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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疆尉犁縣縣城東南約180公里的地方，有一處遺址叫做營盤，它擁有一座圓形的古城和上百座古墓，被一些學者譽為“第二個樓蘭”。 營盤古城遺址 2004年，中國絲綢博物館館長趙豐和同事技術部主任汪自強來到這里。等待他們的，是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李文瑛等人。 他們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要揭取、修復一套從營盤 M15號古墓中發掘出來的干尸服裝。 這究竟是怎樣一套服裝，竟能得到來自杭州、新疆兩地研究機構的高度重視？ 這一切，皆源于盜墓賊在營盤歷史上瘋狂的竊取行為。 其實，早自斯坦因開始，作為“樓蘭道”中的主要城鎮營盤就一直飽受盜墓的痛苦。不僅是他曾經在營盤挖掘了大量的文物，其他盜墓團伙也在這里挖掘了眾多文物。 營盤，幾無安寧。 考古人員不得不對這些古墓進行搶救性挖掘。1989年，巴州文物普查隊在營盤墓地清理被盜墓9座，而1995年和1999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兩次發掘，共發掘墓葬112座，清理被盜墓百余座，出土文物400余件。 新疆考古研究所李文瑛在營盤城遺址 “營盤墓地共出土服飾等196件，有些是完整的，更多的是殘片。”中國古代紡織品鑒定保護中心副主任、中國絲綢博物館研究員薛雁介紹說，“新疆考古研究所曾對其中的一部分進行修復，但因各種原因未能全部完成。” 這具干尸身上所穿服裝，即是未被修復的文物之一。 趙豐說，干尸之所以能引起研究人員的注意，是因為這座墓葬整體保存的完好性，尤其是他身上的衣飾，風格獨特，而且大部分幾乎無損。 “得把衣服從干尸上揭取下來，否則不利于衣飾的保護。”面對干尸進一步的腐爛可能帶來的不利影響，這才有了趙豐和李文瑛之間于2004年那次歷史性的會面。 汪自強和尼加提在工作 “干尸為男性，外衣紡織物是紅地人獸樹紋罽，是一種精紡的毛織物”李文瑛一邊走，一邊記錄到，“它采用雙層組織，形成重疊的上下兩層，這種毛織技術，到了唐代，又被絲織技術所借鑒。” “而從圖案題材看，樹下對獸的紋樣形式在波斯裝飾題材中很常見，裸體人物的造型則鮮明地表現出希臘羅馬藝術的特點。”李文瑛繼續寫道，“綜合以上人獸樹紋罽的藝術、技術特征，推定它源于中亞大月氏—貴霜王國。” 紅地人獸樹紋罽袍 紅地人獸樹紋罽 “2004年7月14日，我感覺那可能是新疆歷史上最熱的一天。”汪自強回憶說，“當地為我們準備了一個朝北的房間，非常熱，為了剝離工作，我們首先要對干尸還潮，這道修復工序即是將干尸放在一個用塑料薄膜罩起來的密閉空間內，加濕回潮。所以我們這些在現場操作的，人人大汗淋漓。” 干尸在加濕中，室內異常悶熱，趙豐在一旁記錄 干尸服飾保護修復中 “在兩天的工作中，我們發現，干尸所著絹內袍的前胸、領口、絹面氈襪的襪面襪底、腰間所掛香囊的鑲邊上都有貼金，用金特別多。”汪自強判斷，這種貼金技術是漢魏時期比較盛行的一種印花工藝。 干尸腳底上的貼金 “男尸的褲子，在一開始時大家根據簡單觀察都認定是毛，但是經過我們的鑒定后發現是絲。”趙豐談及，“這件織物，很可能是把用中原地區絲線做成的絲綢，拆除之后，用于當地重新紡線制作而成的。” 干尸的絳色花卉紋刺繡絹褲 在進一步的比對和實驗中，中國絲綢博物館副研究員劉劍發現，干尸身上紡織物的染色成份包含了西茜草和茜草，一種是古代新疆營盤當地一帶的特產植物，而另一種則是中原地區的植物。 這也再次證明了李文瑛的論斷。在墓主人生存的那個時代，中原和西域往來頻繁，西域各地絲織技術得到了發展，這才有了如此精湛的織造工藝。 刺繡線的絲纖維 “在揭取衣物的過程中，我們還發現干尸背部從肩到足踝都襯有薄木板，層層白絹帶將人體和木板纏裹成一體，兩臂、手甚至每一根手指都仔細一一纏裹，之后才將衣、外袍穿戴整齊。”李文瑛和趙豐都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葬俗。 修復前的干尸
修復后的干尸 而李文瑛通過對紡織物圖案的研究，對比同一地區其它斷代明確的墓葬后發現，這具干尸的年代大致為東漢末至魏晉前涼時期，很可能屬于公元3世紀末至4世紀初。
干尸的微笑 至此，關于干尸的一切都真相大白。墓主人所展示的高規格棺具、服飾，都表明了其不同尋常的身份和地位，服飾中所表現出的異域風情和中原影響，則證明了營盤 地區當時因絲綢之路的存在，而出現了東西文化融合的現象。
修復團隊合影，右五為趙豐 如今，關于營盤的其它出土紡織物已經送到了杭州。 “2011年，考古所挑選其中50件交由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絲綢博物館和浙江大學組成的團隊進行數字化信息采集工作。”作為數字化項目的主持者，薛雁很期待最終成果的到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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