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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孟原召 (《曹昭<格古要論>與王佐<新增格古要論>的比較》，《故宮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6期，81-94頁。) 內容提要明初曹昭根據家藏和所見古物撰寫《格古要論》，開創了古物賞鑒類著作的先河和體例。明代中期王佐對此書作了大量的增補，即《新增格古要論》，但因其雜抄而不受重視。本文從版本、作者、體例、內容幾個方面對二書作了詳細的比較，分析了其學術價值，并著重強調了王佐新增本的意義。 關 鍵 詞《格古要論》 《新增格古要論》 曹昭 王佐 曹昭所撰《格古要論》，成書于明朝洪武年間，是在古物收藏和交易的背景下所產生的鑒別古物真偽和價值的專著，其內容“凡分十三門，曰古銅器、曰古畫、曰古墨跡、曰古碑法帖、曰古琴、曰古硯、曰珍奇、曰金鐵、曰古窯器、曰古漆器、曰錦綺、曰異木、曰異石，毎門又各分子目，……其于古今名玩器具，真贗優劣之解，皆能剖析纖微，又諳悉典故，一切源流本末，無不厘然”，因此其書自刊行以來頗為古物賞鑒家們重視。后“郎瑛《七修類稿》，尚欲更廣其門目”，認為其門類之中尚有諸多需要增加的條目。吉水王佐于明景泰七年至天順三年間增補曹昭《格古要論》，時仍襲舊名，即本文所論之《新增格古要論》，所增內容十分豐富，但此書自清代乾嘉以來，諸學者和賞鑒家因其雜抄而尊崇曹昭本，新增本遂不受重視。本文試圖從總體上對曹昭本和王佐新增本《格古要論》作系統比較，從而使我們能夠在學習和研究中正確地認識和更好地利用這兩部古物鑒賞的著作。 一 兩書版本簡介 對于《格古要論》曹昭本和王佐新增本的比較，我們先從兩書版本說起，這也是本文關于兩書其他方面比較的基礎。 （一）曹昭《格古要論》 曹昭本目前尚無單行本問世，也沒有點校本出版，現存最早刻本為萬歷二十六年（1598年）的《夷門廣牘》本，而目前常見的本子是《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灣商務印書館于一九八六年影印出版，故本文曹昭本參閱此本。 根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記載，曹昭本是根據衍圣公孔昭煥家藏本編修而來，而孔昭煥家藏本是何版本則沒有具體記載，已不可考，但從當時《四庫全書》的采納來看，此本為當時較好的版本。曹昭《格古要論》在《四庫全書》中的收錄，使此書地位得以提升，也為后世學者貶斥王佐新增本奠定了基礎。 （二）王佐《新增格古要論》 王佐新增本雖然在清代被忽視，但其新增內容頗為豐富，所以近世逐漸受到重視，其版本發現和出版也有多種，現存最早刻本為天順六年（1462年）的徐氏善得書堂刻本，目前使用較多的是《惜陰軒叢書》本，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初編》根據此本刊行了鉛印本；另一版本是中國書店于1987年影印出版的刻本，名為《新增格古要論》，書中沒有說明該本的來歷，但其書前的有三篇序言，其一云間舒敏志學序，其二為云間曹昭原序，其三為遂州鄭樸題序。根據鄭樸所題之序，其曾重校《博古圖》；而考遂州鄭樸，四庫存目中記鄭樸曾重刊《別本考古圖十卷》，記鄭樸為明萬歷中人；又遂州鄭樸曾編《揚子云集》，在其原序末曰“萬歷乙未九月朔”，萬歷乙未即萬歷二十三年（1595年）。據此三點，遂州鄭樸為明末萬歷年間人，故此刻本當不早于此時，鄭樸在其題序中又言“故再校而梓之，其中若王之所增，大有可汰，而且仍其舊，則顧覽者各從所好，為所入也”。因此，此本當是明萬歷年間的刻本。此外《續修四庫全書》影印遼寧省圖書館藏明刻本、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藏淑躳堂本內容大體相同。本文所引王佐新增本是以中國書店影印本為主，另參閱其余諸本。 二 作者及成書年代 曹昭本和王佐新增本均成書于明代前期，是我國關于古物收藏和鑒賞比較系統的著作，其產生跟宋代以來盛行甚至泛濫的博古收藏之風密切相關。自宋代以來，對于古物的收藏，主要是古銅禮器和古書畫，上至皇室，下至私人藏家，此風體現于宋代的各種博古著作，這在《明史·藝文志》中略見一斑，后世考古上所引用的《考古圖》、《宣和博古圖》、《金石錄》、《宣和畫譜》和《宣和書譜》等書都誕生于這一時期，金石學也逐漸興起。宋代以來的這種收藏之風，使藏家對古物的認識也因時間久遠，加之作偽方法和技術的發展而愈加模糊，因此隨著古物交易的發展，鑒定、辨偽的需求也日益增長，逐漸成為一種必要。在這種情況下，一些賞鑒類著作便脫穎而出，其影響也頗為深廣，其中一個比較明顯的例子就是南宋趙希鵠所撰《洞天清錄》，“所論皆鑒別古器書畫之事”。到了明代，一些有豐富賞鑒經驗的藏家在前人的基礎之上進行系統的著述，開創了古物賞鑒的局面。明初曹昭《格古要論》和明中葉王佐新增《格古要論》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得以問世。 （一）曹昭與《格古要論》成書情況 《格古要論》，三卷，明，曹昭撰。 曹昭，字明仲，江蘇松江人，生卒年不詳。據《格古要論·序》中所述，其父曹貞隱“平生好古博雅，素蓄古法帖、名畫、古琴、舊硯、彛、鼎、尊、壺之屬，置之齋閣，以為珍玩”，曹昭在這種家庭環境熏陶下，“自幼性本酷嗜古，侍于先子之側，凡見一物，必遍閱圖譜，究其來歷，格其優劣，別其是否”，可見其賞鑒功底的積累而非一時一日，即使如此他仍“特患其不精耳”，這是其成為一名古物鑒賞專家的必要條件，而他在序中還提到“常見近世紈袴子弟，習清事者必有之，惜其心雖好，而目未之識因，取古銅器、書畫、異物，分高下，辨真贗，舉其要略，書而成編，析門分類，目之曰《格古要論》，以示世之好事者”，這也是曹昭撰書的原因。 關于曹昭《格古要論》成書時間，目前所見有兩種意見：一是《夷門廣牘》本和《四庫全書》本的序中所記“洪武二十年三月望”，即洪武二十年（1387年），此說僅見于此版本；另一說則流行比較廣泛，在王佐新增諸本的曹昭原序中都記為“洪武二十一年戊辰春三月望日”，即1388年，此說成為以后各版本的根據。另外目錄類圖書《千頃堂書目》的《格古要論》條目介紹、藝術類圖書《六藝之一錄》所引曹明仲《格古要論·序》也均記以“洪武二十一年戊辰”。通過明末文獻的記載及其流傳情況，我們大致可以認定“洪武二十年說”的可靠性較差，而“洪武二十一年說”的證據還是比較充分的，故基本上可以確定曹昭《格古要論》成書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三月。 （二）王佐與《新增格古要論》成書情況 《新增格古要論》，十三卷，明，曹昭撰，舒敏編，王佐增。此書實際上仍襲舊名，即《格古要論》。 曹昭《格古要論》問世以后，影響頗廣，限于作者當時所見，后人發現有許多古物未能收錄，于是陸續有一些鑒賞家開始增補，并對原書進行重新編校，明郎瑛《七修類稿》嘗議其琴論、法帖、珍寶、異石、異木、古銅、古紙、珍奇等均需增補，“文房門亦不可不論”；后在王佐新增本中可以看到云間舒敏志學序中提及“……予竊觀而愛之，頗為增校，訂其次第，敘其篇端，亦可謂格物致知之一助也”，而王佐則在其書《新增凡例》中提到“《格古要論》創始于云間曹明仲，編校于云間舒志學，是編合舊本二本而錄之，亦格物致知之事”，這便是我們現今所見王佐新增本內容之來歷。 王佐，字功載，江西吉水人，生卒年不詳。根據明王直所撰《抑庵文集》卷一之《世德堂記》條記載：“吉水王佐功載，署刑部員外郎，有名于當時”，知王佐在明前期曾任刑部員外郎。王直《抑庵文集后集》卷十五的《送王主事詩序》中亦提到“刑部主事吉水王佐功載，以勤慎著聞于士大夫久矣”，可知其官至刑部主事，做事勤謹。王直與王佐為同郡人，并同朝為官，“予與功載居同郡，而泰和與吉水相邇也”可以佐證也。關于王直的這段記載以及王佐的生平，我們還可以從《明史·王直傳》中加以印證，王直舉永樂二年進士，卒于天順六年，而與其同僚同郡的王佐大略同時或者稍晚，亦主要活動于永樂至天順間。此外，王佐“不以小成自足，而異其道之大行，以顯于其親，蓋其志也”，足見其“讀書學圣賢之道”之深，亦見其學行之高。功載官至刑部主事，加之愛好，故他對古物的所見所聞頗為方便、豐富，能根據見聞增補曹昭《格古要論》，其所據也可以參考。 新增書前序中所見云間舒敏志學，其人已不可考，但從其序中可以看出舒敏是曹昭《格古要論》問世以后的熱心增補者之一，由“頗為增校，訂其次第，敘其篇端”可知，我們所見曹昭本古物的編校以及王佐新增本目錄的體例應該源于舒敏。 而考王佐新增本成書之時間，因后世所見諸版本之序中均有記載，“是編自景泰七年丙子夏四月中旬得李、孫二公舊本，至其秋七月考校增完，又至天順三年己卯夏四月上旬，欲命工鋟梓，點校始完。”并且各本所記比較一致，故可確定此書增校于明景泰七年（1456）至天順三年（1459）。 從上面我們對兩書的作者及成書背景考察來看，曹昭本《格古要論》及王佐新增本的出現，在古物收藏鑒賞盛行的時代，是當時古物交易和賞鑒背景的需要，其內容卻是作者本人修養和所見所聞的反映。我們今天閱讀此書，應考慮這一背景。 三 兩書體例的比較 曹昭本和王佐新增本《格古要論》均分門別類介紹鑒賞古物，其分類框架是在宋代以來古物收藏的分類基礎之上建立起來的，也承襲了宋代一些關于古物著錄的書籍，其中比較明顯的是南宋趙希鵠撰《洞天清錄》，該書內容分為古琴辨、古硯辨、古鐘鼎彝器辨、怪石辨、研屏辨、筆格辨、水滴辨、古翰墨真跡辨、古今石刻辨、古今紙花印色辨、古畫辨，其中相關部分也有一些條目相同或相似，如古琴辨中的斷紋、偽斷紋、古琴樣制、古琴陰陽材、古琴色、純陽琴，與《格古要論·古琴論》中的斷紋琴、偽斷紋、古琴樣、古琴陰陽材、古琴色、純陽琴是一致的，受其影響可見一斑，但其內容則是作者個人所見所聞，記述差異較大。 曹昭與王佐兩書的編纂體例基本上承襲傳統的分類方法而來，因此除了王佐本新增內容以外，其篇章結構大致相同，曹昭本已有的內容王佐新增本則基本沿用，不再贅述，而不同之處則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關于古墨跡論和古碑法帖：曹昭將二者分開來論，記“古墨跡論”和“古碑法帖論”；而王佐則將二者合為一論，稱作“古墨跡論”，分上、下兩卷，并將古碑法帖作為此論下一重要內容作了許多增補。 第二，王佐新增本合曹昭本“珍奇論”和“金鐵論”二論為一，名之“珍寶論”。 第三，王佐新增本分曹昭本“異木論”為“異木論”和“竹論”，將曹昭本“異木論”中關于竹的條目單獨列出，作了增補，單列一論。 第四，王佐新增專論單獨成卷，包括唐宋金石遺文和法帖題跋一卷、文房論一卷、古今誥勅題跋一卷、雜考分三卷。 此外，關于各部分內容的安排次序上也有所變動，表現在：王佐將“古琴論”放于卷一，接下來是“古墨跡論”兩卷，其后是“金石遺文”、“法帖題跋”，再后是“古畫論”，王佐以此為序是認為“物莫古于琴書，在學者所當先務，今是正之，以琴書列于卷首，而以畫次于金石遺文、法帖題跋，之后云”，再其后是“珍寶論”、“古銅論”、“古硯論”、“異石論”、“古窯器論”、“古漆器論”、“古錦論”、“異木論”、“竹論”、“文房論”、“古今誥勅題跋”和“雜考”。王佐當時官至刑部主事，其所見除了本身收藏外，比較方便看到官府收藏以及其他一些私人收藏品，這無疑為其認識眼界的開闊、所敘內容的增加提供了方便，這些看似跟所記無關的背景知識其實應該和其內容存在著密切關系。 從上面分類和體例的比較中我們可以看到，這些不同大致也反映了當時社會上對古物分類認識的變化，但更重要的是作者本人對古物收藏的認識，其主觀成分當是促成這些變化的本因。 四 兩書內容的比較 通過對兩書內容的比較以及王佐新增本凡例的介紹，我們可以得知王佐所增補部分，在形式上大致可分為兩類，一曰“后增”，一曰“新增”或“增”，這在其目錄和具體內容條目下已明確標明，“……其續增者注曰后增，其新增者注曰新增，或只注增字，舊本則不注”。通過兩書對比，我們還可以發現有的條目有注“后增”或“新增”，但實際上根本無所增；也有一些未注明“后增”或“新增”，而事實上未見于曹昭本；還有一些條目“后增”與“新增”標記混亂。這些增補實際是根據書中記述的內容，故也是兩書內容區別之反映，下面將舉例分類論述。 （一）王佐新增本中的續增部分 王佐新增本中的續增部分，即是標明“后增”的內容。 這部分內容是王佐在曹昭本的基礎之上，多是根據其所見所聞而添加的內容，這可以彌補曹昭所記的局限，更增添了此書的可信性。茲舉兩處加以說明。 《古琴論》之“琴卓”條：內容見表一。 據此，王佐在曹昭的基礎上增加了他本人所見的“郭公磚”顏色、形制、大小以及提醒細辨偽作者。 《古漆器論》之“螺鈿”條：內容見表一。 王佐不僅修正了曹昭“鈿螺”一詞為“螺鈿”，而且在曹昭基礎上，增補了曹昭江西吉州府新作者的具體地區——廬陵，而廬陵也屬佐之同郡，所增有所據，因此是可取的；還記載的吉安各縣的螺鈿收藏情況。同時，王功載還對各類具體螺鈿的價值作了評價，這些對我們今天研究螺鈿器物也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表一 兩書“琴卓”與“螺鈿”條內容比較
這類新增的內容都是王佐在曹昭的基礎之上根據自己見聞逐個審視續增的，除此二條，書中比較明確的屬于后增的條目還有： 卷一《古琴論》，古琴陰陽材、百衲琴； 卷二《古墨跡論上》，古紙； 卷三《古墨跡論下》，潭帖、宋徽宗太清樓續帖、臨江戲魚堂帖、星鳳樓帖、玉麟堂帖、寶晉齋帖、百一帖； 卷五《古畫論》，士夫畫、古畫絹素、畫難題名、題跋畫，王維、李思訓、董源、李成、郭熙、米元章元暉、李伯時、蘇東坡、李唐、馬遠、夏珪； 卷六《珍寶論》，圓塊玉瑪瑙水晶、南珠、北珠、象牙、鶴頂紅、玳瑁、天生圣像，金、金詐藥、銀；《古銅論》，古香爐； 卷七《古硯論》，銀星舊坑新坑、類端石；《異石論》，靈壁石、永石即祁陽石、試金石、昆山石；《古窯器論》，大食窯、吉州窯、古饒器； 卷八《古漆器論》，剔紅、堆紅、戧金、攢犀；《古錦論》，古錦、古錦帳；《異木論》，紫檀、烏木、骰栢楠附滿面葡萄、癭木、花梨木、杉木、欏木、椰杯木、韃靼樺皮木；《竹論》，竹杖（晉戴愷之竹譜有五十余種）。 此外我們可以看出王佐所見《格古要論》版本有異，不同之處注明并做了校勘，這在其他條目里也有體現，對個別生僻難字王佐則做了音注或意注，如《古畫論》中的“畫山水皴皵”條，王佐對“皴皵”一詞后注曰“上音逡，皮細起也，下音磧，亦皮細起也，又云木皮甲錯也”。通過這些細節方面的信息，我們可以看出王佐嚴謹的治學態度，其后來續增部分也是可以利用的。 （二）王佐新增本中的新增部分 王佐新增本一個更為突出的特點就是其文中所標記的“新增”部分，也有一些標作“增”，這部分內容是我們從曹昭本中無法得知的。 王佐除了對已有門類新增一些條目外，還新增了大量的曹昭《格古要論》框架下所沒有的門類，比如法帖題跋、金石遺文、文房論、古今誥勅題跋及雜考部分，王佐將這些內容提升到“不可缺其一”、“不可不知”的地位，可知王佐本人的重視，同時也反映了人們收藏范圍的擴大。據此，我們可以了解到王佐作此書的目的在于方便世人之“知”，是讓當時人們更廣泛地了解各類古物情況的。下面舉例說明。 《古琴論》之“格琴要訣”條： “琴冷而無音者，用布囊砂罨，候冷，易之數次，而又作長甑，候有風日，以甑蒸琴，令汗溜，取出吹干，其聲仍舊。琴無新舊，常宜置之床上，近人氣，被中尤佳。琴弦久而不鳴者，繃定一處，以桑葉捋之，鳴亮如初。大凡蓄琴之士，不論寒暑，不可放置風露中及日色中，止可于無風露陰暖處置之。” 王佐不僅論明了古琴的調試和放置方法，而且還在新增條目下注明“見廣記”字樣，即寫明內容源于《事林廣記》，明確了引用其它內容的出處，這也是治學中應該注意的一條，也說明王佐嚴謹的治學態度。 王佐根據其家藏古碑法帖目錄以及所見，新增了《古墨跡論》中的大量內容，尤其是其中的“古碑法帖”，對于新增部分按照地區排列，為以后同類著作的編排提供了一個相對比較科學的分類線索，而其所引用他人的碑帖題跋，均嚴格標明作者，也是為學之道。此部分體現在王佐新增本卷二、卷三中。 卷四全為王佐新增內容，包括金石遺文、法帖題跋，對于每一條目，王佐詳述其來龍去脈，客觀引述原作者之觀點，也標明所引內容之作者和出處，這些都是以后學者值得學習的，直到今天也是我們治學之基本要求。如果以此來說王佐雜抄而否定新增內容，則是不可取的。 而卷五《古畫論》王佐也多有增補，主要是“古人善畫者”這一內容。從兩書所敘述畫者來看，王佐所見所知明顯多于曹昭，而且王佐還根據《圖繪寶鑒》增補了有關內容，當然這些內容我們可以從《圖繪寶鑒》中得到更多的信息。因此，從一定程度上講，這些內容甚至是不必要的；但從廣泛介紹資料、廣世人之知方面講，也是有參考價值的。正如其卷末所云：“右舒志學云：歷代畫者不可勝數，略取數家，以示知者，如王維、李思訓、董源、李成、郭熙、米芾父子、李伯時、蘇東坡、李唐、馬遠、夏珪、高士安十三人是已。佐既以《圖繪寶鑒》增添唐、宋、元名人，而善畫得名者，蓋不止此，欲悉究群公，宜取《圖繪寶鑒》熟玩之可也，王佐識。” 卷六、卷七、卷八所論門類較多，其內容亦是略有增補。 卷九所論文房，“為儒生日用，而不可缺其一”，在王佐《古硯論》的基礎之上，增添了筆、墨、紙相關內容，雖然有些內容我們可以從其它書中零星印證，但這種對儒生日常之用綜合的整理則是很有意義的，也是難能可貴的文房資料。但從書中結構安排來看，王佐還是比較尊重曹昭原書而將古硯列于前面，其實這是不可取的，因為文房四寶乃成套使用，一起論述將是比較合理的。 卷十所論古今誥勅題跋，全文引用當世名流所著，這散見他人論集之中，但其內容也為我們集中了解誥勅題跋提供了方便。 卷十一、十二、十三雜考三卷，玉璽、金書鐵券、服帶、袋符、佩牌、耕織、宋元宮殿等內容比較零散，年久亦不易傳承，王佐記述為我們保存了大量實物考據數據，尤其是宋元宮殿部分，使我們結合考古數據了解宋元時期宮殿建筑布局的重要史料，其價值自然是不容忽視的。 總體上講，王佐新增的內容，對我們今天研究此類古物古跡提供了比較集中的資料，雖然過去我們的重視不夠，但究其內容，為我們留下了明中期所見的寶貴資料，特別是那些原始資料已經散佚的內容。因此我們在研究此類器物時，要重新認識王佐新增內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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