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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始并興盛于唐代的新題樂府（新樂府），在經歷了“元白”時代之后，便演變為四種類型，即“即事類樂府”、“歌行類樂府”、“宮詞類樂府”、“竹枝類樂府”。在由唐而清的歷史長河中，“即事類樂府”的某些功能、特點等，不僅漸為“歌行類樂府”所替代，而且于明末清初之際消歇殆盡。“歌行類樂府”在宋、元、明三朝，名家輩出，佳作如林。“宮詞類樂府”與“竹枝類樂府”，則以參與創作的詩人之多，成果之眾，特色之鮮明，而構成了明清新樂府史上最為絢麗的兩道風景線。
文學史們一般認為，所謂“新樂府”即新題樂府，其肇始于唐代的盛、中唐之際。郭茂倩《樂府詩集》其收新樂府十一卷（卷九十至卷一○○），并認為：“新樂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以其辭實樂府，而未常披于聲，故曰新樂府也。”郭茂倩對新樂府的這種認識，是否符合唐代新題樂府的實際情況，這里不作討論，但就其所收錄之十一卷新樂府言，可知在郭茂倩看來，新樂府主要是由兩部分所構成的，即其一為“新題樂府”，一為“樂府雜題”，前者如白居易《新樂府》五十首等，后者則有溫庭筠《樂府倚曲》、陸龜蒙《樂府雜詠》等。而事實上，《樂府詩集》的這一分類并不科學，原因是興起于唐代的宮詞與竹枝詞等，均未為其所收錄、所分類。此外，僅就唐代而言，還有數以百計的“歌行樂府”，也沒有為收錄與分類。這一實況表明，興起于唐代的新樂府，在《樂府詩集》中是未得到應有之處理的。有鑒于此，本文特著眼于樂府詩史的角度，對新題樂府在由唐而清之歷朝歷代的發展與變化，以及導致新樂府興盛與消歇的原因等，作一具體考察與觀照。 1、樂府詩史上的新題樂府 新題樂府是樂府詩史上可與舊題樂府互為媲美的一種樂府詩品類。郭茂倩《樂府詩集》雖然收錄了唐代“新樂府辭”十一卷，但其只是唐代新題樂府的一個極少部分。比如李白，十一卷“新樂府辭”僅收錄了其7題17首詩，即《笑歌行》1首、《江夏行》1首、《橫江詞》6首、《靜夜思》1首、《黃葛篇》1首、《塞上曲》1首、《塞下曲》6首；如果將 “近代曲辭”所收錄之《清平調》3首、《宮中行樂詞》8首一并算上，其實際也只有9題28首。這一數量，與李白現所存見之新題樂府實況，差別甚大，因為李白現所存見的新題樂府，乃有104首之多[1]。又如王維，《樂府詩集》收錄了其《老將行》1首、《燕支行》1首、《桃源行》1首、《洛陽兒女行》1首、《扶南曲》5首、《渭城曲》1首、《昔昔鹽》1首、《伊州》1首、《陸州》1首、《昆侖子》1首、《思婦樂》1首、《戎渾》1首、《浣沙女》1首、《一片子》1首、《拍相府蓮》1首，凡15題19首（含 “近代曲辭”10首）。但王維新題樂府的實際數量，據拙著《王維新考論》之所考，總為83首，即《樂府詩集》少收錄了64首。這兩例足以表明，《樂府詩集》對于唐代新樂府的收錄，乃是極為有限的，因之，其不能作為對唐代新題樂府認識的依據，也就顯而易見。 而實際上，樂府詩史上的新題樂府，乃是由唐而清，數以萬計的，僅清代竹枝詞就有25000首的實況，即足以證實之。對于這些數以萬計的新題樂府，拙著《唐后樂府詩史》第一章，乃將其分為四種類型，即：即事類樂府、歌行類樂府、宮詞類樂府、竹枝類樂府。其中，后二類主要是繁榮與昌盛于明、清兩朝，且數量眾多，佳作迭出，而成為新題樂府發展的兩大方向。為便于認識，下面對這四類新題樂府略作述介如次： （一）即事類樂府。這類樂府詩，是新題樂府的代表，也即為詩人們直面社會現實的一種產物，故“即事名篇，無復依傍”（元稹《樂府古題序》），乃為其關鍵所在。在唐、宋、金、遼、元諸朝代的詩人中，不僅介入即事類樂府創作者眾多，而且名篇佳作也非少，如白居易《新樂府》50首、元稹《和李校書新題樂府》12首、王禹稱《感流亡》、蘇舜欽《田家詞》、梅堯臣《田家語》、范成大《臘月村田樂府》10首、歐陽修《食糟民》、劉兼《征婦怨》、方回《路傍草》等，便皆為其例。而“病時”（元稹）、“憂黎元”（杜甫）、“裨補時闕”（白居易）等，則為這類新題樂府最核心、也是最本質的特點。 （二）歌行類樂府。這類新題樂府又可分為兩種情況，即正格與變格。“正格”的歌行類樂府，即前人所言之“歌行樂府”或者“樂府歌行”，也即其詩題是以“歌”或者“行”結構的，如王維《燕支行》、王昌齡《從軍行》、李白《江夏行》、劉禹錫《淮陰行》、楊維楨《夢游滄海歌》等。而“變格”的歌行類樂府，則誠如胡震亨《唐音癸簽》所言，詩題是以“引”、“曲”、“謠”、“篇”、“嘆”等結構的[2]，如田錫《結交篇》、王郁《游子吟》、楊維楨《花游曲》（此系擬李賀的同題之作）等。這類樂府詩題材既廣，內容亦甚豐富，因而在詠寫對象方面，乃無所不包含。 （三）宮詞類樂府。宮詞類樂府以宮詞為主，兼及擬宮詞、香奩詞、宮中詞等，而為《樂府詩集》卷八十二所收錄之李白《宮中行樂詞》8首，則為其之濫觴。這類新題樂府以反映宮庭生活為主旨，因而具有高貴性、典雅性、史料性等特點，唐代以王建《宮詞》100首問世最早（此專指大型連章體宮詞），也最具有代表性。宮詞類樂府是樂府詩史上新題樂府的一方重鎮，故而由宋及清，不僅佳作連連，各種形式之宮詞應有盡有，而且所詠寫對象還可補正史之闕，如明代周定王朱橚《元宮詞》100首，即為具有代表性的一例。 （四）竹枝類樂府。這是樂府詩史上參與創作的詩人最多、成果數量唯一突破25000首的一類樂府詩。作為新題樂府，竹枝類樂府除竹枝詞外，還包舍一些柳枝詞、楊柳枝、竹枝子、竹歌，以及其題雖為古體詩題、形式則實為竹枝詞的作品，如黃遵憲《日本雜事詩》等。不獨如此，黃遵憲的《日本雜事詩》，還開創了“詩注合一”的竹枝詞之先例，且注釋之文字量乃數倍、甚至是十數倍于竹枝詞本文，因而在當時及其后產生了巨大影響。 最后還需言及的是，興盛與繁榮于元、明、清三朝的詠史樂府。就創作規模、作品數量、成果形式等方面言，詠史樂府是樂府詩史上唯一可與宮詞類樂府、竹枝類樂府媲美的三大類樂府詩之一，但其卻并不能稱之為新題樂府的一類，而此，也是拙著《唐后樂府詩史》自始至終都只稱其為“詠史樂府”而不稱“詠史類樂府”的關鍵性原因。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元、明、清三朝的詠史樂府，既有舊題，也有新題，如楊維楨著名的《鐵崖詠史》，即屬于交織著這兩類樂府題的代表作。《鐵崖詠史》凡八卷，是一部典型的詠史樂府集，其中既有如《梁父吟》、《長門怨》、《君馬黃》、《將進酒》這樣的舊題樂府，又有如《單父侯》、《蘆中人》、《大良造》、《天下士》這樣的新題樂府，因之，歸其于舊題樂府而不可能，歸其于新題樂府亦同樣不可能。正因此，拙著《唐后樂府詩史》即以“詠史樂府”目之。雖然，詠史樂府在其發展的過程中，新題乃明顯地多于舊題，但其卻仍然不能歸類于新題樂府，否則，存在于其中的那些舊題就很難言說清楚了。 二、新題與舊題之互為關聯 文學史著作或者高校教材，一般認為，唐代“新樂府運動”的發生與發展，乃存在著一種較為清晰的脈絡，即由元結而杜甫，再由杜甫而元稹、白居易，也就是說，元結的《系樂府》12首，為具有“病時”、“傷民”特點的新樂府之始。所謂“新樂府運動”之“新樂府”，所指其實就是上之所言的即事類樂府，而為郭茂倩《樂府詩集》所收錄的王維《老將行》，即正是這類新題樂府的代表作。所以，若溯新題樂府之源，王維《老將行》理應是在元結《系樂府》12首之前的。如果從樂府雜題的角度審視，則由隋入唐的謝偃《新曲》，就理所當然地成為了唐代新題樂府的第一詩，原因是《樂府詩集》將其編在十一卷“新樂府辭”之首。這樣看來，可知無論是就新題樂府以論，抑或是以樂府雜題而言，元結的《系樂府》12首都是不能稱為新樂府（即事類樂府）之始的。換言之，郭茂倩《樂府詩集》所收錄之“新樂府辭”表明，唐代“新樂府運動”并非肇始于元結的《系樂府》12首。 唐代的新題樂府創作，雖然曾演變為一場文學“運動”，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但當時參與的詩人卻并不多，而此，也是一些 “新樂府詩派”研究者，只是圍繞著元稹、白居易、張籍、李紳、王建、劉猛、李馀等人討生活的原因所在。所以，發生于中唐的這場“新樂府運動”，是并沒有對當時的舊題樂府形成沖擊之勢的，對此，郭茂倩《樂府詩集》所收約4500首舊題樂府唐人約占其半的實況[3]，又可為之佐證。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白居易、元稹、張籍、王建等人，雖然都是“新樂府詩派”的重要人物，但其卻都曾創作過數量不等的舊題樂府。以白居易為例，其集中即有《悲歌行》、《王昭君》、《反白頭吟》、《生別離》、《長安道》、《長相思》、《昭君怨》、《浩歌行》、《怨詩》、《短歌行》等舊題樂府，而《樂府詩集》所收元稹的舊題樂府，則有《出門行》、《冬白纻歌》、《估客樂》、《決絕詞》、《芳樹》、《俠客行》、《將進酒》、《董逃行》、《當來日大難》等。既為“新樂府運動”的重要詩人、且新樂府又曾為宋人大加稱道的張籍，亦創作了《少年行》、《出塞》、《白纻歌》、《朱鷺》、《江南曲》、《別鶴》、《車遙遙》、《宛轉行》等舊題樂府。這一實況的存在，所表明的是新題樂府雖然興盛于唐代，但唐代卻是一個舊題樂府多于新題樂府的文學時代。而自趙宋一代始，這種情況即大有改觀，因為這一時期詩人們對新題樂府的創作，于自覺與不自覺之中，使之成為了一種時尚、一種潮流。雖然如此，但宋代的新題樂府，卻并非是專指唐代“新樂府運動”的“新樂府”，也即那些“病時”、“傷民”與“憂黎元”之作，而是包含著上所述介之即事類樂府、歌行類樂府、宮詞類樂府、竹枝類樂府于其內。而此，即是宋代新樂府與唐代“新樂府運動”之“新樂府”的最大不同點。 宋代的新題樂府，由北宋而南宋，發展的勢頭雖然不如中唐元稹、白居易時期那樣迅猛，但形勢卻十分喜人。與唐代詩人有所不同的是，宋代詩人凡創作新題樂府者，集中一般都有數量不等的舊題樂府，即其大都是新題與舊題兼為，并使二者在各自發展的路途中相向而行，如梅堯臣、周紫芝、陸游等詩人之所為，即皆屬如此。《四庫全書》本《宛陵集》六十卷中，所收舊題樂府有《猛虎行》、《妾薄命》、《苦熱行》、《行路難》、《長歌行》、《哀王孫》[4]等，而新題樂府則有《田家語》、《醉翁吟》、《朝天行》、《春鶻謠、《鄴中行》、《花娘歌》、《一日曲》等，且二者數量基本相當。再如范成大《范石湖集》，其中既有組詩《臘月村頭樂府》（10首）等新題樂府，更有以舊題樂府《行路難》為壓卷之作者，這種情況在宋人別集中是很少見到的。而周紫芝《太倉稊米集》則又是一種情況。《太倉稊米集》共收樂府詩兩卷（卷一、卷二），詩凡120首，其中舊題樂府28首，新題樂府92首，且以即事類樂府與歌行類樂府為主。《太倉稊米集》中新題樂府幾倍于舊題樂府的實況，只有陸游等少許詩人可與之媲美。不獨如此，周紫芝還編有《古今詩家樂府》三十卷（已佚亡），首次收錄了宋代詩人的樂府詩，并對王觀、張耒的新樂府大力稱道，周紫芝之于新題樂府的創作與批評，僅此即可窺其一斑。而楊萬里、陸游、汪元量、方回等詩人，亦是這方面的一些代表人物。以陸游為例，中國書店版《陸游全集》中的八十五卷《劍南詩稿》，共收錄樂府詩271首，其中舊題樂府53首，新題樂府218首，后者幾倍于前者的實況，表明作為愛國詩人的陸游，對于樂府詩的創作，是既愛舊題樂府，更愛新題樂府的。而53首舊題樂府，亦皆屬以舊題寫今事、時事、新事者。 遼、金詩人的樂府詩，主要見于蔣祖怡等《全遼詩話》、陳衍《遼詩紀事》、元好問《中州集》與《元好問集》。這兩個朝代的樂府詩，有著一個共同的特點，即都是新題樂府多于舊題樂府，如遼代現存樂府詩24首，其中只有邢具瞻《出塞》一首為舊題，其余則全為新題，且以歌行類樂府為主。金代最具代表性的樂府詩人，有劉迎、蕭貢、雷琯、王郁、李獻甫、元好問6人，其中，雷琯的舊題樂府有《商歌》10首（金代詩人唯一無新題樂府者），王郁是舊題樂府（6首）多于新題樂府（四首），劉迎等四人則皆屬新題樂府多于舊題樂府。元好問現所存樂府詩共61首，除《步虛詞》3首、《長安少年行》、《戚夫人》為舊題樂府外，其余56首全為新題樂府，且多屬“病時”、“憂黎元”之作，如《南冠行》、《宛丘嘆》、《驅豬行》、《續小娘歌》10首等詩，因具有強烈的社會現實性與即時性，而多為時人與后人所稱道。相對于新題樂府而言，元好問的舊題樂府不僅數量少，而且在思想性、藝術性等方面，也較舊題樂府要遜色許多。遼、金兩朝的舊題樂府之所以明顯地不如新題樂府，度其原因，應與詩人們長期受北方游牧文化的影響大相關聯。 與宋、遼、金三代相比，元代的新題樂府則又特點別具，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以歌行類樂府、竹枝類樂府為主；其二即本為新題的大批樂府詩，卻被詩人們稱之為“古樂府”。元代的歌行類樂府，主要以“××歌”、“××行”（正格）為主，“××曲”、“××吟”等（變格）次之，且在題材內容方面，幾乎無所不包含，即如一些“即事名篇”者，也毫不例外。正因此，為元稹、白居易等人所稱道的“病時”、“傷民”之作，在元代幾乎全為歌行類樂府所替代，且多以“××歌”、“××行”兩種形式而為。若追根溯源，范成大《范石湖集》中的《催租行》、《后催租行》、《繅絲行》，周紫芝《太倉稊米集》中的《秣陵行》、《魔軍行》等詩，即已肇其始。元代詩人正是在此基礎上，于不斷地藝術實踐中，逐漸以歌行類樂府替代了即事類樂府，而此，也是元代即事類樂府甚少、歌行類樂府多與“憂黎元”相關聯的原因所在。 元代詩人將本為新題樂府的樂府詩稱之為“古樂府”者，楊維楨則是一位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楊維楨現存古樂府1227首，以《鐵崖古樂府》所收之作最為著名，其所謂“古樂府”者，主要包含著兩種情況：一為舊題，如《履霜操》、《別鶴操》、《雉朝飛》、《公無渡河》等；一屬新題，如《鴻門會》、《吳溝行》、《平原君》、《春申君》、《鹽商行》等。新題與舊題的互為交融，使得一部《鐵崖古樂府》成為了時人爭相仿效的高標，而“鐵崖樂府派”也即因此而產生。《鐵崖古樂府》中的一些專寫今事、時事、新事的新題“古樂府”，因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而成為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新古樂府”。這雖然是一種“楊維楨式”的“古樂府”，實則源自于元稹對劉猛、李馀“樂府古題”之作的唱和，因為元稹在這組“唱和樂府詩”中，“古題”與新題均有，且大都以寫今事、時事、新事為主。所以，楊維楨《鐵崖古樂府》的問世，既是舊題樂府在元代中、后期演變的一種標志，又是新題樂府變革于這一時期的最充分反映，而或彼或此，所表明的是二者在發展過程中的一種相互滲透與交融。 3、兩類新樂府的異軍突起 這里所說的“兩類新樂府”，主要指的是竹枝類樂府與宮詞類樂府，這兩類新題樂府雖然皆源起于有唐一代，但其之繁榮昌盛、蔚為大觀者，實則皆在唐代之后。據統計，竹枝詞在唐代僅有7人30首，宋代為17人129首，元代則為152人483首，三者共計176人642首。元代的竹枝類樂府的創作，以楊維楨的“西湖竹枝詞酬唱”最具代表性，當時參與酬唱的詩人，乃有“數百人”之多，楊維楨后來則將其編為一集，并直接取名為《西湖竹枝詞》，凡收詩184首。而值得注意的是，楊維楨除《西湖竹枝詞》9首外，另有《吳下竹枝詞》7首、《海鄉竹枝詞》4首，凡整20首，皆編入其《鐵崖古樂府》。本屬新題樂府的20首竹枝詞，全被編入了《鐵崖古樂府》，這便是楊維楨“新古樂府”的真面目。以楊維楨為代表的“西湖竹枝酬唱”，在當時不僅盛況空前，而且直接影響著明初詩人們對竹枝類樂府的創作。明代參與竹枝詞創作的詩人，現已知者有307人，竹枝詞則為1858首[15]，這一數量，幾乎是唐、宋、元三朝總數（642首）的兩倍，明代竹枝類樂府之創作概貌，藉此可見一斑。 而清代詩人之于竹枝類樂府的創作，則較明代詩人更甚。據統計，清代已知的各類竹枝詞（含柳枝詞、楊柳枝等），乃有22000首，其數量之多，幾為唐（30首）、宋（129首）、元（483首）、明（1858首）總數的（2500）近10倍。此則表明，有清一代的竹枝類樂府，成為了樂府詩史上一座永遠無可替代的文學顛峰，而唐、宋、元、明、清五朝25000首竹枝詞的總數[6]，則又充分反映了竹枝類樂府在樂府詩史上所占地位的重要性。凡此，均是新題樂府在唐以后繁榮昌盛的標志。25000首竹枝類樂府，要而言之，主要呈現出了如下一些值得注意的特點，且均屬絕無僅有者。具體為： 其一、參與創作的詩人眾多，作者數量無可相比。在由“前樂府”而清末樂府的三千年歷史長河中，其間究竟有多少樂府詩，這是一個誰也無法回答的問題，原因是迄今為此，并沒有一部這樣的樂府詩總集問世。若以郭茂倩《樂府詩集》所收詩5290首為基點推之，則由唐而清的25000首竹枝詞，乃為歷代舊題樂府與新題樂府均無法相比者，而居新題樂府第二的宮詞類樂府，其已知的數量也只有8000首左右，所以，竹枝類樂府這一已知數量，為各類樂府詩之最多者，也就自不待言。而作品數量的眾多，自然也就意味參與創作的詩人之眾多。 其二，題材豐富，內容廣泛。這一特點又具體表現在四個方面：（1）地域廣闊的全國性竹枝詞。僅就竹枝詞詩題所涉之地名言，其由東到西，由南到北，乃應有盡有，如沈周《太湖竹枝歌》、唐之淳《揚州竹枝詞》、沐璘《滇池竹枝詞》、李東陽《長沙竹枝歌》、田汝成《廣州竹枝詞》、曹學佺《夔府竹枝詞》、錢秉鐙《南海竹枝詞》等。（2）數以千計的海外竹枝詞。這是竹枝類樂府有別于其類別樂府詩最鮮明的一個特點，如上舉黃遵憲《日本雜事詩》，以及潘飛聲《柏林竹枝詞》、板葰《朝鮮竹枝詞》、王芝《緬甸竹枝詞》、局中門外漢《倫敦竹枝詞》等，即皆屬此類。（3）描寫少數民族風情的竹枝詞。如錢琦《臺灣竹枝詞》對臺灣高山族等民俗的描寫，畢沅《紅苗竹枝詞》對不為世人所知的紅苗族風情的勾勒，李我《鄂倫春竹枝詞》對鄂倫春人日常生活的寫照，林則徐《回疆竹枝詞》對新疆維族文化的介紹等，均為這方面之佳構。（4）以大型連章體組詩為主。這一特點以明、清兩朝的竹枝詞為主，如徐之瑞《西湖竹枝詞》》100首、郝璧《廣陵竹枝詞》100首、潘乃光《海外竹枝詞》100首、黃遵憲《日本雜事詩》201首等。 其三，開創了“詩注合一”的新形式。這一特點以清代的竹枝類樂府尤為明顯。清代竹枝詞，無論是對少數民族風情的描寫，抑或于海外諸國歷史文化的介紹，作者們一般都附有數十字甚或近千字的注釋，以便于讀者對詩中之所述所寫的認識與把握，且引證富贍，如黃遵憲《日本雜事詩》即為這方面之代表作。《日本雜事詩》由上、下兩卷組成，上卷81首，下卷120首，作者于每卷中的每一首詩，均進行了極詳細之注釋（特別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相關者），合則可視為一部“日本文化簡史”，或者“中日文化交流史”。 新題樂府中的另一“異軍”， 是指源起于唐代、興盛于宋代的宮詞類樂府。宋代的宮詞類樂府，主要以描寫、記錄宮中生活為能事，如宋徽宗的《宮詞》300首，即為具有代表性的一例。宮詞類樂府在發展的過程中，與其它類型的樂府詩一樣，也產生了諸多變化，其中最主要者，是為詩人們目之為一種新形式的“詠史”樂府，因而也就出現了《全史宮詞》這樣的詩題。《全史宮詞》之“全史”，誠如孫樗《余墨偶談》之所言，是“上自軒轅，下到勝國，凡有系于宮壺者，悉采輯之，洵為宮詞之大備。”《全史宮詞》凡二十卷，刊行于清德宗光緒十八年（1892年），作者史夢蘭。其初編“共得宮詞千五百余”，后又作補遺479首，二者合計凡整2000首，而成為了樂府詩史上唯一的一組特大型宮詞之作。 在由唐而清的新樂府發展史上，自中唐王建《宮詞》100首始，大型連章體宮詞即先后問世，如宋代除宋徽宗《宮詞》300首外，另有花蕊夫人、宋白、王珪、張仲庠、周彥質、王仲修等人，都先后創作了《宮詞》100首，并被后人編成《十家宮詞》而傳世[7]。明、清時期的宮詞，亦以大型連章體為主，如寧獻王朱權《宮詞》107首、周定王朱橚《元宮詞》100首、蜀成王朱讓栩《擬古宮詞》100首（以上明代），楊鼎昌《漢魏宮詞》500余首、吳養原《東周宮詞》300首、張鑒《古宮詞》300首、沈欽韓《金元宮詞》200首、夏仁虎《清宮詞》200首、王譽昌《崇禎宮詞》186首、陸長春《遼金元宮詞》180首、高樹《金鑾鎖記》137首、吳閬《十國宮詞》120首、魏程博《清宮詞》101首、劉芑川《開天宮詞》100首、吳省蘭《五代宮詞》100首（以上清代）等。這些大型連章體宮詞類樂府的先后推出，與竹枝類樂府遙相呼應，構成了新樂府史上最為絢麗的兩道風景線。 由于竹枝類樂府與宮詞類樂府皆為四句一首的“七言絕句式”，故其均可配樂傳唱。對于宮詞類樂府可配樂傳唱者，宋白《宮詞并序》之“援筆一唱”，已曾明言之；而竹枝類樂府之可配樂傳唱者，本武孟《竹枝歌》其一之“阿郞貪唱竹枝歌”，王士祿《西湖竹枝詞》其二十之“明月滿船歌竹枝”等，亦已曾明言之。而此，即成為了這兩類新題樂府在其史的王國里繁榮昌盛的一個重要原因。 4、消歇殆盡的即事類樂府 如上所言，新題樂府中的即事類樂府，即文學史家們所稱道的“新樂府運動”之“新樂府”，其最大的特點就是“即事名篇”，并因“病時”、“傷民”而可“裨補時闕”，所以，這類新題樂府在中、晚唐時期多為詩人們所雅好。入宋，這類新題樂府不僅深受詩人們所喜愛，而且還推出了一系列優秀之作，如梅堯臣《田家語》、范成大《臘月村頭樂府》12首、周紫芝《魔軍行》、楊萬里《圩丁詞》10解、元好問《驅豬行》等，即皆此類樂府詩中的佼佼者。而楊維楨《鹽商行》、《鹽車重》二詩，雖以“鹽”為詠寫對象，但于朝廷有關“檢制”與“立法”方面所存在的問題，以及地方職守的丑惡行徑等，均進行了深刻批判與揭露。如《鹽車行》寫一位“本是賤家子”出身的商人，因私販官鹽而成為了當地的暴發戶，以至于“人生不愿萬戶侯，但愿鹽利淮西頭。人生不愿萬金宅，但愿鹽商千料舶”。面對著當時人們的這種扭曲的社會觀念，在當時作為令的楊維楨，不由得深為嘆惜：“如何后世深立法，史與鹽商成富媼。”《鹽車重》一詩，則主要是對地方官吏通過“官鉈私稱”等卑劣手段，對鹽民們層層盤剝之丑惡行徑的揭露。在這兩首“鹽”詩中，由于作者所批判的矛頭均直指官方，因而具有很強的社會現實性與鮮明的時代特色。 類似于楊維楨兩首“鹽”詩的例子，在唐以后的即事類樂府中，還有很多很多。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即事類樂府的外在形式卻顯示出了一個共同點，即其詩題幾乎皆為“××歌”、“××行”結構，或者為“××嘆”、“××篇”、“××曲”等結構，如蘇軾《秧馬歌》、王安石《食黍行》、周紫芝《秋霖嘆》、陸游《征婦怨》、方回《種稗嘆》、元好問《驅豬行》、馬常祖《室婦嘆》等，即皆屬如此。然而著眼于新題樂府的類別言，蘇軾《秧馬歌》、王安石《食黍行》、周紫芝《秋霖嘆》等，乃皆屬于歌行類樂府。這一實況所表明的是，在新題樂府的發展過程中，具有“病時”、“傷民”等特點的即事類樂府，已逐漸為歌行類樂府所替代。換言之，歌行類樂府在其發展的歷史長河里，不僅于其形式產生了漸變，即如上所言之正格與變格，而且還擴大了其題材的表現領域，增強了作品“病時”、“傷民”的思想性，并使之在即時性方面得以更進一步升華。這其實是創作歌行類樂府的詩人們，在不斷藝術實踐中所獲得的一份碩果。正因此，即時類樂府在明、清兩朝即很少出現，或者說，凡與“病時”、“傷民”等社會性題材相關之樂府詩，幾乎皆屬于歌行類樂府。這便是明、清兩朝即事類樂府的一種實況。 作為新題樂府的類別之一，即時類樂府因元稹、白居易所特定的“新樂府”而始[20]，且在當時因響應者眾而影響巨大。但其在由唐而元的行進途中，卻因歌行類樂府之使然，而呈現出了一種衰落、消歇的狀態，以致最終為歌行類樂府所替代。而此，也是元末及明、清兩朝很少有即事類樂府的原因所在。而正是因此之故，才致使詠史樂府、宮詞類樂府、竹枝類樂府成為了這一時期新題樂府的三大主流。 注釋： [1]李白現所存見之樂府詩，除去偽作，共有238首，其中，舊題樂府為134首，新題樂府為104首，具體參見拙著《中國樂府詩批評史》第五章第二節，武漢大學2017年版，第169—183頁。 [2]胡震亨《唐音癸簽》卷一《體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頁。 [3]據筆者手工統計可知，《樂府詩集》共收詩約5300首，其中“新樂府辭”425首，“近代曲辭”337首，二者合計為762首，其余即舊題樂府，約4500首，其中屬唐人之作者，占其半左右，此一數據雖不夠準確，但可供參考，特此說明。 [4]《哀王孫》為杜甫詩，郭茂倩《樂府詩集》卷九十二歸類于“新樂府辭”，梅堯臣仍以之為題創作者，表明此詩乃為一首擬樂府。而自宋人始，多有擬唐人之樂府新題者，如楊維楨《鐵崖古樂府》之《李夫人》（白居易）、《麗人行》（杜甫）、《花游曲（李賀）等，即皆為其例。 [5]此處所言唐、宋、元、明四朝之竹枝詞數量，具體參見拙著《唐后樂府詩史》第六章第三節，黃山書社2010年版，第299—300頁。 [6]《十家宮詞》之“十家”，分別為宋徽宗、宋白、王建、花蕊夫人、王珪、胡偉、和凝、張公癢、王仲修、周彥質，其中，王建為唐人，和凝為五代人，余則全為宋人，胡傳《宮詞》一卷為集句。此書編者不詳，有《叢書集成初編》本等。 （原載《中國文化論壇》2019年3期） 本文系網易新聞·網易號“各有態度”特色內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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