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院：股權的歸屬應根據合法的投資行為依法確定，而不能由當事人自由約定

裁判要旨

境外主體委托境內主體以境內主體的名義投資保險公司不能認為“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的情況而否定其效力。股權歸屬關系與委托投資關系是兩個層面的法律關系，前者因合法的投資行為而形成，后者則因當事人之間的合同行為形成，保監會的相關規章僅僅是對外資股東持股比例所作的限制，而非對當事人之間的委托合同關系進行規制，因此，實際出資人不能以存在合法的委托投資關系為由主張股東地位，受托人也不能以存在持股比例限制為由否定委托投資協議的效力。

《博智資本基金公司與鴻元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其他合同糾紛案》【（2013）民四終字第20號】

爭議焦點

博智公司與鴻元公司所簽《委托投資及托管協議》、《協議書》的效力及本案所涉股權應歸誰享有？

裁判意見

最高院認為：

一、關于《委托投資及托管協議》、《協議書》的效力及本案所涉股權的歸屬

在本案中，博智公司主張其與鴻元公司簽訂的《委托投資及托管協議》、《協議書》有效，故案涉股權應歸屬博智公司；鴻元公司則主張案涉股權歸其享有，理由是其與博智公司之間簽訂的《委托投資及托管協議》、《協議書》旨在規避我國上述有關金融管理的規定，系“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故應被認定為無效。經查，我國現行的金融法規對于境外公司向境內保險機構投資作了明確的限制性規定。2004年6月15日起施行的《保險公司管理規定》第四十五條規定：“全部境外股東參股比例應當低于保險公司股份總額的25%。全部境外股東投資比例占保險公司股份總額25%以上的，適用外資保險公司管理的有關規定。境外股東投資上市保險公司的，不受前款規定的限制”。2010年6月10日起施行的《保險公司股權管理辦法》第二條規定：“本辦法所稱保險公司，是指經保監會批準設立，并依法登記注冊的外資股東出資或者持股比例占公司注冊資本不足25%的保險公司。”可見，盡管我國法律并未禁止境外企業持有境內保險公司股權，但中國保監會根據監管的需要對于外資股東的持股比例作了限制性的規定，即對于境內非上市保險公司，全部境外股東的投資比例不能超過保險公司股份總額的25%，否則即應適用外資保險公司管理的規定。本案中，博智公司委托鴻元公司的前身亞創公司投資新華人壽，正是由于外資股東投資境內保險公司受到上述投資比例的限制。雖然鴻元公司是受博智公司的委托投資新華人壽，但鴻元公司并未以博智公司的名義投資，也未將案涉股權登記在博智公司的名下，而是以自己的名義投資并將案涉股權登記在鴻元公司的名下，且該投資行為不僅已經獲得保監會的批準，鴻元公司還以其名義參與了新華人壽的管理，履行了股東的義務并行使了股東的權利，因此不能認為案涉股權歸博智公司享有，而應認定案涉股權歸鴻元公司享有。就此而言，博智公司委托鴻元公司以鴻元公司的名義投資新華人壽，與保監會的上述規章并無抵觸，自然不能作為“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的情況而否定雙方之間委托投資協議的效力。也就是說，股權歸屬關系與委托投資關系是兩個層面的法律關系，前者因合法的投資行為而形成，后者則因當事人之間的合同行為形成，保監會的上述規章僅僅是對外資股東持股比例所作的限制，而非對當事人之間的委托合同關系進行規制，因此，實際出資人不能以存在合法的委托投資關系為由主張股東地位，受托人也不能以存在持股比例限制為由否定委托投資協議的效力。

本案中，博智公司與鴻元公司簽訂的《委托投資及托管協議》、《協議書》，不僅包括雙方當事人關于委托投資的約定，還包括當事人之間關于股權歸屬以及股權托管的約定。根據雙方當事人關于股權歸屬以及股權托管的約定，鴻元公司的前身亞創公司系代博智公司持有股權而非自己享有股權。雖然上述協議均系雙方當事人真實意思表示，但由于股權歸屬關系應根據合法的投資行為依法律確定，不能由當事人自由約定，因此，盡管當事人約定雙方之間的關系是股權代持關系，也不能據此認定雙方之間的關系屬股權代持關系，而應認定雙方之間系委托投資合同關系。一審判決未能區分股權歸屬關系與委托投資關系，僅以雙方簽訂的《委托投資及托管協議》及《協議書》系雙方真實意思表示為由認定上述協議均有效，并據此認定博智公司作為案涉股權的實際出資人，享有所有者投資權益，而鴻元公司作為名義股東，系依約代博智公司行使股權，屬法律適用錯誤，也與鴻元公司一直以股東身份行使股權及相關權益的事實不符，應予糾正。

二、博智公司是否有權請求變更德仁公司、博智公司與鴻元公司簽訂的《股份及權益轉讓協議》并撤銷鴻元公司與德仁公司所訂《交易價款支付協議》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外商投資企業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一）》第十五條關于“實際投資者請求外商投資企業名義股東依據雙方約定履行相應義務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雙方未約定利益分配，實際投資者請求外商投資企業名義股東向其交付從外商投資企業獲得的收益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的規定，雖然本案所涉股權在轉讓給德仁公司之前應歸鴻元公司享有，但鴻元公司對博智公司負有合同上的義務，即鴻元公司應根據雙方所訂委托投資協議的約定將因投資所獲得的收益返還給博智公司。在新華人壽增資擴股的過程中，雖然鴻元公司未接受博智公司的指示將其所持有的股權及相關權益轉讓給鎮江康飛公司，但卻以股東身份自行出資認購了新華人壽的新股，因而并不存在相關權益喪失的緊急情況。至于博智公司擔心鴻元公司不依照雙方所訂委托投資協議將投資所得的收益返還給博智公司，并基于此種擔心而與鴻元公司、德仁公司簽訂《股份及權益轉讓協議》，系委托投資過程中委托人可能面臨的實際問題。由于鴻元公司作為受托人已經通過合法的投資行為獲得案涉股權，在新華人壽增資擴股過程中自然有權認購新股，并有權轉讓股權及相關權益；博智公司因不是股東而僅對鴻元公司享有合同上的權利，故不能以股東的身份行使權利。一審以鴻元公司濫用優勢地位迫使博智公司在意思表示不真實的情形簽訂《股份及權益轉讓協議》，從而使鴻元公司從依據該協議訂立的《交易價款支付協議》獲得了本應屬于博智公司的股權權益為由，認定鴻元公司的行為有悖誠信、公平原則，構成脅迫，并據此判決變更、撤銷鴻元公司與德仁公司簽訂的《交易價款支付協議》，系將博智公司面臨的被動局面錯誤地理解為博智公司受到脅迫，顯屬不當，應予糾正。

根據前述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外商投資企業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一）》第十五條的規定，博智公司與鴻元公司可以在《委托投資及托管協議》及《協議書》中就委托投資所獲得利潤如何進行分配進行約定，即使沒有約定，鴻元公司在負有將投資所得收益返還給博智公司之義務的同時，也應有權請求博智公司支付相關費用并有權獲得相應的報酬。本案中，博智公司與鴻元公司根據新華人壽的建議，采取將鴻元公司所持股權轉讓給德仁公司的方式來實現各自的權益，并最終簽訂了三個合同，即博智公司、鴻元公司與德仁公司簽訂的《股份及權益轉讓協議》、博智公司與德仁公司簽訂的《權益轉讓協議》以及鴻元公司與德仁公司簽訂的《交易價款支付協議》。上述協議是博智公司和鴻元公司為了實現各自的收益而與德仁公司達成的協議。此前鴻元公司未按照博智公司的指示將股份轉讓給鎮江康飛公司雖有不當，但不應影響上述協議的效力。博智公司并無充分證據證明其在簽訂上述協議過程中存在脅迫，因此一審判決以博智公司受到脅迫為由變更博智公司、鴻元公司與德仁公司所訂《股份及權益轉讓協議》并撤銷鴻元公司與德仁公司之間的《交易價款支付協議》，進而判決鴻元公司應向博智公司返還其所收到的人民幣7.02億元款項，系適用法律錯誤，應予糾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