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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政治領域的不平等外，真正制約什葉派在現代國家體制中地位的是1924年制定的《國籍法》。接下來，小編就為大家講述一下與此有關的故事。
在現代伊拉克國家形成之前，被稱為“沿海”之地的伊拉克位于奧斯曼帝國和波斯帝國之間，是奧斯曼帝國保護自己核心的安納托利亞地區(qū)不受波斯侵擾的緩沖地帶，也是波斯帝國擴張的必爭之地。由于兩伊領土接壤，自古人員來往頻繁，波斯什葉派穆斯林與伊拉克什葉派穆斯林在宗教、經濟、教育，包括血緣上有著干絲萬縷的聯系。雖然伊拉克境內一些具有伊朗淵源的什葉派常被稱為“阿加米”，但實際上經過數百年的長期融合和互動之后，已經很難區(qū)分誰是真正的波斯人、誰是真正的阿拉伯人。一些阿加米在生活中逐漸采用當地的語言和習俗，和阿拉伯人通婚，其后代已經成了事實上的阿拉伯人。有研究認為當現代伊拉克立國之時，卡爾巴拉一地75%的人口都是伊朗裔。但是無論哪種認定，其標準都是變動的，都無法在這些居于兩地之間的人群中明確無誤地劃分出純粹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
事實上，在與現代民族國家不同的帝國體制下，很多時候國籍對于這些生活在中間地帶的居民并不具有實際意義。在歷史上，人們慣常根據需要來選擇對自己有利的身份。在19世紀后期奧斯曼和波斯兩大帝國勢力衰微以后，很多伊拉克人為了逃稅或是免服奧斯曼帝國的兵役而加入了伊朗籍，這部分人中的絕大多數是什葉派。
伊拉克政府正式頒布的《國籍法》對1924年前持奧斯曼帝國國籍的伊拉克人和持伊朗國籍的伊拉克人做了明確劃分。前者被視為真正的伊拉克人，而后者即使世居伊拉克，其國民身份也不被承認。作為外國公民理所當然不能參與伊拉克國內政治事務。在英國人統(tǒng)治時期，一些領導反英運動的什葉派烏勒瑪據此被認定為伊朗人，作為參與反政府活動的外國人而被驅逐出境。而具有土耳其血統(tǒng)的一些前奧斯曼帝國官員，卻成為這個阿拉伯國家政治領域的關鍵人物。
什葉派在新國家體制中的明顯劣勢使他們爭取自身權利的要求一直沒有停止，并且和反對英國人委任統(tǒng)治的斗爭緊密相連。1922年，200多名什葉派烏勒瑪聚集在卡爾巴拉，提出了脫離委任統(tǒng)治地位、完全獨立、召開議會、內閣和政府中應該有一半成員是什葉派等要求。一些著名的烏勒瑪發(fā)布教令，號召人們抵制英國人控制下的議會選舉，宣稱參加選舉是對主道的違背。此后，什葉派烏勒瑪更是將矛頭直對準備正式確立英國對伊拉克委任統(tǒng)治的《英國伊拉克協(xié)定》。英國統(tǒng)治者以《國籍法》為由放逐了作為關鍵人物的烏勒瑪，還采取了其他高壓政策作為回應。一些什葉派宗教領袖離開伊拉克前往伊朗避難，其中包括卡爾巴拉最有聲望的兩位阿亞圖拉，即伊斯法罕尼和納以尼。流亡在外的什葉派學者允諾不再參與伊拉克政治，之后才被獲準回國。在此后很長一段時間里，伊拉克什葉派宗教學者都不再是政治事務的積極參與者。
1933年，即英國人結束委任統(tǒng)治后的第二年，費薩爾國王去世。其子加茲繼位，至1939年去世，此后費薩爾二世任伊拉克國王，直至其1958年在自由軍官發(fā)動的政變中身亡。在這一時期，伊拉克的國內政治依然帶有明顯的教派對立的色彩，只是最大的區(qū)別在于，世俗化的趨勢使什葉派宗教學者不再是政治斗爭的領導人物，持阿拉伯民族主義的世俗什葉派政黨民族黨、人民黨，以及此后的獨立黨成為最主要的反對派政黨。
這些以什葉派為主體的世俗政黨活動積極，本是以一個合理的渠道鼓勵其政治參與，將占人口大多數的什葉派納入國家政治體制的良好時機，但是當時的伊拉克卻缺乏具有雄才大略的領導人對此進行引導。在歷任首相中，只有1936年被軍事政變推上臺的西格瑪特·蘇萊曼因崇尚凱末爾主義，主張通過強化極權的方式自上而下地整合伊拉克社會。他放棄了倚重遜尼派的傳統(tǒng)立場，擴大了什葉派和庫爾德人的政治參與。但是他在任時間不到一年，就因為政局的巨大變動而辭職。
在對國內不同的教派、民族缺乏整合的同時，伊拉克遜尼派政治精英普遍懷有一種強烈的泛阿拉伯民族主義情懷，其終極目的在于建立一個范圍超出伊拉克地區(qū)的大阿拉伯國家，以區(qū)別于周圍的土耳其人和波斯人在二戰(zhàn)后的阿拉伯統(tǒng)一運動浪潮中，伊拉克先是加入了敘利亞、黎巴嫩外約旦、沙特、埃及、也門共同組成的阿拉伯國家聯盟，此后政府又試圖推動和敘利亞的聯合，在新月地帶建立一個阿拉伯聯邦。但是同為阿拉伯人的什葉派并不像遜尼派那么熱衷于此，他們更強調立足于伊拉克地區(qū)的伊拉克民族主義。很多什葉派預見，在更大的阿拉伯國家聯盟中，作為少數派的什葉派的聲音會更加微弱，并切實地影響到他們在伊拉克的地位在政治上被徹底邊緣化。但是，因為對泛阿拉伯聯盟的反對態(tài)度，什葉派的阿拉伯人身份遭到其他國民的更多質疑，他們被批評者指責為波斯人是阿拉伯人的宿敵。泛阿拉伯民族主義運動非但沒有把什葉派納入伊拉克政治體制的構架中，反而將之塑造為政治主流的對立面。
正因為伊拉克建國階段未能成功地塑造一個統(tǒng)一的伊拉克國家認同，不論是遜尼派和什葉派這樣的教派區(qū)分，還是阿拉伯人和庫爾德人這樣的民族身份，都依然在伊拉克社會中發(fā)揮著超越國家認同的重要作用，并對日后伊拉克的政治格局產生著至關重要的影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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