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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從記錄內容上看，包羅萬象，從從桑農勞作到邊怨閨愁，從土人風俗到軍政王史。上至三皇，下至西周，春秋諸侯。那個時期還沒有專職的詩歌創造者，所以屬于群體創造，是群體智慧的結晶。 《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及幽厲之缺。三百篇孔子皆弦歌之。”《論語.為政》中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詩無邪。”所謂無邪，就是雅正的意思，其感情的表達樂而不淫，哀而不傷，非常符合儒家中庸的思想，喜怒衰樂之末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可見，《詩經》確實經過了孔子及其弟子的重新篩選編訂。這種典雅，中正，把握尺度，避免極端的審美也直接影響了后世詩歌中講究含蓄蘊藉的風格。 關于《詩經》的來源，主要有采詩和獻詩兩種說法，個人認為這兩種方法應該都有。《左傳》說：“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查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詢于路。官師相規，工藝執事以諫。”可以說，《詩經》中有來自各個階層的聲音，反應了民間的心聲，因為高度來源于生活，所以《詩經》有著強烈的現實主義風格，這也是后來詩歌現實主義流派的源頭。 孔子把《詩》《書》《易》《禮》《樂》《春秋》統稱為六藝去傳授弟子。當時孔子杏壇授業，有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有七十二人。其中，孔子對《詩》的講授更注重其政教功能，把《詩》當做外交理政，修身治國的本領。《論語.季氏》說：不學詩，無以言。就是說不學詩，外交辭令就匱乏。《論語.子路》也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說明了學會《詩經》是當時為官從政的基本素養。 當然孔子還提出了著名的興，觀，群，怨說，《論語.陽貨》中說：小子何莫學乎《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興，也是比興，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比興者，起著引譬連類的作用，也啟發人的意志。觀是觀察社會風俗之盛衰，也就是了解國情，民情。群就是多和人相互交流，多切磋學問。怨就是怨刺上政，對不合理的政策提出自己的批評意見。這種興，觀，群，怨說強調詩歌的社會作用，影響了后世文學審美觀，后來韓愈的“文以載道”，白居易的“文章合為時而著，詩歌合為事而作”，都可以看做這樣思想的延續。 《詩經》中獨特的風，雅，頌，體裁，和賦，比，興的表現手法，也引領和啟發了后人的詩歌類創作。《文心雕龍.宗經》中說：“賦誦歌贊，則《詩》立其本”。葉夑在《原詩》中的源流說也認為《詩經》是詩詞的源頭，他說：“詩有源必有本，有本必有末。”可見《詩經》流響千古，澤潤萬代的影響。劉勰在《文心雕龍》中說：“化偃一國謂之風，風正四方謂之雅，榮告神明謂之頌。風雅序人，事兼變正，頌主告神，義必純美。”劉勰闡明了風和雅主要是反映并規刺民間風俗的，而頌是寫給神明的，多寫政績偉業。 《文心雕龍.比興》中關于“比興”這樣論述道：“何謂為比，蓋寫物以附意，揚言以切事也。觀夫興亡之托喻，婉而成章，稱名也小，取類也大。詩人比興，觸物圓覽也。”他說明了比興手法的應用能夠形象說明事物的特點。唐代評論家更進一步把“比興”稱之為“興寄”，如陳子昂批評齊梁詩風“采麗競繁，而興寄都絕。關于賦，在中的《漢書.藝文志.詩賦略》中說：“不歌而誦謂之賦。” 《文心雕龍.詮賦》中說：“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也就是說賦的特點就是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賦的這種風格在漢朝大賦中發展到了極致，漢大賦鋪張揚厲，以鋪張描寫為能事，結構宏大，文辭富麗。此外，賦，也是后來的敘事詩的起源。 最早《尚書.堯典》中就說：“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這應該是最早的言志說。《毛詩序》中提出了詩歌中志與情的關系，豐富了其內涵。書中說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志和情的論述，奠定了詩歌的抒情特性。后來的陸機在《文賦》中也提出：詩緣情而綺靡。此后的發展，詩歌成了人們感發志意，抒寫情懷的最好載體。 一部《詩經》，不僅記載著先民淳樸的愛戀和記憶，也展現了古代社會的風土人情，同時為后世詩詞的創作提供了范本，奠定了抒情基調和寫作手法。其魅力千載留香，滋養著一脈悠悠不盡的詩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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