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子兵法“先發制人”思想淺析

早在西周時期，人們對“先發制人”與“后發制人”這兩種不同的戰略指導思想就有了相當深刻的認識。當時的軍事著作《軍志》中說：“先人有奪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這句話深刻揭示了“先發制人”與“后發制人”兩種戰略指導思想之間的差異。到了春秋戰國，爭霸兼并，戰爭頻繁，諸子學說，競彩紛呈。面對“先發制人”還是“后發制人”的戰略選擇，出現了兩種觀點完全不同的戰略流派：一派以孫子、尉繚子等為代表，強調進攻速勝，主張“先發制人”；另一派以老子、范蠡等為代表，強調貴柔守雌，主張“后發制人”。

孫子是主張“先發制人”戰略指導思想代表人物，他說：“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后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孫子兵法·虛實篇》）主張先于對手進入戰場，以逸待勞，爭取主動，使敵人陷于被動。尉繚子也主張“兵貴先”，說：“《兵法》曰：千人而成權，萬人而成武。權先加人者，敵不力交；武先加人者，敵無威接。故兵貴先，勝于此，則勝彼矣。”（《尉繚子·戰權》）

老子是“后發制人”戰略指導思想的創始人。他提出“不敢為天下先”（《老子·六十七章》）、“后其身而身先”（《老子·二十八章》）的政治策略和軍事戰略思想，為“后發制人”思想提供了理論依據。范蠡是春秋末期主張“后發制人”并把它成功運用于吳越爭霸實踐的杰出軍事家。他說：“后則用陰，先則用陽”，“盡敵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此兵家陰陽之妙也。”范蠡認為，后發制人要用潛力，先發制人則用銳氣，把敵人的銳氣減損到最大限度，而把自己的潛力積蓄到最大程度，再消滅敵人，可謂掌握了“后發制人”思想的妙諦。

先秦時期，人們已經自覺地把這兩種指導思想運用于戰爭。如著名宋楚泓之戰中，子魚請宋襄公“及其未濟而擊之”和“既濟而未成列”時擊之，就是要“先發制人”，迂腐的宋襄公未采納子魚的建議，結果遭致敗績。齊魯長勺之戰和晉楚城濮之戰則是成功運用“后發制人”戰略指導思想的戰例。魯莊公十年（公元前684年），強大的齊國攻打魯國，兩軍戰于長勺。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莊公采取曹劌的建議，采取“后發制人”的戰略指導思想，待齊軍三鼓、“彼竭我盈”之時，“一鼓作氣”發起沖擊，擊退了齊軍的進攻。城濮之戰中，晉文公“退避三舍”、大敗楚軍的故事，可謂婦孺皆知。公元前632年三月，楚令尹子玉率領楚、陳、蔡、申、息等國聯軍，自宋都商丘（今河南商丘南）向曹都陶丘（今山東定陶西北）殺來，企圖一舉消滅占領曹都的晉軍。晉文公見楚軍勢盛，自己的聯軍——秦、齊軍隊未到，遂決定退避三舍，誘敵深入。晉軍連續北撤九十里，到達城濮（今山東鄄城西南），會合秦、齊聯軍，聲威大振，士氣高昂，嚴陣以待。晉軍撤退后，楚軍多數人都主張不要再追，但剛愎自用的子玉，執意要同晉軍決戰，跟蹤追至城濮，雙方大戰于城濮，楚軍大敗。晉文公之所以能夠取勝，就在于他成功運用了誘敵深入、“后發制人”的戰略指導思想。

《呂氏春秋·不二篇》稱：“王廖貴先，倪良貴后。”這兩位先秦時期的軍事家，一個主張“先發制人”，一個則主張“后發制人”，雖然戰略指導思想不同，但他們能夠根據不同情況，采取了不同戰略指導思想，并且獲得了成功，因此，才得以留名青史。可見，“先發制人”和“后發制人”這兩種戰略指導思想，并無優劣高下之分，關鍵是運用得當、因敵制勝。

一般說來，力量強大、處于進攻地位的一方，往往采取“先發制人”的戰略指導思想；防守一方，處于防御地位的一方，則會采取“后發制人”的戰略指導思想。孫子強調“先發制人”，這是和他的重視進攻、強調競爭的兵學理論一脈相承的；換言之，“先發制人”思想是孫子兵學的重要內容和合乎邏輯的理論命題。雖然《孫子兵法》中沒有專門論述“先發制人”問題，但是，“先發制人”的思想體現在《孫子兵法》的關于戰爭指導的具體論述中。《孫子兵法·虛實篇》說：“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后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就是說的先敵占據戰地，以逸待勞，以獲取主動。《孫子兵法·軍爭篇》說：“軍爭之難者，以迂為直，以患為利。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后人發，先人至。”就是說的敵對雙方在戰略、戰役展開或進入戰斗時，要注意爭取先機之利，先敵占領戰場要地，先敵展開部隊，先向敵人弱點進攻，從而奪取主動權，而把敵人置于被動地位。可見，“先發制人”的實質是戰爭主動權問題，是要“致人而不致于人”。“先發制人”可以采取突襲手段，出其不意，攻其不備，打亂敵人的戰略意圖和軍事部署，爭取主動，造成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敵的形勢，從而打敗敵人。

恩格斯說，每一個時代的理論思維，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就軍事斗爭的基本規律而言，孫子一再強調“先發制人”固然有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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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孫子從進攻速勝理論出發，夸大了“先發制人”的地位和作用。如前所述，孫子強調“先發制人”，與其進攻速勝理論緊密相連。孫子主張“先發制人”和進攻速勝原本無可厚非，但是，孫子沒能充分認識到“先發制人”、進攻速勝與“后發制人”、防御持久二者之間的內在關系，有意無意地忽略了后者在戰爭中應有的地位和必要的意義，以至于將先發、速勝與后發、持久的關系截然對立起來，給人們留下凡是先發、進攻、速勝便是好的，凡是后發、防御、持久便是差的深刻印象，這就明顯地帶有片面性和局限性了。

第二，“先發制人”與“后發制人”的辯證關系論述不足。二者并非是截然對立的，在戰略與戰術等不同層面，可以采取“先發”或“后發”不同的指導思想。換言之，在戰略上“先發制人”，但在具體戰役戰斗上可以“后發制人”；反之，在戰略上“后發制人”，但在具體戰役戰斗上還可以“先發制人”。對此，孫子沒有進行明確區分和詳細論述。

究其原因，這應該與當時人們的戰略意識還不明確有關。戰略作為指導戰爭全局的方略，它的主要任務是關照戰爭中各個戰場，各個階段之間，以及前方和后方之間，軍事與政治之間的協調，使戰爭沿著一定方略與步驟發展，以取得全局的勝利。戰略比戰爭產生得晚。從戰略與戰術不分，到具有明確的戰略意識，提出戰略方針，以至提出具體的戰略計劃，在歷史上經過了漫長的發展過程。戰略意識是隨著戰爭持續時間的逐漸延長和戰場范圍的逐步擴大，戰爭與后勤、戰爭與政治的關系日益密切，而逐步為人們所認識，不斷深化不斷發展的。春秋以前的戰爭，一般在一個戰場，一次戰斗中，一天之內便結束戰斗。因此，當時人們在認識上對戰略與戰術沒有明確的區別，也可以說，那時人們的戰略意識還是很明確。受歷史條件限制，孫子沒有提出戰略與戰術進行明確區分也就不足為奇了。

第三，孫子主要從軍事角度論述“先發制人”戰略指導思想，對于政治、經濟、外交、文化等因素對“先發”、“后發”的影響和制約論述不夠，對于政治上的“先發”“后發”與軍事上的“先發”、“后發”之間的關系論述不足。

應當指出的是，雖然孫子強調“先發制人”，但在論述具體軍事行動時，有時主張“后發”，如《孫子兵法·地形篇》說：“支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半出而擊，這無疑是“后發制人”的做法。又如，《孫子兵法·軍爭篇》說：“避其銳氣，擊其惰歸”。遺憾的是，由于孫子過于重視和強調“先發”的地位和作用，對“先發制人”與“后發制人”的關系沒有再作進一步地深入分析，論述上失之片面。但片面的深刻遠勝于全面的平庸，這也許正是孫子“先發制人”思想的價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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