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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提綱：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隨唐五代，宋元明清。 從書法審美上講，帖派書風追求的是一種飄逸之美、瀟灑之美、妍媚之美，其書法屬于“優美”風格。梁啟超在其《飲冰室文集》中寫道：“南帖為圓筆之宗，北碑為方筆之祖。遒健雄渾、峻峭方整，北派之長也。《龍門二十品》、《爨龍顏碑》、《吊比干文》等為其代表。秀逸搖曳、含蓄瀟灑，南派之長也。《蘭亭》、《洛神》、《淳化閣帖》為其代表。法帖包括帛書、紙書等墨跡，也包括自五代以后開始出現的刻帖。傳世的歷代法書墨跡有真跡，如陸機的《平復帖》，也有摹寫和臨寫的復制品，如《蘭亭集序》。歷代刻帖，有官（方）私（人）之分，也有單帖與叢帖（匯刻）之分，刻帖中保存了大量已經失傳的古代書法名家書跡，刻帖精良者可謂“下真跡一等”，也是極受歷代學書者歡迎的。 從宋代開始，帖學研究的對象主要指的是墨本與刻石的拓片或拓本，而非原刻石木。帖學以手札、書信為主，多忠實于原跡，比較真實的反映了書作者的原本寫字風格。帖學筆法全面完備，它涵蓋了書法的全部歷史和領域，從小孩子學書法一直到成為書法大家，從一種書體到融會多種書體，都可從帖學里找到答案，攝取足夠的營養。清代以前的書法大家都基本是學帖學的。帖學的起源歷史悠久，它是從甲骨文、篆、隸、章草發展而來，歷經周、秦、漢、魏、晉，至晉朝楷、行、草、篆、隸五體皆備，特別在王羲之手里這五種書體達到了完善成熟，形成了一個完備的書體和筆法的成熟系列。這個書體和筆法系列在王羲之之后歷經千余年，傳承有序，譜寫了幾乎整個的書法史。可以說以王羲之書法為主導的帖學書法是中國書法的主線、正脈，或者說是基礎。帖學盛行于兩宋。其影響一直波及元、明、清書壇。宋代以前的學書者都以歷代墨跡為臨摹、取法學習的對象。 然而，由于墨跡在古代不易保存和流傳，當時也沒有照相、影印等技術，五代以后就有了刻帖，刻帖技術的產生使得眾多的名家書跡得到廣泛流布，官方、私人紛紛傳刻，其中尤以北宋時期所刻的《淳化秘閣法帖》（簡稱《淳化閣貼》）最為著名，該帖是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官刻叢帖，被稱為“帖祖”。帖學的發端就建立在該帖的輾轉翻刻傳拓的基礎上。 清代中葉以前，中國書法史以帖學為主導地位，中葉以后，碑學興起，帖學衰微。由于要鞏固滿族貴族的政權，清政府對內實行了殘酷的民族高壓政策和反動的文化政策，“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只為稻粱謀”（龔自珍詩），多數學者們被文字獄治怕了，為了逃避政治迫害，紛紛鉆進了瑣碎的訓詁考據學的圈子。學者們為考經證史的需要，竭力去收集金石、碑碣，引起了一大批古代刻石文字的出土和發現，為清代碑學的興起帶來了直接的契機。 清朝的建立，經過了初期激烈的階級斗爭和民族斗爭，使這個多民族的國家的統一得到鞏固，取得了政治上百年相對穩定的局面。而且又采取了一系列恢復發展生產的措施和政策，使農業、手工業和商業都有很大的發展，資本主義萌芽也有進一步的增長，出現了歷史上有名的“康乾盛世”。政治上的統一，經濟上的繁榮，為文化藝術的發展創造了適應的環境和提供了物質條件。因此，碑學的開拓者、實踐的成功者、理論的建立者們，大都是出現在經濟發達、資本主義萌芽增長得最快的江南地區。 另外，由于要鞏固滿族貴族的政權，清政府對內實行了殘酷的民族高壓政策和反動的文化政策，“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只為稻粱謀”（龔自珍詩），多數學者們被文字獄治怕了，為了逃避政治迫害，紛紛鉆進了瑣碎的訓詁考據學的圈子。學者們為考經證史的需要，竭力去收集金石、碑碣，引起了一大批古代刻石文字的出土和發現，為清代碑學的興起帶來了直接的契機。 “碑學之興，乘帖學之壞”（《廣藝舟雙楫》），元明時期的復古思潮到了清初更為肆烈，清帝王個人的喜愛，使董其昌、趙孟頫的字體在全國流行，科舉制度倡導的館閣體對書法藝術的 腐蝕比明朝還厲害，帖學已流落到咽咽一息的地步。物極必反是事物發展的必然規律。當一些書法家們力圖開辟書法藝術的新天地時，由考據帶來大批的金石、碑碣的出現，引起了他們極大的重視，認為要挽救帖學糜弱的頹風，就得學習這些字勢雄強的古代文字。 清初，隸書為碑學的先導而出現。鄭簠、金農等人的隸書表現出古樸奇拙、雄渾峭拔的風貌，與董其昌、趙孟頫的字體在風格上尖銳的對峙，由于那時整個社會的傳統審美觀是以“秀美”為主，所以他們就被目為狂怪，影響也不大。但是，到了清朝中葉，國勢發生了很大變化，一是帝國主義發起了鴉片戰爭，使中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二是國內階級矛盾尖銳，爆發了太平天國起義，嚴重地動搖了清政府的統治。清政府的腐敗無能和外強中干的面目在國內各階層人民面前暴露無遺了。在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之間的矛盾為主要矛盾的時代，要求國家強盛，能抵制外侮，成了全國人民的共同愿望，在這種心理狀況下，促使了社會的審美觀念急驟地轉變，柔弱的帖學頹風和軟弱的清政權一樣，在人們心理上產生了厭惡。“書學和治法，勢變略同”，當阮元、包世臣等人竭力倡導體魄雄強的碑學書法時，在書壇立即引起了強烈的反響，碑學以極快的速度風行全國，情況如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上所述：“迄于咸同，碑學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寫魏體，蓋俗尚成矣。”因此，我們可以看出，清代社會的審美觀由以“秀美”為主急驟轉變為以“壯美”為主，是造成碑學興起的、迅速傳播的重要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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