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天瑜：張之洞及其《勸學篇》

提要：1898年5月5日，張之洞發表《勸學篇》。共24篇，4萬余言。先后譯成英、法文出版。1900年紐約版易名為《中國唯一的希望》。作為探討中國社會及文化如何在古今中西大交會時代實現“過渡”的一部作品，《勸學篇》是道、咸、同、光間一批朝野人士求索過渡之道的思想結晶，并為此后一個長時期提供了繼續討論此一切關宏旨的論題的基點。

馮天瑜教授

文 | 馮天瑜

近代中國處在社會急劇變化的歷史關頭，敏感的梁啟超稱之為“過渡時代”。而面對這種“過渡時代”，各個不同的政治和文化派別所作出的反應各不相同：有的抗拒“過渡”；有的致力于探究“過渡之道”，所設計的方案又有差異。就清朝統治陣營而言，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便分化出頑固派與洋務派兩大集團。頑固派如同治間大學士倭仁、光緒間大學士徐桐聲言，“道”和“器”均應一仍其舊，綱常名教不得有絲毫改易，從而堅持抗拒“過渡”的立場。洋務派則有限地贊成“過渡”，他們主張“變器不變道”，即在保存君主專制制度的前提下，“留心西人秘巧”，提倡學習“西技”、“西藝”，也兼及“西政”，并在他們主持的部門和地區興建近代化的軍事和民用工業、修造鐵路、創辦學堂、組建新式陸海軍。洋務派的代表人物，當朝大臣有奕、桂良、文祥；疆吏則有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人，張之洞是后起者。

張之洞（1837―1909年），字孝達，號香濤，直隸南皮人，同治進士。早年任翰林院編修、湖北學政、四川學政、內閣學士等職，曾是著名的清流黨人。光緒七年（1881年）補授山西巡撫，開始由清流黨向洋務派轉化。光緒十年（1884年）署理兩廣總督，正式展開洋務建設，中法戰爭期間，竭力主戰，并起用老將馮子材，奏請唐景崧率師入越，會同劉永福所轄黑旗軍抗法，在廣西邊境擊敗法軍。光緒十五年（1889年）調任湖廣總督。此后在督鄂及暫署兩江總督的近二十年間，開辦漢陽鐵廠、湖北槍炮廠，設立織布、紡紗、繅絲、制麻四局，籌建蘆漢鐵路，興建各類學堂，大量派遣留學生，組訓江南自強軍、湖北新軍，造成一種聳動朝野視聽的格局，張氏長期坐鎮的武漢，繼上海、天津之后，成為又一洋務基地和實力中心，張氏的勢力亦“由武昌以達揚子江流域，靡不遍及”（《張文襄公大事記?張文襄在鄂行政》）。

由于張之洞在中法戰爭和中日甲午戰爭期間是主戰派健將，贏得“天下之望”；而張之洞主持的“湖北新政”實績更使他聲名大振，在19世紀90年代中期被輿論界推重為“朝廷柱石”。1895年康有為發起成立強學會，曾對暫署兩江的張之洞寄以厚望。張之洞則企圖利用強學會擴大自己的影響，遂捐銀五千兩，列名入會，以后張又成為上海強學會的發起人。1896年張之洞返回湖廣本任，曾札飭湖北全省官銷梁啟超主筆的《時務報》。同年秋冬之際，《時務報》連續發表梁啟超、徐勤等人批評朝廷喪權辱國和種種社會弊端的論文，張之洞認為是“越軌”文字，便指示汪康年對梁啟超加以掣肘。

1898年初，隨著維新變法的深入，堅守綱常名教的張之洞與這個運動的矛盾也愈益尖銳。同時，作為宦場老手的張之洞“深窺宮廷齟齬之情與新舊水火之象”，知道清廷的實權掌握在反對變法的后黨手中，遂“預為自保計”，于1898年4月撰寫《勸學篇》。張之洞后來這樣追述寫作《勸學篇》的原委：“自乙未后，外患日亟，而士大夫頑固益深。戊戌春，僉壬伺隙，邪說遂張，乃著《勸學篇》上下卷以辟之。大抵會通中西，權衡新舊。”（《抱冰堂弟子記》。此記托名“弟子”，實為張之洞自述）可見，《勸學篇》意在兩線作戰：一方面批評頑固派的“守舊”、“不知通”；另一方面批評維新派的“菲薄名教”、“不知本”。他企圖在頑固派和維新派的主張之間尋找第三條路――“舊學為本，新學為用，不使偏廢。”（《勸學篇?外篇?設學第三》）這便是洋務派文化思想的集中概括。張之洞的這一思想醞釀已久，早在他作京官清流時，便常以“體用”這對范疇規范中華文化與西洋文化的彼此關系；19世紀80年代初，張氏出任山西巡撫時，便提出“體用兼資”、“明體達用”的論點。不過1898年問世的《勸學篇》將這一思想系統化、理論化了，以完整的形態構筑了洋務運動的思想藍圖，使“中體西用”成為當時“流行語”。

《勸學篇》共二十四篇，四萬余字，“內篇務本，以正人心；外篇務通，以開風氣。”所謂“本”，指的是有關世道人心的綱常名教，不能動搖；所謂“通”，指的是工商學校報館諸事，可以變通舉辦。全書貫穿“中體西用”精神，主張在維護君主專制制度的前提下接受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技藝，并以這種新技藝“補”專制舊制之“闕”，“起”清廷統治之“疾”。張之洞倡導的“新舊兼學”中的“新學”亦包括“西政”，這比早期“中體西用”論者的“西學”＝“西藝”的觀點進了一步，擴及“學校、地理、度支、賦稅、武備、律例、勸工、通商”諸項，但對“設議院”等涉及政體的部分諱莫如深。一言以蔽之，張之洞的公式是：“中學為內學，西學為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勸學篇?會通》）

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詔定國是，變法運動進入關鍵時刻。6月16日光緒帝召見康有為以后，決定變法；接著又召見梁啟超，后又特授譚嗣同、劉光弟、楊銳、林旭四品卿銜，充軍機章京，專辦新政。與此同時，慈禧也采取對策，在光緒帝頒布“明定國是”上諭后四天（6月20日），即迫令光緒帝將翁同?開缺回籍，“皇上見此詔，戰栗變色，無可如何。翁同龢一去，皇上之股肱頓失矣！”（梁啟超：《戊戌政變記》，第62頁）慈禧又任命榮祿為直隸總督，掌握近畿兵權，隨時準備朝維新派猛撲過去。光緒帝此刻的處境是，既想變法維新，又“上制于西后，下壅于頑臣”，無所措手足。正在這一微妙時刻，張之洞的門生、翰林院侍讀學士黃紹箕以張之洞所著《勸學篇》進呈。7月25日，光緒帝“詳加披覽”，以為“持論平正通達，于學術人心大有裨益”；遂以圣諭形式下令軍機處給諸省督撫學政各一部，要求他們“廣為刊布，實力勸導，以重名教而杜卮言”，又諭總理衙門排印三百部下發。

《勸學篇》因有若干新學內容，故為光緒帝所接納；而其上篇力辟民權論，又為慈禧太后所欣賞。這正表現了《勸學篇》及張之洞本人的雙重色彩。而恰恰是這種雙重色彩，使《勸學篇》在多事之秋的戊戌年間能夠左右逢源，被帝后交相嘉許，作為“欽定維新教科書”，“挾朝廷之力以行之”，“不脛而遍于海內”，十日之間，三易版本。據在華洋人估計，刊印不下二百萬冊，這在當時是一個相當驚人的大數字。西方各國對此書也頗為重視，先后譯成英、法文出版。1900年美國紐約出版的英文本，易名為《中國唯一的希望》。美國傳教士丁韙良的《花甲憶記》也選錄了《勸學篇》。

《勸學篇》對文化的不同層面持不同態度，引申出“變”與“不變”的二重觀點。張之洞說：“夫不可變者，倫紀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術也，非工藝也。”這就是說，器可變而道不可變。為證明“器”的可變性，張之洞旁征博引經典，如《周易》的“窮則變”、“變通盡利”、“變通趨時”、“損益之道”；《尚書》的“器非求舊，惟新”；《禮經》的“五帝不沿樂，三五不襲禮，禮時為大”；《論語》的“溫故知新”等等。為論證“道”的不可變性，張之洞則征引《禮記?大傳》的“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他進而發揮道：“五倫之道，百行之原，相傳數千年更無異義。”

張之洞的“變易”與“不易”的二重思想，雖然與諸經都有關系，而其主要淵源則在《周易》關于“變易”與“不易”的二重學說。應當指出的是，張氏并沒有追求“變易”與“不易”間的辯證統一，這與其說是其哲學思想的失足，不如說是政治上陷入矛盾與惶惑的結果。作為有限的改革者，張氏力圖變更陳法，改弦更張，在技藝層面，甚至部分地在制度層面采用“西法”；然而，作為宗法――專制政體和綱常名教的衛道者，他又竭力維系舊的政治――倫理系統。而現代化過程本來就是全方位的社會轉型，企圖在保存已經垂死的舊有本體的前提下，變更某些枝節，必然事倍功半。

總之，張之洞從“器可變”觀念出發，導演出頗有聲色的早期現代化建設一幕：近代工業、近代教育、近代軍事，一度達到東亞先進水平，使繼續從事這些現代事業的人感受其賜，如毛澤東在論及中國現代工業建設時曾說：講到重工業，不能忘記張之洞。然而，洋務派從“道不可變”觀念出發，力圖維護清王朝所代表的宗法――專制制度，又阻礙著中國現代化向縱深進展，這種“變易”與“不易”就陷入一個二律背反的怪圈。

以后，張之洞在1900年與劉坤一合謀策劃“東南互保”，1902年又與劉坤一合奏“變法三疏”，都是《勸學篇》闡明的路線的延伸。尤其是“變法三疏”中提出的“變法”主張，如“興學育才”四“大端”以及“整頓中法十二條”、“采用西法十一條”等，基本上是《勸學篇》的具體化。張之洞也因此成為清末“新政”的主角；也可以說，清末“新政”是《勸學篇》各項主張的實踐――政治上維持專制體制，經濟文化上推行若干新法。《勸學篇》刊行后不久，即遭到改良派人士的譴責。嚴復等著力批評其“體用兩橛”的理論混亂；而揭起系統清算《勸學篇》旗幟、并側重抨擊其反民權思想的，則是長期居住香港、受過系統西式教育的何啟和胡禮垣所撰的《勸學篇書后》。

應予指出的是，張之洞晚年的改革方略也曾涉及政體層面，他于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致劉坤一等人的電牘中稱“西法最善者，上下議院互相維持之法也”，該電牘主張仿效英國國會上下議院制度，州縣長官由全省紳民公舉，并建議劉坤一等“本此意而思一可行之法”。限于歷史條件，張氏的這一改革政治體制的設計未及實施。

1909年10月，張之洞在體仁閣大學士、軍機大臣任內溘然長逝。富于戲劇性的歷史場景是：在張氏死后兩年，中國第一次較完全意義上的資產階級革命運動――辛亥革命，在張氏經營近二十年的湖北省城武昌首先爆發，其經營的機器工業、新式學堂和新軍，一并轉變為打擊清朝的物質力量，專制帝制隨之轟然坍塌，歷史揭開了新的一頁。歷史自身的邏輯昭顯了《勸學篇》內外篇的矛盾性難以在同一框架內和平共存。然而，《勸學篇》作為探討中國社會及文化如何在古今中西大交會時代實現“過渡”的一部作品，是道、咸、同、光間一批朝野人士求索過渡之道的思想結晶，并為此后一個長時期提供了繼續討論此一切關宏旨的論題的基點，無論是發揚它還是批判它的人們，都離不開《勸學篇》設定的范疇、論題與展開域。盡管《勸學篇》的許多具體論點論據已成明日黃花，但它關于文化的內―外、本―末、體―用、常―變、動―靜之辨，關于文化的民族性保持與世界性獲得二者關系的探求，都已提出后人無法回避的題目，促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