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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歷朝歷代都有養育宗室的制度，明朝在這方面達到了頂峰。用明朝人自己的話說，就是我朝親親之恩,可謂無所不用,其厚遠過前代矣！所以，往往明朝的宗室制度，也被戲謔為國營養豬。 明朝分封藩王屬于元朝分封的延續，歷史上元朝曾經把部分宗室分封到邊疆，給與其一定的兵權以及行政權，使其代替朝廷鎮守邊疆。明初，明太祖朱元璋延續了這條政策，目的就是為了讓朱家的子孫能夠守衛邊境。因為古代沒有電報沒有無線電，行政效率能有多低毋庸諱言，所以不管是成吉思汗還是朱元璋都采取分封制，目的是在邊疆扶植一個小汗國解決行政效率低的問題。 但是，從建文朝開始，得益于朱元璋幾乎搞死了功臣派系，知識分子隨著傳統知識分子逐漸掌握話語權，明朝又開始削藩。雖然建文皇帝被燕逆推翻，但是朱棣又撿起了建文皇帝削藩的政策。藩王的兵權、行政權被剝奪，不許同勛貴聯姻、禁止藩王離開封地等等。 但是為了彌補削藩給藩王造成的損失，所以明朝對宗室基本都給了大量的經濟利益，每個宗室從出生到死亡都由朝廷養著，而且每個藩王都有大量的田莊作為食邑。這就讓這些宗室藩王們大量造人，畢竟每生一個孩子就可以從朝廷要錢；而賞賜王莊又等于加劇了土地兼并，造成了嚴重的社會矛盾。 比如地處中原腹地的河南地區，在萬歷六年時有潞王、福王、周王、趙王、唐王、伊王、鄭王、崇王和徽王等九位宗室藩王。這些大寶貝們的莊田，約占河南田地的十分之一還多，約是全國的百分之一。這些粗略的統計，還僅僅是九個親王的莊田，不包括其他較小的宗室。雖然可能還沒達到總數的一半，但已經非常觸目驚心了。 有學者根據《明實錄》中田土賞賜記載不完全統計，湖廣地區藩王田土數目約占萬歷六年湖廣田土總額的二十分之一。湖廣二十個藩王之中，除了幾個無子國除的藩王外，其余像楚、遼、岷這幾個大藩王的莊田數量雖然不詳，但也不會少到哪里去。 可見土地兼并之嚴重，也可以想象到明朝社會矛盾是多么尖銳。 而且保養宗室還要耗費大量財政。僅僅是在嘉靖三十二年，天下歲供京師祿米是400萬石，卻需要承擔各處祿米總計853萬石。萬歷初年的全國財政支出約是1854萬兩，其中用于宗藩祿糧的就有552萬兩左右，占比29.76%。 這什么概念呢？萬歷三十五年，刑科左給事中曹于汴的奏疏中透露了萬歷三大征的軍費情況：寧夏之役費餉金200萬，東倭之役780余萬，播州之役亦費300余萬。也就是說，這些宗藩祿米如果都用作軍費，可以讓明朝再打一次寧夏之役、一次播州之役。萬歷四十八年為遼東戰事加派田賦520萬兩，宗藩祿米也相當于這一年的遼餉份額。如果沒有龐大的宗室寄生蟲，何至于遼東戰事無錢可用？ 毫不客氣的說，明朝的宗室們已經成為地方上的禍害，吸血的寄生蟲。正所謂出來混早晚要還，明末農民大起義，大量的宗室被不堪壓迫的百姓殺戮。而清朝入關后，又處決了明朝宗室幾乎全部的近支以及造過反的遠支，而他們所遺留的王莊，也被康熙用來安置流民，緩解社會矛盾。 對于封建皇權來說幾個藩王算什么，充其量也只是臣子，沒有什么不敢碰的。 朱允炆（建文帝）上臺后就在方孝孺、齊泰、黃子澄的協助下實行削藩，而以藩王身份靖難成功的朱棣（永樂帝）坐上皇位后也實行削藩，后續的明朝君主對于絕嗣的藩王（如徽王）或觸犯律法的藩王（如遼王）實行除爵除國，不再實行過繼宗親以承王爵的制度了。 尤其是儒家道德體系經過“仁宣之治”已經建立起來了，文人開始再次登上舞臺，文治的理念再一次實現，所以藩王制不是明朝皇帝和大臣敢不敢碰的問題，而是愿不愿意碰的問題！ 站在明朝皇帝的角度，這些藩王和皇室（朱棣一脈）雖然血親已經疏遠，但畢竟都是老朱的直系后代，血液里還流暢著老朱的基因，多少還是要給一點臉面的；皇室沒有近鄰也不需要近鄰，而遠親再怎么說也是親，所以只要藩王不出格，保留他們的王爵享受榮華富貴有什么不可呢！ 正德年間，寧王朱宸濠為什么敢謀反？因為人家也是正兒八經的洪武帝子孫，但他出格了，所以謀反失敗后只能被削系，從此世間再也沒有了寧藩。 那么，明朝建立后分封藩王的意圖是什么呢？這還是嫡長子制度影響的！ 嫡長子繼承制中國有傳統的嫡長子繼承制，朱元璋雖然身起微末，但這樣的傳統反而是他最看重的。皇位只能由嫡長子繼承，那么其他兒子也不能趕出皇宮和自己年輕時候一樣去流浪，去做乞丐吧！ 何況明朝建立初期，局勢還不是穩定，所以分封諸子到各地為王，并保留一定的王府衛隊，這樣有利于大明朝的長治久安！ 朱元璋的想法是好的，但繼位的朱允炆卻看到了皇權有旁落的危險，才會削藩！ 朱棣作為藩王自然不服，一怒之下靖難成功，但為了防止再有類似的事情在自己的后世子孫中發生，面對自己的兄弟們，以保留爵位、廢除軍隊的策略削弱藩王勢力，加強皇室權威！ 當然，明朝藩王制度的弊端也是很大的！明朝的藩王和漢代的藩王不一樣（朱棣上臺后制定的策略），雖然采取的也是嫡長子繼承制，但沒有地方行政、經濟大權，也不允許進入士農工商搶奪資源，所有的收入和開銷只能是朝廷賜予的土地和賞賜，所以藩王能做的就是在家混吃、等死、生孩子。 這也是南明弘光帝朱由崧（皇室血脈）被清廷抓住后，按理說永歷帝朱由榔（皇室脈系）應該繼續扛起大旗的，但隆武、紹武、魯王等明朝宗系政權（非皇族一脈，都是王族）以為都是朱家子孫，并不愿意接受永歷的旗號，尤其是紹武政權還和永歷爭奪正統之位，只能被清軍各個擊破！ 明朝的藩王制度開辟之初，是為了鞏固帝國的防御。朱元璋是農民出身，基于他自己的觀念，他認為自己的兒子肯定要比外人靠得住，所以想到了讓兒子替自己守江山的辦法。明朝分封藩王的制度，與漢朝和西晉的分封制度相似，但區別亦不小。其最大的區別在于，明朝的藩王不掌握地方的行政權，而僅僅享有軍事指揮權，甚至在藩王府邸所在地，都有朝廷的軍事力量和武裝治安力量，可見，朱元璋對于西漢，西晉時期分封制的經驗教訓，還是有所借鑒的。 即便如此，藩王的衛隊也是一股強大的力量，尤其是在北方邊境駐守的藩王，其衛隊（即親兵）之數量達到十余萬，與此同時，因為這些軍隊長期與北方的蒙古作戰，所以其戰斗力也不是內陸軍隊能夠匹敵的。總而言之，藩王的存在，始終是對皇權的一大威脅。因此，朱元璋一去世，他的繼承者——皇太孫朱允炆便開始削藩，對自己的叔叔們動手。朱允炆暴力的，不當的削藩，也直接導致了朱棣起兵造反，朱標一從此失勢。 繼任的明成祖朱棣，本身就是以藩王造反而登上皇位，藩王的能量，他自然是清楚的，所以他在當上皇帝之后，繼續朱允炆的削藩大業。他削藩的手段，并不如朱允炆那么暴力，他僅僅是削去藩王的衛隊，而保留王爵。因此，朱棣最終順利除掉了藩王對皇權的威脅。 明朝的藩王，其嫡長子具有繼承王位的權利，其余諸子皆為郡王；郡王也遵循嫡長子繼承，其余兒子降一級爵位，一直有十個等級；此外，每一位皇帝除太子以外的兒子，也都被封為親王。這樣一來。隨著時間的推移，老朱家的王爺數量越來越多。這些王爺的活動受到一定限制，只能呆在封地，不得隨意離開，也不允許其從事商業活動，且生活費用由朝廷撥款，可以說是無憂無慮。 藩王的逐漸增多，也造成了明朝財政支出的不斷擴大；有的藩王在封地內大量兼并土地，造成自耕農數量減少，其或淪為流民，或成為佃農，這對于明朝的財政收入和社會秩序，都是不小的沖擊。 明朝歷代皇帝之所以不去改革這項制度，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朱元璋的祖訓。朱元璋作為一位農民出身的皇帝，對于家族這一方面是非常看重的，他自己編的《皇明祖訓》中，為自己的子孫后代已經做出了非常仔細的規劃，甚至連每一系的字輩都提前規劃好了。所以，朱元璋這種不讓子孫后代受罪的思想，轉化為了藩王制這樣一種制度設計，自然不是其他皇帝可以更改的。 另一個原因就是有關“華夏正統性”的問題。明朝從蒙古元政權手中接過統治權力，其極力想通過說明“華夏正統性”來增強政權內部的凝聚力，所以朱元璋在擁有天下后，非常注重“漢元素”，即使當時的明朝在很多方面都已經被蒙古影響二朱元璋卻不自知。對于“親親尊尊”，分封宗法這類出自周禮的原則，非常重視。明朝歷代君主在朱元璋的影響下也都默認了藩王制度存在的合理性。 另外，則是處于血緣關系的考慮。畢竟藩王都姓朱，都是朱元璋的子孫后代，只要不去威脅皇權，那么給他們一點好處也是沒什么影響的。這種思想的本質就是家天下——天下都是老朱家的，自然，老朱家的所有子孫都能享受掌握權力帶來的好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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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全統計，明朝一個大點的藩王就有三四萬頃土地的食邑，甚至還有本省的地不夠圈，跑外省圈地的。明末成都平原70%的耕地被王府圈占，天啟年間《新修成都府志》中也感慨：
徯我后，后來其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