，也都談他的感想。

右一為吳超仁

想起來，我真是活得有點太混蛋，有些細節就這樣生生給忽略了。

后來我知道，那一年，他大概已經病了，依然打電話過來，照例是上海話。說到一半，他突然說，“你能不能講兩句南昌話給我聽？”

當時我竟然很混蛋地想到，哦，你還記得我的南昌話也幾可亂真啊！于是不無炫耀地講了一大通。

只記得，他聽了以后，高興得有點語無倫次：“太好了，太好了，你以后每次都多講幾句南昌話給我聽。”

當時，我哪里就知道，這就是他留給我最后的語音。

唉，那時候的外地朋友，還是喜歡上海，愿意學上海話的呢。

 吳超仁的部分來信

7

最后要講一講黃衛。他也是東莊的。我們一直叫他“秀弟”。長得一表人才，人也聰明。放在現在，絕對可以輕松地從任何男團C位出道啊。不過當年，在大多數人的眼里，他就是個不良少年，很多姑娘都是敬而遠之的。其實，他不過就是好沖動，打了幾次相打而已。

我們是打“大怪路子”認識的，有一段過往甚密。

后來我知道，他手還很巧，會做裁縫。一條用軍褲改成的喇叭褲，完全包腰包大腿包屁股，貼肉啊。走起來褲腿搖曳生風，真是眼熱煞忒人了。

不過當年很多人看了，卻說他更像流氓。也是，當年上海最流行的風尚都源自流氓。風起街頭，這是真理。越是好小囡，穿得越土。我是寧可別人叫我流氓也要穿得時髦的。

說起來，當年，上海電影廠有一批心機導演，老是存心把不受待見的奇裝異服穿到反派人物身上，要么流氓，要么特務。這不，故事大家都不記得了，那些時尚都傳播出去了，有的還風靡全國。

電影《英雄虎膽》劇照。特務與地下黨都是可以穿奇裝異服及跳倫巴的。

我不信那褲子是秀弟自己改的，他就細細到到告訴我，改褲子先要學會哪能“篤襠”（聽得懂這兩個字的算儂懂經）。我還真的依樣畫葫蘆，把自己的一條西褲也改成了喇叭褲。在上海，我不敢穿，怕爺娘罵。只好在鄉下穿。老表見了，說：“你把褲子穿反了（腰細褲腳大）。”嗚呼。

回城后，我們失聯很久才重逢。

第一次相見，在肇嘉浜路宛平路口的一家飯店里。大家紛紛向他介紹，說我是東方衛視的。他想也不想，劈頭就是一句：“東方衛視算只卵啊。”

實話說，我聽了是心頭一熱的。盡管其他所有人都認為他不該講，還當場指正他。

我太了解他。

他想的一定是：敘舊就敘舊，比什么現在！這不關乎自己混得好糗，只關乎你們是要世故還是要單純。

那天中午，人太多，五六桌，我們沒談夠。晚上，我和秀弟、阿吳、篤哩還有毛刁幾個人又移師石龍路再喝酒。人少了，他再問我一遍，我中午講“東方衛視算只卵”，講得對否啦？我說，我懂的。那晚，我們幾個又干掉了兩瓶白的。毛刁埋單，算伊倒霉。

秀弟也是賈寶玉，只珍惜當年的眼前好。什么仕途經濟XX衛視，真的算不了什么。

只可惜，50年太長，總有人陪不了我們走這么遠。

他們走了，我們還在。我們——算什么呢。

一想到這些，我更不敢去什么大聚會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