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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 《韓非子·定法》曰:'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通俗的講，術指的就是駕御群臣、掌握政權、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 申不害認為君主應當“無為”，而大臣必須有能力，必須要有為，具體工作可以交給臣下，國君不必事必躬親。“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任命官吏必須名實相副，根據官吏的職務要求（名），看一個人有沒有能力勝任（實），然后才能授官。管經濟的就要懂經濟，管司法的就要會司法，管軍事的要善于用兵打仗，管行政的當然則要有能力做好行政，而不是根據出身血統或者與君主個人關系的遠近來授官，這也是對世卿世祿制的否定。 “操殺生之柄”，要求君主牢牢把生殺大權掌握在自己手中，強調君主在國家政權中的獨裁地位，要求臣下絕對服從君主，“尊君卑臣”，君主要獨斷，絕對不能大權旁落,嚴防臣下篡權奪位。 “課群臣之能”，則是對群臣進行監督、考查和防范。國君任命了臣下，理所當然地要求臣下忠于職守、嚴格遵守法令。 保證行政工作效率和國治民安的手段、策略主要是“陽術”， 但只有“陽術”還不夠，還必須有“陰術”，這些術是隱藏在君主心中的。“法”是公開的，是公布于世要臣民遵守的，作為臣民行動的準則。“術”則是為君主所獨有，是君主的專有物。 春秋戰國時期，臣下弒君，釀成習氣，因為做國君是天下之大利，人人都想取而代之。申不害認為，人君的主要威脅不是來自民眾或敵國，而是來自大臣。君主要集權，某些權臣、重臣也會想攬權、篡權，所以防止權臣專權、攬權，甚至進行篡權活動就成為一個不可避免的重要現實問題。他一再告誡君主，對君臣關系要有清醒的認識，所有的大臣都不能相信。國君要善于控制臣下，及時發現臣下的問題和陰謀，需要設置一些耳目，以便及時了解和掌握臣下的動態。這種情況發展到后世，便是各種特務活動和系統化的特務機關了。申不害反對立法行私，認為國君既要掌握駕馭群臣的“術”，又要做到正直無私，這樣臣下才能忠于職守。但申不害找不到如何既提高君主權威，而又能制約君主的方法。 而韓非認為，所謂“無為”，落實在君王統治上，應當是無論特定喜好，或不喜好，都不能為臣下所掌握；施政習慣、統馭方式等都要陰晴不定，無法推測與掌握，如此才不會反被臣下駕馭。 韓非子所說的君臣關系，與孔、孟所講的君臣關系有很大的區別。 孔子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八佾》）君臣關系是相對的，有條件的。孟子則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孟子·離婁下》）孟子還認為，國君若不行“仁政”就可以流放，甚至還認為殺昏暴之君不叫殺君，只不過是“誅一夫”。 （“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 《孟子·梁惠王下》）這里，不存在臣對君的絕對服從。 韓非子卻認為，君臣之間，國君與其家庭成員和左右親近之人之間，都充滿著尖銳的矛盾，這些人之臣服恭敬的態度都是因為受到國君權威的束縛而不得不如此，骨肉親情等因素并不在考慮范圍之內。事實上，朝廷里是“上下一日百戰”。 “臣之所不弒其君者，黨與不具也。” （《韓非子·楊權》）一旦臣下羽毛豐滿，條件成熟，就可能對國君取而代之。因此，要鞏固國君的地位，就必須加強中央集權。《韓非·楊權》說：“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執要，四方來效。”把一切大權都集中在國君一人手中，全國各地都對國君負責。《韓非子·外儲說右上》說：“能獨斷者，故可以王天下。” 韓非子還提出，為了適應中央集權封建專制政權的需要，必須統一人們的思想。他說：“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韓非子·顯學》）他主張獨尊法家，禁止其他各家學說，甚至反對知識文化，反對藏書，主張焚書。 韓非的這種思想，在君臣關系上，是堅定站在維護國君的絕對統治權的立場上的，它直接為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的秦王朝的建立奠定了理論基礎，也為之后歷代封建帝王加強君主集權提供了理論和經驗，并為一些人搞陰謀詭計開了先河。 “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術”的運用取決于君主本人的才能，君主本人有能力，治國策略比較正確，國家就會興旺強盛；相反，國家就會陷入混亂，老百姓就會遭殃。這便是“術”的致命之處! 勢 “勢”有三層含義，其一相當于今天物理學上的“勢能”；其二指的是一種有利的地位；其三是指政治生活中的權力，即能支配他人的地位。這里的勢主要是指君主的權勢，君主要獨掌軍政大權，維護至高至尊的地位，這樣才能令行禁止。 “慎子曰：飛龍乘云，騰蛇游霧，云罷霧霽，而龍蛇與蚓蟻同矣，則失其所乘也。賢人而詘于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于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這是《韓非子·難勢》中轉引慎到的話。龍蛇之所以騰空飛天，主要是憑借云霧的威勢，一旦云霧消失，龍蛇就與地上的蚯蚓一樣，無所作為，原因就在于失去了它們賴以飛騰的勢。同樣，沒有了權勢，堯這樣的君主連三個普通人也治理不了；而有了權勢，桀這樣昏聵殘暴的人就能禍亂天下。所以權勢可以依靠，而賢智沒有什么值得羨慕的。 慎到以“貴勢”著稱，但他的最終目的卻是為了服務于天下。因此他說：“立天子以為天下，非立天下以為天子也；立國君以為國，非立國以為君也；立官長以為官，非立官以為長也”。所以他主張臣下“以死守法”、“守職”，而反對忠君。君主本人也只能為國、為“公”，而不能“行私”。為了防止國君行私，慎到反對國君“自任”，而要求國君“任法”。 法家的思想中，也融合了道家的思想，這在歷朝歷代的統治方式中也有所體現。 申不害發揮了老子“柔弱勝剛強”的思想，要求君主“示弱”，這是一種姿態；關鍵與決策的時候，則以君王令，決斷一切。他主張君主“無為”而治，具體政事交由大臣辦理。 慎到也主張因循自然、清靜而治，在法治的基礎上依照事物的本性，順其自然，法也必須遵循自然本性。很明顯，慎到的思想是老莊道學與法家的合流。 司馬遷在《史記·老莊申韓列傳》中指出：韓非“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于黃老”。韓非在其《韓非子》里面有《解老》與《喻老》兩篇，直述自己思想源自于老子，故后世有道法家之說。 韓非子之學出于荀子,源本于儒家,而成為法家，又歸本于道家。但其學說過于尊君，此為后世所詬病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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