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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婁東篆刻芻議 文/陳道義 西泠印社社員 蘇州大學藝術學院教授 書法篆刻中心負責人 文/李紫君 蘇州大學藝術學院書法篆刻碩士研究生 一 婁東，太倉舊時之別稱，因婁江由此東流入海而得名。據2007年太倉雙鳳維新村遺址考古發現，這里有4500年以前的良渚文化和馬橋文化遺跡。之后，婁東在漢晉時大體隸屬吳郡、吳國，隋唐時隸屬蘇州，宋元時主要隸屬平江府（路）、蘇州府之昆山縣（今江蘇省昆山市）。明《弘治太倉州志》卷一“沿革”稱：“按舊志云：‘春秋時吳王于此置倉，故名太倉，又曰東倉。’”［1］明弘治十年（1497）割昆山、常熟、嘉定三縣部分地區立太倉州，轄崇明縣（今上海市崇明區）。清雍正二年（1724），升太倉為江蘇直隸州，并析州地置鎮洋縣；直隸州轄鎮洋、崇明、嘉定、寶山四縣。太倉歷史上，其明清地域文化則常以“婁東”冠名，如婁東印學、婁東詩派、婁東畫派等。 婁東篆刻是太倉地區篆刻狀況的歷史總和，在明清時期表現尤為突出，它是在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產生與發展的，既有相對的獨立性，又受不同時期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因素制約。太倉位于江海交匯之處，歷史悠久，至元代，海上漕運發展迅速，明永樂元年（1403）又開劉家港（俗稱“六國碼頭”，明代航海家鄭和統領大明船隊，先后七次從劉家港起錨下西洋），號稱“天下第一碼頭”，成為當時中國四大口岸（廣州、泉州、寧波、太倉）之一，這大大促進了太倉經濟的繁榮和社會的發展，使其地域文化藝術的生成有了物質前提，“百工技藝”之人亦皆可衣食于自己的一技之長，既實用又能陶情冶性的篆刻藝術便在這里應運而生。元末明初，婁東文化開始嶄露頭角，在篆刻方面，吳門印學史上被重點提及的由昆山顧阿瑛（1310—1369）開創、時為東南之冠的玉山雅集［主要活動于元至正八年至二十年之間（1348—1360年）］，出現了亦匠亦文之朱珪及其篆刻實踐，受到諸多文人所賞識。玉山雅集之舊址茜涇，其實在今太倉境內，只不過當時隸屬昆山州（元延祐初昆山州治遷太倉），故長期以來一直標明昆山。此外，元代昆山（太倉）人顧信，曾任浙江軍器局提舉官，工書法，從趙孟游，辭官后回府專建墨妙亭以勒石珍藏趙書，想必趙氏印學亦可能影響到婁東篆刻。 明代中晚期、清初，婁東文化達到了鼎盛，婁東篆刻也出現了繁榮景象，這與當時政治思想文化的更新及部分太倉文人的導向作用是分不開的。如明代文壇“后七子”領袖王世貞（1526—1290，太倉人）將文學復古運動推向一個新高潮，標志著文人流派觀念的自覺。其弟王世懋亦好學而善詩文且多藏宋版書和古法書名跡，聯想到文彭時代至明萬歷年間吳門印壇掀起的仿漢篆刻熱潮，涌現了久居婁東的徽州人汪關及周邊如歸文休、李流芳等一批優秀篆刻家，不能說沒有“后七子”文學復古運動的先導影響。而且，汪關開創的婁東印學更是其中直接的產物。其他還有史學驕子張溥、首輔大學士王錫爵、著名詩人吳偉業、江南大儒陸世儀等，于婁東篆刻藝術文化的發展皆有推動之言行。 清中后期，太倉鎮洋人畢沅（1730—1797），字秋帆，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狀元，官至湖廣總督。他精通經史，富著述，小學、金石、地理無所不通，撰修《續資治通鑒》巨著。畢沅生平最愛禮賢下士，愛才尤篤，人有一技之長，必馳幣聘請。對印人、篆刻亦有所偏愛，僅其藏書印就數量可觀。其胞弟畢瀧工詩善畫，精于鑒賞，遇書畫篆刻經典作品不惜重金購藏，故多宋、元、明人珍品，北宋張擇端名畫《清明上河圖》便曾為畢氏所藏，今仍可見畫上有畢瀧、畢沅二人印記。畢瀧藏書亦可與其兄媲美，藏書印也相當豐富，還有專輯《廣堪齋印譜》二卷，收入元明清印作共290方。其后，狀元陸增祥（1816—1882）亦好學博覽，精通金石學，在古文字學上的貢獻流芳千古，為地方文化建設貢獻良多。另外，明清兩代，婁東繪畫、工藝等亦很發達，繪畫“清初四王”有三人是太倉籍，其中王原祁克紹箕裘而創婁東畫派，且多弟子傳人，這些畫家用印的審美觀也滲透到婁東篆刻中去。工藝方面如明代中期的玉雕大師陸子岡，其雕刻技術被稱之為“吳中絕技”，受到不少文人的青睞，其“子岡牌”成為明代及以后蘇州精美玉雕的符號。其他如紅木雕刻、麥秸畫、微雕、漆畫、瓷繪、蠟染、刺繡等工藝亦皆有婁東地方特色，這些工藝之能工巧匠或與印人有共通之處。 總之，明清婁東篆刻的發展，離不開太倉“市民殷富”的經濟條件，也離不開地方文化人士的開拓與導引，以及書畫、工藝等相關藝術門類的促進。因此，我們綜合考量流派篆刻與文人及書畫藝術、社會思想文化等直接或間接的關系，是深入理解婁東篆刻的必由路徑。 二 就篆刻藝術本體而言，不可否認，明末張灝集輯印譜是助推婁東篆刻藝術發展與印學研究深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張灝（生卒年不詳），字夷令，為晚明南京工部尚書張輔之之子，嗜印成癖，所集《承清館印譜》匯輯文彭、何震、蘇宣、王炳衡、沈野、李流芳、歸昌世等22位印人共480枚印蛻（以詞句閑章為多）而成，歷來被推為明代首創匯輯諸家印作之印譜，這對印文化在婁東乃至東南的傳播至關重要。接著，張灝又主動約請在世篆刻名家為其命題創作，印文內容多據自己的志向好尚而擷取子史詩文佳句和成語箴言，并于1633年編成《學山堂印譜》，頗見匠心且影響深遠，清初周亮工之《賴古堂印譜》、清乾隆年間汪啟淑之《飛鴻堂印譜》的編輯即由此而生發。從鹿城張大復所作《承清館印譜·序》言“吾友張夷令，獨好名人篆刻，集錄成譜，既已傳之其人，通邑大都，而好未已也”［2］，也可知張灝之功績與專心。 在篆刻實踐方面，久居婁東的歙縣人汪關是典型的代表人物。汪關（生卒年不詳），字杲叔，初名汪東陽，于明萬歷甲寅（1614）年在蘇州購得漢代“汪關”銅印一枚，遂改名，且更字尹子，并以“寶印齋”名其室，是婁東印學開創者，當時名士李流芳、程嘉燧等頗相推重并延譽。汪關治印多用沖刀法，樸茂穩實，章法一絲不茍，淵靜工致，將文彭吳門印派的雅正印風發揮到極致，即周亮工所謂“以和平參者”，為明人追求漢印中平和一路的先鋒，使當時篆刻面目為之一新。汪氏所刻印章，篆法精嚴，用刀穩健，線條挺潔，布局則停勻而富有變化，有的采用左右均勻法，有的中間豐實而兩端收斂，在白文印筆畫線條的鐫刻中，常采用大面積的并筆法，使印章氣勢渾穆、開闊，突出體現空間意識。若論明代以精工建樹者，可以說無出其右。且看他的朱文“王時敏印”（圖1）、白文“方誠明印”（圖2），于方整中見委婉，靜中寓動，豐潤而秀逸，說明他對漢印美的認識具有相當的深度和廣度。他的朱文印多用宋元人法，線條作圓轉彎曲弧勢，舒展，以增加印章整體上的形態變化，表現流利的玉箸篆；筆畫交接處時有一個粗重的“墨點”，可見其精雕細刻，展現了其駕馭刻刀的高超技巧（圖3）。曾輯有《寶印齋印式》二卷，第一卷是藏印，第二卷是自刻印。明代朱簡在《印經》中列篆刻流派，沒有提到汪關，后人認為是懾于當時張灝的威望，因為張灝在《學山堂印譜》中對汪關有貶詞，說他“素不解奏刀，每潛令其子代勒以溷世，遂浪得名”。然清初周亮工為其翻案，斥為“私憾”，并在《印人傳》中說：“以猛利參者何雪漁……以和平參者汪尹子……”將何、汪并列，可見用心。 汪關之子汪泓，字弘度，篆刻得家傳，偶能稍變虛實而有新意。性曠達，身有余金絕不為人奏刀。今天我們從汪關、汪泓父子傳世作品分析，二人作品總體風格一致，但父強子弱，還是有高下之別，可證張灝對汪關之貶詞非屬實。筆者認為，汪關的印作既有雍容華貴的富坦氣，亦有溫文恬靜的書卷氣，是雅俗共賞的妙品。 另一位婁東篆刻代表人物何通，是地道的太倉人，字不違，或作不韋，生卒年未詳，活動于明末。何通為著名學者、文學家王錫爵門下世仆，是位身份比較特殊的印人。王錫爵（1534—1611），字元馭，號荊石。曾經會試第一，廷對第二，官至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后出為首輔，一生門庭顯赫，文采風流。何通在其家為仆，耳濡目染，應受到一定的影響。何通篆刻藝術成就的標志是他于明崇禎年間所成《印史》一譜，蓋以秦至元史傳人物姓名，逐一刻為私印，共約500紐，下注釋文及人物小傳。這是一部被稱為“借古人姓名抒其胸中所不得已”的人名印集（明陳元素《印史·序》）。此書共六卷，成書于1620年，有陳元素古白、沈承君烈、朱修能簡、陳萬言居一、王開度亮、蘇嘯民宣序，以及何通不違自題并附《印史歌》。云間馮承輝言《印史》有藍格、綠格兩種，藍格者人尤重之。從該書篆刻作品來看，何通印風取法秦漢，以樸厚為主，間又受到文何、蘇宣的影響。馮承輝評曰：
由于何通的社會地位底下，明末張灝的《學山堂印譜》最后附錄何通，并注云：“此吾州王文肅公家世仆，技頗不惡，故亦錄之。”（圖4）然明代朱簡在劃分當時的流派陣營時，似乎未顧及何通的低微身份，而將他列入蘇宣的泗水派，對他的篆刻成績應該是肯定的。 ◎ 圖4 《學山堂印譜》關于何通的附錄 何通治印的實物遺存今已罕見。1966年，蘇州市博物館發掘太倉王錫爵墓時，出土了兩方獅紐玉印，一曰“錫爵”（圖5），一曰“荊石”，是王氏的名、號，根據印風推測，應為何通所作。 ◎ 圖5 錫爵 至清代，尤其是乾嘉以后，婁東篆刻有些式微，名家漸少。清初有沈遘，字逢吉。周亮工評其篆刻云：
其后有王松取法何震，清嘉道年間有王諧傳承王松篆刻，另有嘉興印人楊大受客居太倉，篆刻仿漢鑿印，亦宗浙派，渾厚古拙，頗得天趣，邊款亦蒼勁生辣，有《楊嘯村印集》二冊傳世。清代后期婁東篆刻代表人物是王應綬（1788—1841），一名曰申，字佩章，號子若。王原祁玄孫，諸生，一生清貧，鬻畫于吳門。精鐵筆，摹秦漢銅印，古茂渾成，能得神韻，篆刻創作受浙派影響較大（圖6）。又兼工書畫、擅篆隸，山水蒼勁渾厚，得王氏家傳，與王學浩齊名，曾為郡守萬承紀縮摹漢碑整本百種刻于硯背，墨拓成譜，名《百漢碑硯》，又為宿遷相摹刻高鳳翰《硯史》，未竟而卒。 ◎ 圖6 王應綬篆刻作品 清代婁東篆刻的亮點是婁東印學之風對外影響較多，并在虞山、云間得到發揚光大。云間王睿章、王玉如、鞠履厚篆刻皆從婁東印學出而化之；虞山沈龢（活動于清初，一名世龢，字石民）宗法文彭，更受汪關影響，運刀如筆，所作工整恬靜，自具面目，清康熙間輯自刻印成《八詠山房印譜》《虛白齋印譜》。林皋（1658—1726后，字鶴田）是既傳承吳門印派又宗法婁東印學的篆刻集大成者，最終自行創立虞山印派，在江南一帶“歷康、雍、乾、嘉數朝”而不衰，使得文彭和汪關的影響在清代再度升溫。其所刻粗白文印一路風格，其一與汪關印風十分相似，比較汪刻“徐光啟印”（圖7）和林刻“程熙之印”（圖8）便一目了然；其二是將斯冰小篆加粗，筆畫起止處全圓，字形方中亦帶圓勢，但結構不像汪關那樣并筆顯蒼茫，而是“光潔見底”，怡然自得，然觀之“肥而不膩”，仍能達到“秀潤”的藝術效果（圖9）。林皋為婁東書畫家刻印也較多，如“顓菴珍玩”“王掞之印”“王奕鴻印”等；婁東文人為林皋印譜作序的亦不少，如王撰、王掞、王抑、周象明等。 ◎ 圖7 徐光啟印 汪關 ◎ 圖8 程熙之印 林皋 ◎ 圖9 李斯佺印 林皋 另外，活動于清嘉慶、道光年間的昭文（今江蘇省常熟市）顧湘、顧浩，曾延太倉季錫疇（1791—1862，字范卿，號菘耘、松云）為塾師。季氏少時曾習篆刻，因受同里張森莊丈之影響而專攻詩文、校讎與鑒別，后受聘館于顧氏小石山房時又復弄印而間一為之。顧氏昆仲受季氏熏陶，遂精印章鑒別，于輯錄、刊行印譜、印學著作等用力甚勤，先后編輯了《小石山房印譜》《小石山房印苑》《小石山房名印傳真》等，一時風行海內；還大力購藏了婁東張灝學山堂陸續散出的部分印品，拓為《學山堂印存》。皆可作婁東篆刻之影響觀。 三 眾所周知，婁東文化是太倉的地域文化，也是吳文化的一個子文化，它有自己鮮明的個性，亦有吳文化共有的特點，因此婁東篆刻與吳門篆刻也有千絲萬縷的關系。吳門篆刻自蘇州文彭開創了中國篆刻史上第一個文人藝術流派“三橋派”（俗稱吳門印派）以后，在明萬歷年間盛極一時，期間的幾大篆刻流派如雪漁派、泗水派、婁東派等都與吳門有關，其中婁東派受文氏影響至深，亦最能完善并拓展吳門印風，且繼續影響吳門。因此，周亮工敘述道：
此外，明清兩朝太倉與蘇州兩地文人及書畫家之往來亦共同促進了篆刻藝術的發展。如王世貞與當時蘇州最負藝名的文氏家族以及文氏師門保持著友好往來，與文彭、文嘉、文伯仁等書畫家為忘年之交，曾為文家重要刻帖《停云館帖》作跋，又受請托為文徵明作《文先生傳》，可見交游不一般。又如繪畫“明四家”之一的仇英，便從太倉走向了蘇州，成為吳門畫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類似之例不勝枚舉。當然，兩地印學交流最直接的便是趙宧光。趙宧光（1559—1625），字水臣，號廣平，別號凡夫，又署寒山長。江蘇太倉璜涇人。明萬歷二十二年（1594）遵乃父之遺愿將其墳葬于蘇州城外西北寒山，后攜妻陸卿子（吳門書畫家陸師道女）于寒山守堊室，作冢人，夫唱婦隨，著書立說，深居簡出，以高士名冠吳中，贏得四方名士俊彥云集來訪。如徽籍篆刻家金光先、印學家朱簡與趙宧光相處友善，朱簡還受趙之草篆影響而創篆刻風格；與趙氏同時期的印人如蘇宣、邵潛、汪關等均為其治印。趙宧光一生以六書之學為主，旁及其他，著述頗豐，尤以《說文長箋》為其所獨解。他自創草篆，筆意連綿，別立門戶，蓋原《天璽碑》而小變焉，朱簡稱其“是古非今，寫篆入神”。趙宧光能刻印，摹古逼真，其友章宗閔將其印作集編為《趙凡夫先生印譜》，均為趙氏摹刻的秦漢璽印。另有自刻“寒山”一印，存《小石山房印苑》中。其子趙均，字靈均，承家學，亦能篆刻，所配文俶，乃文家后人，工畫花卉，亦成藝術結緣之佳話。 結 語 綜上可知，明清婁東篆刻的產生與興盛是綜合因素所造成的，其中地域經濟文化的繁榮發展，奠定了婁東篆刻生態環境的歷史條件；地方文人、望族的審美觀與用印需求，尤其是篆刻鑒賞之風一時形成以及書畫、工藝直接或間接的滲透，為婁東篆刻藝術推波助瀾；當然吳門篆刻開流派之先的大環境及文彭篆刻領袖人物的影響也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婁東篆刻的內涵是豐富的、特點是鮮明的，婁東印學在明末清初熠熠生輝，至今亦堪稱典范，當做進一步深入研究。 【注 釋】 ［1］（明）桑悅、張志華主修：《弘治太倉州志》，廣陵書社2010年版。 ［2］（明）張灝：《承清館印譜·敘》，郁重今《歷代印譜序跋匯編》，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年版，第110頁。 ［3］（清）馮承輝：《印學管見》，韓天衡編訂《歷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出版社1999年版，第332頁。 ［4］（清）周亮工：《印人傳·沈逢吉》，《篆學叢書》上冊，中國書店1984年版。 ［5］（清）周亮工：《印人傳·書沈石民印章前》，《篆學叢書》上冊，中國書店1984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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