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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經濟地理學家對三種批判城市理論的批判 后殖民城市理論過于強調特殊主義與知識的地區性；城市集合理論缺點在于不確定性與折衷主義；星球城市化理論則過度低估了城市經濟地理的集聚與節點性力量。 Michael Storper, Allen J Scott, 2016. Current debates in urban theory: A critical assessment, Urban Studies, 53(6): 1114–1136. Picture source: https://www./r/pics/comments/5702sq/valley_of_the_lights_italy/ 經濟地理學家Michael Storper與Allen Scott 2016年發表的論文《當前的城市理論爭辯：一個批判性的述評》，批判了當前三個最有影響力的城市理論：后殖民城市分析、城市集合理論與星球城市化理論(postcolonial urban theory, assemblage theoretic approach, and planetary urbanism)。 邁克·斯多普與艾倫·斯科特認為，后殖民城市理論過于強調特殊主義與知識的地區性；集合理論缺點在于不確定性與折衷主義；星球城市化理論則過度低估了城市經濟地理的集聚與節點性力量。 后殖民城市理論：世界的但又是地區的 后殖民研究主要源于文化研究與歷史研究，批判發達國家(全球北方，Global North)的理論分析傳統存在許多盲點，尤其是殖民主義的遺產——例如民族中心主義和偏見——無意識地影響了學者們對發展中國家(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分析。 后殖民學者正確地指出聲稱歐洲—北美理論具有普適性是不恰當的、很多時候是錯誤的。近年來，類似的批判在城市研究里，影響日益增大：基于歐洲與北美的城市理論不能推廣到全球南方。 后殖民學者對源自全球北方的城市理論的現代主義與發展主義偏見尤為不滿，認為現代主義和發展主義把全球南方的城市與社會歸為發展不足與落后狀態。后殖民學者更進一步批判現代主義、發展主義是在推廣目的論的城市概念，視增長與改變需要經由線性的演化過程，從落后走向現代，從不發達走向發達。 后殖民城市理論提出兩種策略去糾正理論的失衡與歪曲。第一，呼吁認真對待來自全球南方城市的經驗，建立更世界性的城市理論。第二，堅持每個城市都是獨特的，關注城市的差異性與復雜性。 Stoper與Scott認為后殖民城市理論有三個缺陷：第一，過于夸大當代歐洲-北美城市分析認識論的偏見；第二，對現代主義與發展主義的選擇性批判；第三，過于強調缺乏理論結構的比較主義。 后殖民主義研究有一個明顯的自相矛盾之處：一方面要求世界性的城市分析，另一方面不斷強化北方/南方的二元分類，甚至在某些情況下強調城市理論的“地區化(provincialization)”。 全球北方與全球南方的城市具有許多共同點，例如貧困問題，對兩地貧困問題的研究有裨益于彼此。 強調比較研究視角的確有益，但是必須在理論自覺的前提下選擇數據、經驗和結果進行對比，否則難以跳出一味強調經驗差異與復雜性的地方主義的窠臼。 城市集合理論：不確定性與折衷主義 過去幾十年，集合理論成為社會科學和城市研究領域一個主要研究流派。集合理論首先是一種對世界的本體論看法，即把世界視為一個大型的塊莖狀的網絡或者細致的關系，構成現實的根本特征。這些網絡把人類與非人類物體結合形成一個流動的、混合的馬賽克，形成一個暫時穩定的互相聯系的系統，代表了可觀察世界的現狀。集合理論有幾種變體，其中影響力最大當屬布魯諾·拉圖爾的行動者網絡理論。 集合理論與行動者網絡理論對于城市研究的主要啟示：把城市視為一個物體，在城市實踐的具體場所中不斷地被組裝，換句話說，把城市視為不斷形成的過程的復合體，再加上社會技術網絡、混合集體與可能的地形。 這種城市概念導致城市調查方法走向描述性、軼事性以及不加區分性。城市集合理論的擁躉甚至宣稱：“直到我們找到它之前，我們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 Brenner等人批評這類研究為“天真的客觀主義”，不懂區分城市分析里，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的。集合理論缺乏理論指標，告訴我們如何區分重要與瑣屑的關系。所有都一樣重要，所有都一樣地不重要。 Stoper與Scott不否認非人類物體與人類社會之間存在重要反饋的可能，也不否認技術、城市空間與社會生活之間的反身關系的存在，但是他們不認同“非動態物體能夠‘行動’，仿佛擁有某種因果或生產的力量，在本體論上等同于有感情、有目的的人類行為”的觀點。 集合理論過于夸大集合行為本身，而看不到背后有什么力量導致集合的可能或不可能。集合理論提倡一種后驗的分析社會組織要素的方法，過于關注日常生活的特定場所。結果，城市的概念無法確定，城市是復雜的、不同的、多面向的、開放的、流動的、獨特的、混合的、不合規矩的、非線性的……等等各種不相干現象集合在一起，形成復雜的因果和可能的關系網絡。 城市集合方法對于城市某種民族志學的描述性分析具有潛在的正面價值，但集合理論的主要問題——現實是一個塊莖狀的網絡，背后沒有結構性過程；物體具有與人一樣的能動性；缺乏人類行為的概念——使得集合理論無法找到城市的動力、流動、變遷與因果關系。 星球城市化：城市是一種意識形態嗎？ 星球城市化的提出者Brenner與Schimid反對城市/非城市的二元分類，強調21世紀，城市與其他東西的界限變得模糊，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實證上，已經無法單獨把城市從其他地理空間截然分開，提出沒有外部的城市理論（具體參閱 城讀 │當列斐伏爾的預言成為現實：走向星球城市化的城市研究）。 的確，城市已經整合進全球范圍內社會經濟系統內，城市之間所謂純粹的“農村”領域的觀念已經過時。但是，這些如何導致作者聲稱的“城市已經成為一種意識形態了呢”？ 盡管沒有絕對的界限將城市土地關系與其他地理空間區分開來，而是通過一系列的空間梯度，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但這并不意味著城市土地關系及其動力就是幻覺，正如鄰里、貧民窟、工業區不會消失于城市全體之中，城市也不會消失于星球城市化的全體之中。 城市是一個不可縮減的集合體，城市的特性源自集聚、引力與密度的焦點以及城市特定的每日每周的生活節律。 城市的本質之一是城市土地關系（the Urban Land Nexus），一系列互動的土地利用，反映了城市社會與經濟活動的分異、極化和區位馬賽克，城市土地關系對應城市內部空間的肌理，由企業尋找生產區位和家庭尋找生活空間的行為共同塑造（具體請閱讀 城讀│城市的本質是什么？）。 無論城市對于外部的效應如何，這絕對不能削弱城市土地關系作為城市內部的關鍵組成的理論觀點。 后殖民城市理論與城市集合理論對于如何進行城市研究具有很強的觀點，但是兩者未能提出一致的城市理論概念；星球城市化則提出一個激進的城市理論，通常理解的城市已經融入世界范圍的空間經濟之中。這三種理論各自具有盲點和扭曲的分析視角，因此無法形成有意義的城市概念，也無法得出有關城市的邏輯與動力的一般性見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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