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奪情事件看張居正對權位的貪戀

張居正在父喪期間為何可以不用丁憂守制，仍然把握著內閣大權，這其中是否有著貪戀權位的事實？別急，聽小土豆慢慢說來。

實施新政的過程中，張居正的父親突然去世

張居正的父親張文明，在科舉考試的道路上一直不順，連考七次鄉試，都名落孫山，也就是在20歲那年補了個府學生，后來，兒子張居正成為內閣首輔，父以子貴，這做父親的身份自然也就和以前有天壤之別了。在萬歷五年，74歲的張文明患病，張居正本想請假回家探望父親，恰巧遇上宮中籌備皇上大婚，身為內閣首輔，他自然是無法脫身的，只能等皇上大婚以后再告假了。

張居正思來想去，想向皇帝告假一月，回家看望老人，又想到自己如今身負重任，請假一事實在難以啟齒，心里常常惦記著這件事，身子也就漸漸的消瘦下來，神宗皇帝注意到張居正面容清瘦，便問侍從原因，左右侍從說張居正是因為思念家中二老才導致這樣的。于是神宗賞賜并手諭張文明，說明這是“朕至先生父母”的心意（先生即張居正），張居正的老爹收到皇帝的賞賜，感動的五體投地，向使者再三跪拜的說“臣文明無以為報，愿藉手臣子以報陛下”。張居正看到皇帝如此對待他，越發的不敢提出回家探親的事。

但是張居正始終放心不下，就寫信給他叔叔，想把二老接到京城來住，豈料張文明不同意，為了解決兒子的后顧之憂，張文明每天要家童抬著轎子，帶上美酒，協同幾個老人游玩于山水之間，假裝自己很強健，表示自己沒有病。張居正的朋友從江陵趕到京城，總是告訴張居正他父親身體無恙的消息。不料某日清晨登王桀樓，冒著霜露睡覺而得病，不久便去世了。

按照朝廷舊例，不允許奪情起復

按照當時官僚的“丁憂”制度,承重祖父母及嫡親父母喪事,以聞喪月日為始,不計國月的二十七個月,須在家丁憂。服喪期滿后再出來視事,謂之起復。

但也有特例,宣德元年(1426年)正月,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金幼孜(名善,以字行,號退暗,江西新人)母死丁憂,宣宗下詔起復。宣德四年八月,內閣大學士楊溥(字弘濟,湖廣石首人)以母喪丁憂離職,隨即起復。成化二年(1466年)三月,內閣大學士李賢(字原德,河南鄧州人)遭父喪,憲宗下詔起復,三辭不許。這些都是丁憂奪情的先例。

但是,這樣做并不符合明代的典章制度:“國初令,百官聞喪,不待報即去官。后京官有勘合,在外官有引,起復有程限,奪喪、短喪匿喪有禁,視昔加嚴云。”對于官僚匿喪者,正統七年(1442年)有令:“俱發原籍為民”;正統十二年又有令:“內外大小官員丁憂者,不許保奏奪情起復”。可見按照祖宗舊制,官員丁憂,不許奪情起復,所以內閣的輔臣呂調陽、張四維援引前朝金幼孜、李賢、楊溥的特例,希望皇上奪情。

當時內閣雖然有三位輔臣,但大權集中在張居正一人手中,一旦他離職二十七個月,呂調陽、張四維恐怕難以收拾殘局。

加上萬歷皇帝本人覺得朝廷一日不能沒有張居正，不愿意讓他回老家丁憂，更不愿意讓新政就這樣中途夭折。所以在接到呂調陽和張四維的奏疏后，立刻下旨挽留張居正。可是張居正還是向皇帝說明自己要回家丁憂的愿望，于是萬歷皇帝又寫了好幾封手諭給張居正，情深意切，感人肺腑，就是為了把張居正留下來。

其實，張居正目前大權在握，新政正在展開，他并不想真的丁憂守制，離開政壇，但是又礙于祖宗舊制和倫理綱常，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于是，他便和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迅速做了一番謀劃，借助萬歷皇帝的力量使張居正可以成功留下來。

三次上疏乞恩守制，奪情成功

馮保和張居正可是耍的一手好戲，馮保要萬歷皇帝一而再、再而三的下旨挽留首輔張居正，而張居正為了掩人耳目，也一而再、再而三的上疏乞求回老家丁憂守制。

第一次上疏乞恩守制，是為了表示他對皇帝“奪情”的反應，奏疏是這樣寫的：

“臣在憂苦之中，一聞命下,驚惶無措。臣聞非常之恩者,宜有非常之報。夫非常者,非常理之所能拘也。”

這其中,話里有話,他強調了“非常”一語,及“非常理之所能拘”一句,用在此處委實有點牽強附會,只是為下文作鋪墊罷了:“如皇上之于臣,若是之懇篤者,此所謂非常之恩也。臣于此時,舉其草芥賤軀,摩頂放踵,粉為微塵,猶不足以仰答于萬一;又何暇顧旁人之非議,徇匹夫之小節,而拘拘于常理之內乎!”

由于張居正的本意是希望皇上“奪情”,但是又不得不按慣例向皇上乞恩“守制”,所以這篇《乞恩守制疏》寫得頗費周章。一方面乞恩守制，另一方面卻暗地里讓皇帝打破常理，一句“何暇顧旁人之非議,徇匹夫之小節,”這分明就是向皇帝表明自己的決心，如果皇上堅持“奪情”，他是可以不顧倫理綱常和祖宗舊制，可以堅守崗位的。

皇帝本就不愿意張居正回家丁憂，他給的批示也很明確，

:“朕沖年垂拱仰成,頃刻離卿不得,安能遠待三年!且卿身系社稷安危,又豈金革之事可比。其強抑哀情,勉遵前旨,以副我皇考委托之重,毋得固辭。”

張居正再次上疏乞恩守制:

“臣于國家,糞土草芥之臣耳。先帝不知臣不肖,臨終托臣以大事,叮嚀付囑,言猶在耳。中道而背之，雖施于交友，然且不可，乃敢以此事吾君父，而自蹈于誅夷之罪乎!”

雖然是“乞恩守制”,流露出來的仍是不忍離去之意。神宗當天批復,仍堅持成命:

“連日不得卿面,朕心如有所失。七七之期猶以為遠,矧曰三年!卿平日所言,朕無一不從,今日此事卻望卿從朕,毋得再有所陳。”張居正的請求再次被皇帝拒絕了。

張居正第三次上疏乞恩守制，神宗仍不同意,當天下旨:

“朕為天下留卿豈不軫卿迫切至情,忍相違拒。但今日卿實不可離朕左右。著司禮監差隨堂官一員,同卿子編修嗣修馳驛前去營葬卿父,完日即迎卿母來京侍養,用全孝思。”

同時又派司禮監太監帶去親筆敕諭一道,除了重申挽留之意,還告訴他,已決定差譴司禮監隨堂太監隨同其子一起赴江陵安排喪事,并迎接其母來京。

既然皇上再三挽留,并作了妥善安排,張居正便順水推舟,不再堅持乞恩守制，而向皇帝提出了“在官守制”的折中方案。又為了表明自己的虔誠之心，特地辭去俸祿，皇帝過意不去，又下旨賞了他好多東西。所得之數，已經遠遠超過了他原先的俸祿。皇帝就是以這種方式表明了他對張居正“在官守制”的全力支持。

就這樣，奪情成功，張居正仍然大權在握。

張居正不愧是內閣首輔，在衡量了新政與丁憂守制的輕重之后，毅然冒天下之大不韙，策劃了“奪情之局”，并堅持到底，毫不退讓。他的手段顯示了他對各種謗議在所不顧，卻也透露了他對權位貪戀的事實。