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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郭店楚簡的簡制和內容再探“老子” 從傳統的認知，也就是目前在整個中國學術界占絕對話語權的定論式的認知來講，《老子》又稱《道德經》，是2500多年前的老子所作，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李，古代又稱“老”。老子比孔子大約大三十歲左右，孔子曾經向老子請教過禮。老子看到周朝衰弱，就辭官歸隱，西出函谷，遇到函谷關令尹喜，經不住尹喜的再三請求與熱情挽留（好像是不留下點真東西就走不了的那種），于是勉為其難的寫了五千言，這就是《老子》成書的整個經過。《老子》奠定了道家的理論基礎，而老子也由此成為道家的始祖，也有人干脆就認為是老子創立了道家，所以，道家可以說是諸子百家中最早的一個。盡管一直有人對“老子”其人、《老子》其書提出質疑，然而學術權威們不認，這些質疑統統被視作胡說八道或者扯淡，無從理睬。 然而，這一定論式的認知卻從一個古墓發掘出土的簡書被釋讀開始出現了松動。 1993年10月，湖北荊門郭店楚墓竹簡出土。這些楚墓被認定為戰國中晚期下葬，出土的這些文獻資料當是戰國中晚期以前的，其學術價值不可估量。1998年5月，由學術權威人士對上述楚簡文字所作的整理和釋讀由國家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學術權威們認定，這些文獻是儒家與道家佚籍，其中一部分被認定為道家著作，命名為《老子》，并認定這是目前發現的最早的《老子》版本，因為竹簡的制式不同，這些簡書又被分為甲乙丙三個版本，這就是我們常說的郭店楚簡。 首先強調，這些權威釋讀者們在整理、釋讀前已經在不知不覺中習慣性的為釋讀規劃了一個固定的模式：只要發現有與道家文獻相同內容的，就一定是道家著作，只要內容與《老子》中的內容相同的，就一定是《老子》。在釋讀上博簡中的《恒先》時，釋讀者就是這么去釋讀的；在釋讀郭店楚簡時，釋讀者們也是這么做的，郭店楚簡本《老子》這一名稱就是這么來的。 事實上，郭店楚簡中的“《老子》”內容只有以前我們所見到的傳本《老子》的五分之二，更引人注意的是，郭店楚簡在關鍵內容上與傳本《老子》完全不同甚至對立，特別是對圣、仁、義的態度上。這些差異的價值究竟有多大？沒有人知道。 對于與傳本內容數量上的差異，按荊門博物館早期的官方說法，郭店楚簡之所以內容較傳本的《老子》少是因為盜墓行為導致了竹簡有所缺失。不過這一說法并未得到學術界的普遍認可，有學者對比了帛書《緇衣》和楚簡《緇衣》、帛書《五行》和楚簡《五行》，發現語言銜接非常完整，并無丟簡。另外從內容來看，楚簡“《老子》”之中對“老聃之學、無為之術”有著系統的論述，部分殘損之字從帛書校定，義理通順、邏輯明確，并無前后矛盾、自相攻伐之處，因此，楚簡“《老子》”應當是個完整的版本，所謂少簡的說法實在沒有依據。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個完整的版本并沒有篇名，釋讀者們依據傳本《老子》將其命名為“老子”其實是建立在“老子”確有其人、《老子》早已有之的假設基礎上的，之所以稱其為假設，是因為在出土的先秦文物中從來就沒有發現任何關于老子確實存在的證據，也沒有任何先秦時期真的存在《老子》一文的證據，一切都是“相傳”，所謂的證據也是偷梁換柱，將“老”當作“老子”來解讀。 事實上，迄今為止，我們只在先秦的文獻資料中找到了關于“老”這一稱謂真實存在的證據，而沒有哪怕一丁點兒的關于“老子”存在的證據。《禮記·禮運》記載：“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周禮》中說“屬于天子之老二人”， 鄉老由公一人擔任。可見，“三老”即天子之三公，在朝曰“三公”，而在學曰“三老”。周初，武王去世成王繼位，周公與召公分陜而治，大概就是 “屬于天子之老二人”的例證了（詳情參見拙作《那些被誤讀的古籍經典系列：追根溯源之“三老”、縣、鄉——秦漢的“三老”、縣、鄉與周朝的“三老”、縣、鄉完全就是兩碼事兒》）。那么，老聃、老萊子等其實就是當時人們對三老的尊稱了。這就是說，孔子稱求教過的老師為“老聃”并不是不尊重的直呼其名，“老聃”并不是姓“老”，“老”是職務，“聃”是名，稱其為“老聃”其實是種尊稱，這才符合孔子宣揚的禮制。不然，孔子對老師直呼其名，哪里有什么禮？ 對于與傳本在圣、仁、義上的差異，顯然學術界大大低估了其價值所在。以龐樸先生為代表的學術權威們認為，這說明道家在早期與儒家在對待圣、仁、義的態度上是相互包容、和平共處的，并無后來那么對立。難道真的這么簡單、輕巧？ 我們知道，之所以出現門派之爭，是因為對相同的事物的看法彼此之間存在分歧甚至對立。那么，我們不禁要問：既然道家、儒家之間并沒有本質性的對立，又怎么可能出現道家、儒家的分立呢？道家究竟是在什么時期出現的？歷史上是否真的具有老子其人？如果老子是唐初開始虛構出來的人物，我們的先秦文化史豈不是需要改寫了？ 我們再來看一下郭店楚簡的形制和內容。資料顯示：荊門郭店一號墓于1993年10月出土，有字竹簡共計730枚。整理者依據傳本《老子》將其中的71枚命名為“簡本《老子》”，并根據竹簡形制的不同，其分為甲乙丙三組。其中甲組39枚，竹簡兩端被削成梯形，簡長32.3厘米，編線兩道，編線間距13厘米；乙組共計18枚，竹簡兩端平齊，簡長30.6厘米，編線兩道，編線間距13厘米；丙組共計14枚，竹簡兩端平齊，簡長26.5厘米，編線兩道，編線間距10.8厘米。從形制上說，這三組不是同一書。 不僅如此，從形制上可以確定，這71枚竹簡其實是和被整理者獨立出來命名為《太一生水》的竹簡是連在一起的，也就是說，所謂“簡本《太一生水》”與所謂的“簡本《老子》”丙組本來是同一書，是整理者受傳本《老子》影響，擅自將其割裂開來了。顯然，這很可能破壞了這批竹簡的本來面目，因為一旦歷史上真的并無老子其人、戰國中晚期道家還沒有出現，那么，這樣的整理和釋讀就將其篡改得面目全非了——因為郭店楚簡與傳本的不同很有可能意味著，傳本《老子》是戰國中晚期以后，有人將古籍中的某些文章根據一定的主題和邏輯拼湊起來，并虛構了一個本不存在的“老子”而成書的。毫無疑問，學術界對于郭店楚簡的研究仍然局限在沒有實證的“老子確有其人、道家在戰國中晚期已經出現”的假設范圍之內，已經嚴重制約了對郭店楚簡價值的發掘。 顯然，學術界在對郭店楚簡、上博簡等出土的秦以前的文物進行研究時局限在沒有實證的“老子確有其人、道家在戰國中晚期已經出現”的假設范圍之內的思路必須突破，研究才能取得更大的進展，這些文物的價值才能真正得以實現。筆者在一系列考證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個十分大膽的假設：歷史上并沒有“老子”其人，戰國中晚期，根本沒有什么《老子》其書，道家更是尚未形成，那時根本不存在什么道家、儒家之爭。 如果事實真的如此，那么，中國的先秦文化史就是另番樣子了，這可就是一個值得高度重視的問題了。因此，在解讀郭店楚簡以及命名時乃至在研究所有的先秦文獻時，都應當將“老子”、“道家”這樣的字眼去除，更不能用后世出現的傳本《老子》或者用所謂的道家思想作為依據去解讀。只有這樣，才能真正還原歷史。 這就引來了另一個不得不面對的問題：不依據傳本《老子》，如何去解讀呢？對此，筆者作了一下嘗試，拋開道家思想，單純從文章的內在邏輯結構去重構、解讀上博簡《恒先》，居然取得了成功（詳情參見拙作《高行之版〈恒先〉》）。在此拋磚引玉，希望更多有興趣的朋友嘗試一下這個思路，為發掘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貢獻自己的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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