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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書籍領域的雕版印刷術大約發(fā)明于隋唐之際。從現(xiàn)存的早期印刷遺珍來看，率先應用這一發(fā)明的很有可能是中國的佛教徒，他們具有極強烈的復制圖文來傳播佛教的愿望，他們對印刷術的發(fā)明與發(fā)展做出了極為重要的貢獻。所以，早期佛經、佛像類印刷品較為常見。但是，印刷術從何時開始與儒學傳播相結合？現(xiàn)存最早的儒家印本是哪件？早期的印刷術對于知識傳播所起到的推動作用具體體現(xiàn)在哪些方面？這些都是意義重大，而我們印刷史學界還很少涉及的研究領域。 盡管唐時刻本已流行于世，但相傳至今者，寥若晨星。不幸中之大幸，敦煌寶庫及個別墓室、寺院還有秘藏，今天的人們才能得見數(shù)本。其中，大多數(shù)早期雕版印品都來自于敦煌藏經洞。事實上，藏經洞地處大唐邊陲，盡管曾經喧囂繁華，但所出土的印品其實并不能反映大唐盛世雕版印刷術發(fā)展的全貌。我們只能通過對這數(shù)種珍稀印品進行深入研究，才有可能撥云見日，還原雕版印刷術早期的應用情況。這樣的研究成果越多，我們離雕版印刷術起源和發(fā)明的真相便越接近。敦煌印本《故圓鑒大師二十四孝押座文》正是這樣一件“待字閨中”、值得深入研究的早期雕版印刷珍品。它可以說是中國二十四孝文化紙本的鼻祖，是現(xiàn)存最早的佛教和儒家結合的印本。 《故圓鑒大師二十四孝押座文》編號考辨 收錄有敦煌出土的印本《故圓鑒大師二十四孝押座文》的論文或者著作很少，即使有也多語焉不詳。關于它的來源、編號、現(xiàn)存地、所屬年代，以及其為印本還是寫本的相關記述都混亂不堪。 1957 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敦煌變文集》中，王重民先生校記：“凡存三卷，原編號及校次如下：原卷，斯7，刻本；甲卷，伯3361；乙卷，斯3728?！北本┐髮W白化文教授在1987 年第3 期《大學圖書館通訊》中發(fā)表的《敦煌漢文遺書中雕版印刷資料綜述》一文中介紹：“G.8102 號，卷子本，五十六行。內首題一行：《故圓鑒大師二十四孝押座文》；韻文句子五十五行，每行兩句?！抖鼗妥兾募氛`寫卷子號為‘斯七’，應改正”。從此，作者們在介紹這卷《故圓鑒大師二十四孝押座文》時，都參考白先生這段描述，其編號越引越混亂。例如：周紹良先生在《五代俗講僧圓鑒大師》一文中說：“此據(jù)《敦煌變文集》卷七移錄，據(jù)注稱依S7 刻本錄，但遍尋此號未得。”李致忠先生在2006 年10月《文獻季刊》中發(fā)表《唐代版印實錄與文獻記錄》中介紹：“法蘭西圖書館所藏（P.3361)、不列顛圖書館所藏（S.8702；S.3728）原出中國敦煌《故圓鑒大師二十四孝押座文》，是雕印本。卷子裝。高20.1 厘米，全長150 厘米。麻紙印造”。再如，2009年，胡發(fā)強先生在《敦煌藏經洞出土雕版印刷品研究》一文中，也是這樣介紹：“編號為G.8102，通高為20.1 厘米，全長150 厘米。印文共五十五行”。以上這些相關介紹都有不同的問題。倘若根據(jù)G.8102 和斯7 的編號等數(shù)據(jù)，確實在所有的敦煌出土文獻中都查找不到，給現(xiàn)在的研究者造成了相當大的困惑。本文撰寫的過程中，經多方研究查證，敦煌確實出土有印本《故圓鑒大師二十四孝押座文》，其編號應為：Or.8210/P.1。根據(jù)英國國家圖書館所標注的說明，此卷押座文尺寸為長91 厘米，寬26 厘米，而且“刻印精美”（Beauti?fully printed）。 遍查英藏、法藏、俄藏的敦煌珍品史料，《故圓鑒大師二十四孝押座文》滄桑的經歷大致可以勾勒出來。1900 年至1916 年期間，匈牙利裔英籍考古學家斯坦因三次在中國西北考古，這其間他將大量出土文獻和文物運往英國。其中包括漢文、粟特文、突厥文、回鶻文等材料，他將這些材料編為Or.8210-8212 等3 個總號。其中，Or.8210主要是敦煌藏經洞出土的漢文寫本和印本，此后用縮寫S. 中文“ 斯”1- 13677 號和P.（Printed?books，印本）1-20 號具體標示每一件文獻。治學嚴謹?shù)那拜厒優(yōu)楹螘霈F(xiàn)前面所述的筆誤呢？這些謬誤極有可能都是伴隨著1957 年漢學家翟理斯（LionelGiles，1875-1958）編寫的《大英博物館藏敦煌漢文寫本注記目錄》一書出版所致。該書著錄了斯坦因敦煌搜集品中S.1 － 6980 號和Or.8212/1－195 中部分寫本以及P.1－20 號印本，分類新編為G.1－8102 號（G.為“Giles”翟理斯的英文首字母，代表翟氏編號）。8102 這個數(shù)字應當自此出現(xiàn)。至于8702 以及S7 這兩個編號都是傳抄筆誤。 印本《故圓鑒大師二十四孝押座文》研究 印本內容 所謂押座文，類似于后世小說、戲曲的楔子、引子等，是一種開場前引導觀眾專心聽講的方法。押座文內容通常精練簡潔，寥寥十數(shù)行便能概括出一經大義。唐代，佛教開始世俗化，出現(xiàn)各種佛教變文。印本《故圓鑒大師二十四孝押座文》將佛經故事與儒家典故結合起來，引人入勝，發(fā)人深省。 圓鑒大師與印本年代 圓鑒生平無考。查閱了大量文獻發(fā)現(xiàn)唐、五代、北宋都有一名“圓鑒大師”。 宋代的圓鑒大師為世人熟知，活躍于11 世紀上半葉，實為浮山法遠禪師，佛教曹洞宗第七代祖師，宋仁宗賜號圓鑒大師。 五代時期的圓鑒大師一般認為是著名俗講僧，號云辯。據(jù)周紹良先生在《五代俗講僧圓鑒大師》中考證：“法名圓鑒號云辯，幼年出家……天福十二年（942）六月，漢高祖劉知遠至洛陽，云辯以俗講得到他的恩遇，修復了長壽寺，重整了講堂……廣順元年（951）六月逝世?！?/p> 唐代的圓鑒大師鮮有學者提及?！度圃娎m(xù)拾卷三十》載有圓鑒大師《五言美瓜沙僧獻款詩一首》?！度圃姟肪?90 收有李郢《送圓鑒上人游天臺》。可以看出李郢與圓鑒為好友。唐代詩人李郢，大中十年登進士科，約生于817 年，卒于880年。圓鑒大師應當與他同時期。 大多文獻都認為《故圓鑒大師二十四孝押座文》里的圓鑒大師為五代俗講僧。通過對比研究，本文認為應當是唐代的圓鑒。第一、俗講僧及押座文基本上只流行于唐五代。而《故圓鑒大師二十四孝押座文》作為俗講的講義，已明確為故圓鑒大師作。倘若為五代圓鑒所作，其故去時間已近宋代，那本押座文的刻印和應用都是宋代的事情。第二、史載，歸義軍張氏初期，敦煌僧界與長安僧界有多次交往。此印本于敦煌出土，正好印證了長安與敦煌僧界的互動關系。 第三、大中五年（857 年） 瓜州僧悟真來長安交流，圓鑒大師應詔創(chuàng)作《五言美瓜沙僧獻款詩一首》，下署“右街千福寺內道場應制大德圓鑒”。這說明圓鑒大師也擅長于詩作，而《故圓鑒大師二十四孝押座文》是七言韻詩，因而也極有可能由這位唐圓鑒創(chuàng)作。 綜上，《故圓鑒大師二十四孝押座文》里的“故圓鑒大師”當為晚唐僧人。但印刷時間應當為圓鑒大師故去后，約為9 世紀末至10 世紀上半葉。 傳抄本和刻印本先后關系分析 抄本和印本在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關系。在雕版印刷術發(fā)明以前，書籍完全是抄寫而成；在雕版印刷術肇始初創(chuàng)時期，抄本與印本并行；印刷術成熟后，印本成為書籍的主要形式。 敦煌留傳下來的《故圓鑒大師二十四孝押座文》不只有一卷，目前還發(fā)現(xiàn)有英國國家圖書館藏編號為S.3728 的抄本《押座文右街僧祿圓鑒大師賜紫云辯述》；法國P.3361 卷之《押座文左街僧祿圓鑒大師賜紫云辯述》。這兩卷都有漏抄和錯字現(xiàn)象。如法藏本中第一聯(lián)：“世間?；?，莫越如來。相好端嚴，神通自在?！本吐┏恕霸凇弊郑浜笥忻黠@補寫的墨跡。法藏卷題名中“左街”也應當是“右街”的抄寫錯誤。另外，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還藏有一件《二十四孝押座文》，編號為1703，為無題名殘片，只存全文結尾的三聯(lián)六句。但也并不是準確的最后三聯(lián)，有漏抄。通過對這三件抄本押座文分析可知，印本《故圓鑒大師二十四孝押座文》乃抄本們的母本。敦煌地區(qū)當是先有印本，后有傳抄本。 唐以前的佛教傳播以滿足上層社會的需求為主，抄經活動大都由政府組織或者寺院進行。當時平民階層的文化水平十分有限，識字能力和書法水平都難以滿足抄書的需求。甚至大多數(shù)人書寫困難，特別是位于西北的敦煌地區(qū)。因此，來自中原的印本被尊奉為學習、抄寫、流傳的法式和規(guī)范。畢竟在雕版印刷時代，印本也要經過編輯、抄寫、校對、刷印、裝幀的規(guī)范流程，體現(xiàn)出一定程度的專業(yè)性。盡管對于權貴階級而言，抄書彰顯專屬，更加珍貴，但是對于平民階層而言，規(guī)范的文本十分珍貴。在人們傳抄的過程中，印本對于漢字書法字體，特別是楷體起到了定型的作用，對于文學作品起到了規(guī)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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